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为何变形？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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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日夜晚很好地写过一阵之后——我本来可以写个通宵，写到第二天白天、晚上，再写到第三天，然后飞逝而去，毫无疑问，今天我原本也是可以写得很好的——紧随昨天写的十页之后，又几乎一气呵成地写完了一页——但为了下面的理由我不得不搁笔：我妹夫，这位工厂管理者出差去了，需要十至十四天，而我陶醉在幸福之中，对此几乎毫无觉察。由于他不在，这段时间工厂就等于交给了那位仁慈的工头，并且，此时此刻没有任何投资者不怀疑那里正在进行着某种最可恨的欺诈活动，更不用说像我父亲那样神经质的人了。我自己对此也有同感，虽然不那么担心钱的问题，而只担心那里的单调乏味，并感到良心不安。无论如何，在我的想象中，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观察者，都能看出我父亲恐惧的理由，尽管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能忘记，我最终也没有看出，为什么我妹夫不在时，那个德意志帝国的工头，他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比妹夫高明千万倍，怎么就不能运用他那有效的手法将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呢?毕竟，我们是人，不是贼……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了她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了指责我应对父亲的痛苦和疾病负责外，又把妹夫离开和工厂无人看管这一新理由端了出来，而我最小的妹妹通常总是站在我一边，这次也离我而去……，我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大家入睡以后从窗口跳出去；要么在以后的两周内每天去工厂，去妹夫的办公室……，我没有跳窗，诱惑我写这封诀别信的力量也并不太强……，同时我也想到，比起我继续活下去，我的死亡对中断我的写作更具有决定性意义。(17)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她立刻就回信说：“我刚刚收到您的信，从我颤抖的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的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18)
没有理由怀疑朱丽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她首先要忠诚的，总是她的丈夫。同时，她的确爱她的儿子，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并且对于他是谁以及他是什么，也没有深入的理解。她一边让丈夫相信他们的儿子这时候正在工厂里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一边又悄悄地雇用女婿的弟弟来从事这一工作。这一安排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一九一四年，卡尔的弟弟保尔·赫尔曼正式成为了这里的合作者为止。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原材料的缺乏，产品的积压，一九一七年十月公司正式宣告破产。卡夫卡管理者生涯也随之结束，虽然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因此，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做是“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到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19)总之，由石棉厂引发的危机一个月后给卡夫卡提供了创作《变形记》的“动机和灵感”，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当地表达自己的孤独、愤懑、焦虑和矛盾心情的方式。
三、恋爱与友谊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刚刚认识女友菲丽斯不久，正处在热恋之中，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三日晚上，卡夫卡在布罗德家里认识了菲丽斯。九月二十日他给菲丽斯写了第一封信，两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并将这篇小说题献给菲丽斯。八天后他收到了菲丽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丽斯写了一封长信。在两个礼拜没有收到菲丽斯的回信后，卡夫卡变得狂躁起来，十月十三日他又给菲丽斯写了封信。一周后菲丽斯那里有了回音。在此后的六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每天给菲丽斯写两至三封信。据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灵感就产生于“某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丽斯的信便决不起床的时候”(20)。
菲丽斯认识卡夫卡时是柏林一家公司的速记员兼打字员，二十四岁。她头脑清醒，开朗大方，具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而这些则正是卡夫卡所缺乏的。卡夫卡与菲丽斯有过长达五年的恋爱，在此期间卡夫卡给菲丽斯写了五百多封信，这些信常常被认为是卡夫卡惟一完成了的、最长的小说。五年来，卡夫卡与菲丽斯恋爱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一种模式：一旦她退缩，他就责骂自己，进入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玩起自杀或疯狂的游戏；一旦她被书信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热情所折服，害怕他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让自己沉溺在结婚及其相关事宜中，甚至合乎实际地采取某种适当的步骤，他便在一种彻底的恐惧中逃逸，将自己包裹在软弱和疾病之中，乞灵于他的职责的禁欲主义要求，完全臣服于文学事业，扔掉所有他认为无法跨越的障碍物。这种循环往复的悲剧的最悲哀之处，就其对卡夫卡的影响而言，至少是激情和恐惧具有同等的创造力和同样的破坏性。这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并不亚于那种面对枪口的恐惧。
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既渴望结婚又惧怕结婚的矛盾心理：“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为其生活，我绝望得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21)格里高尔是一个单身汉，他曾认识“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她求过爱”，她却对他“冷冷冰冰”，他们的婚姻无果而终。最后，格里高尔通过变形彻底逃避了自己结婚的责任和义务。
卡夫卡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略韦，“只须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污蔑、丑化。比如像意第绪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22)略韦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之间有过同性恋的关系。卡夫卡在略韦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与略韦的认识与交往就在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十月一个意第绪演出剧团来到了布拉格，略韦是这个剧团的导演、创办人和主要演员。略韦当时二十四岁，比卡夫卡小四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作了许多卡夫卡做梦都想做的事。一八八七年生于华沙，成为绝对正统的查西迪教派家庭中的一员，十七岁时他同父母决裂，逃往巴黎，在做苦力的同时，业余兼作意第绪剧演员，一九零七年首次参加了一个专业巡回演出剧团，走遍了西欧和东欧的主要犹太人居住区。一九一二年，由于波希米亚地区严重的金融危机，略韦定居柏林，但还定期去布拉格，与他的朋友保持着联系。一九一三年他从维也纳写信给卡夫卡说，“您是唯一对我好的人，是唯一一个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23)卡夫卡对这位经历丰富、性情冲动而又温和的人物非常迷恋，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去看略韦，他甚至请略韦到家里来，这使得卡夫卡的父亲非常恼怒。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略韦时甚至说，“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虫。”这句话给卡夫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