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真实的谎言

作者:张英芳 李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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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爱得很安静,也许他们是不作兴海誓山盟的那一类,经历了很多事情了,都不天真了。往往是晚饭后,如果天不很冷的话,他们就出去走走,我母亲打趣道,还轧马路,怎么跟年轻人似的。他们就笑笑,女人把围巾挂在大老郑的脖子上,又把他的衣领立起来。有时候他们也会带上老四,老四在院子外玩陀螺,他一边抽着陀螺,一边就跟他们走远了。
  或有碰上他们不出去的,我们两家依旧是要聊聊天的,说一说天气,饭食,时政。老二倚在门口,说了一句笑话,我们便“喷”的一声笑了,也是赶巧了,这时候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清亮的笛声,试探性的,断断续续的。女人说,老三又在吹笛子了。我们便屏住了声息,老三吹得不很熟练,然而听得出来,这是一曲忧伤的调子,在寒夜的上空,像云雾一样静静地升起来了。
  我家的院子似乎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甚至比从前还要好的。一个有月亮光的晚上,人们寒缩,久长,温暖。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知道另一间屋子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织毛线衣,猫蜷在她脚下睡着了。冬夜是如此清冷,然而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岁月悠长的东西,这东西是安稳,齐整,像冬天里人嘴里哈出来的一口热气,虽然它不久就要冷了,可是那一瞬间,它在着。
  她坐在哪儿,哪儿就有小火炉的暖香,烘烘的木的气味,整间屋子地弥漫着,然而我们真的要睡了。
  有一阵子,我母亲很为他们忧虑,她说,这一对露水夫妻,好成这样子,总得有个结果吧!然而他们却不像有“结果”的样子,看上去,他们是把一天当做一生来过的,所以很沉着,一点都不着急。冬天的午后,我们照例是要午睡的,这一对却坐在门檐里,男人在削竹片,女人搬个矮凳坐在他身后,她把毛线团高高地举起来,逗猫玩。猫爬到她身上去了,她跳起来,一路小跑着,且回头“喵喵”地叫唤着,笑着。
  这时候,她身上的孩子气就出来了,非常生动的,俏皮的,像一个可爱的姑娘。她年纪并不大,顶多有二十七八岁吧。有时候她把眼睛抬一抬,眼风里是有那么一点活泼的东西的。背着许多人,她在大老郑面前,未尝就不是个活色生香的女人。
  逢着这时候,大老郑是会笑的,他看她的眼神很奇怪,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又是一个长者对孩子的,他说,你就不能安静会儿?
  她重新踅回来坐在他身后,或许是拿手指戳他的腰。他回过头来笑道,你干什么?她说,没干什么。他们不时地总要打量上几眼,笑笑,不说什么,又埋头干活了。看得多了,她就会说,你傻不傻?大老郑笑道,傻。
  这时候,轮着他做小孩子了,她像个长者。
  
  三
  
  第二年春天,院子里来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大约有四十来岁吧,一身乡下人的打扮,穿着藏青裤子,解放鞋。许是早春时节,天嫌冷了些,他的对襟棉袄还未脱身,袖口又短,穿在身上使他整个人变得寒缩,紧张。
  按说,我们也算是见过一些乡下人的,有的甚至比他穿得还要随便,不讲究的,但没有像他这样邋遢、落伍的……他又是一副浑然无知的样子,看上去既愚钝又迂腐,像对一切都要服从,都能妥协的。那些年,我们这里的乡下人也多有活络的,部分时髦人物甚至胆敢到城里来做买卖的,开口闭口就谈钱,经济、回扣,十足见过世面的样子。可这个男人不是,看得出来,他是属于土地的,他固守在那里,摆弄摆弄庄稼……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进城吧。
  他像是要找人的样子,有点怯生生的,先是站在我家院门外略张了张,待进不进的。手里又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不时地朝门牌上对照着。那天是星期天,院子里没什么人,吃完了午饭,大老郑携女人逛街去了,其余的人,或有出去办事的,到澡堂洗澡的,串门的……因此只剩下我和母亲在太阳底下闲坐着,老四和我弟弟伏在地上打玻璃球。
  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生涩地笑着,瑟缩而谦卑,仿佛怕得罪谁似的。我母亲因勾头问道,你找谁?他低下头,微微弯着身子,把手抄进衣袖里说道,我来找我的女人。我母亲说,你女人叫什么?并向他招招手,他满怀感激地就进来了,轻声说了一个名字,我母亲扭头看了我一眼,噢了一声。
  他要找的是大老郑的女人,这就是说,他是女人的前夫了?
  我们再也不会想到,这辈子会见到女人的前夫,因此都细细地打量起他来。他长得还算结实,一张红膛脸,五官怕比大老郑还要精致些,只是肤质粗糙,明显能看出风吹日晒的痕迹,那痕迹里有尘土,暴阳,田间劳作的种种辛苦……也不知为什么,这乡下人身上的辛苦是如此多而且沉重,仿佛我们就看见似的,其实也没有。
  他一个人站在我家的院子里,孤零零的,显得那样的小,而且苍茫。春天的太阳底下,我们吃饱了饭,温暖,麻木,昏沉,然而看见他,心却一凛,陡地醒过来了。我母亲说,要么,你就等等?他笑笑。我母亲示意我进屋搬个凳子出来,等我把凳子搬出来时,他已贴着墙壁蹲下了,从怀里取出烟斗,在水泥地上磕了磕。
  毋庸讳言,我们对他是有一点好奇的。就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找女人,是想重修旧好吗?他们现在还有密切的联系吗?他们又是怎么离的婚?我们对女人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只知道她的好,他也是好的……可是两个好人,怎么就不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呢?
  起先,他是很拘谨的,不太说什么。可是也就一袋烟的工夫,他就和我母亲聊上了。原来,他是极爱说话的,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沉稳又活泼的声色,使我们稍稍有些惊诧,又觉得他是可爱的。他说起田里的收成,他家的一头母猪和五头小猪,屋后的树……总之加起来,扣除税和村上的提留,他一年也能挣个几百块钱呢!不过,他又叹道,也没用处,这几百块钱得分开八瓣子用,买化肥和农药,孩子的书学费,他寡母的医药费……所以,手里不但落不下什么钱,反倒欠了些债。
  我母亲说,这如何是好呢?
  他没有答话,把手伸进腋窝里挠了几下,拿出来嗅嗅,就又说起他们村上,有两家万元户的,他们凭什么?不就因着手里有点余钱,承包个果园,鱼塘……他哼了一声,看得出有点不屑了。他们丢了田,他咕哝道,天要罚的。他说这话时有一种平静的声气,很忧伤,而且悲苦。
  我母亲打趣道,依我看,你要解放思路,那田不种也罢。
  他打量了我母亲一眼,瓮声瓮气说道,种田好。
  我母亲笑道,怎么好了?种田你就当不上万元户。
  他的脸都涨红了,急忙申辩道,种田踏实。自从盘古开天以来,哪有农民不种田的。你倒跟我说说!也就是这些年——可这些年怎么了,他一下子又说不出来了——再说,我不当万元户,也照样有饭吃,有衣穿,也能住上新瓦房。不过——他想了想,把手肘压在膝盖上,突然羞涩地笑了。他承认道,造瓦房的钱主要是女人的,她在城里当干部,每月总能挣个三四百,够得上他半年的收入了。
  我们都愣了一下,我母亲疑惑道,当干部?当什么干部?我一个月都挣不了三四百,问问这城里,除了做生意的——再说,不是离婚了吗?
  离婚?他扶着膝盖站起来了,睁大眼睛说道,你听谁说的?
  看他那眉目神情,我们都有点明白了,也许……我们应该怀疑了,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被蒙蔽了。他不是女人的前夫,他是她的男人。我母亲朝我努努嘴,示意我把老四和弟弟领到院外去,她又笑道,瞧我说的这是哪门子的话,因不常见着你,小章又一个人住,就以为你们是离了婚的。
  男人委屈地叫道,她不让我来呀。再说了,家前屋后的也离不开人,要不是细伢子的书学费……这不,都欠了一个月了。老师下最后通牒了,说是再不交就甭上学了。也是赶巧了,那天二顺子进城,在这门口看见了她,要不我哪儿找她去?
  他絮絮地说道,抱怨起这些年他的生活,又当爹又当妈的,家也不像家了,但凡手里宽绰些,他也不会放她出来。当什么干部?他哧的一声笑了,我还不知道她那能耐?双手捧不动四两的,也就混在棉织厂,当个临时组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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