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永恒的泪 不尽的愁
作者：陆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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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婆，他们找你，”塔涅奇卡领着两个神态严肃的姑娘和一个更一本正经的男孩走进了屋高兴地大声说，“你把东西全给他们看看，给他们说说，好吗?我走了，不然我音乐课迟到了。”
接着，她一阵风奔了出去。瞎子安娜·费多托夫娜站在厨房，她看不到，但是准确知道三个孩子腼腆地挤在门旁。
“把外套脱了，”她说，“走过走廊，到我的房间里去。我马上来。”
小客人顺从地一个个向她的房间走去，安娜去了厨房。她熟练地洗好碗碟，又熟练小心地把它们放到烘干机上，之后回到了房间。孩子们排成一排列在门旁。她走过时用手轻轻地摸了摸每个孩子，她想弄清楚——她的这些非邀之客是什么模样。她觉得前面的姑娘比表情严肃的男孩高，身体也棒些，排在最后面的小个子女孩很好动，总是不停地晃来晃去，嘴里叽叽咕咕，两只脚不停摆动，鞋子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就是说她非常喜欢这双鞋，也许鞋是新的。”安娜·费多托夫娜想，“看来，高个儿女孩是他们的头，男孩不服气。就连现在还在生气，脑门上还冒着汗。”她一下子就摸清了一切，之后坐到了已故的弗拉基米尔的母亲留下来的一把圆椅上。
“随便坐!说说你们来干啥?有什么事吗?”
孩子似乎没有坐下，老是叽叽喳喳的，相互推来推去。最终男孩被推了出来。
“您的重外孙女塔妮娅和音乐学校的学生参加了我们少先队的活动。我们倡议：寻找无名英雄。那时，她说了法西斯打死了您的儿子伊戈尔，他给您写过很多信。”
男孩像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后不吱声了。安娜·费多托夫娜等了一会，见女孩没有说话后纠正说：
“伊戈尔给我总共只写过一封信。第二封信是在伊戈尔牺牲后由他的战友瓦吉姆·佩列普廖奇科夫写的。”
她伸出手，从习惯的地方——床头柜上拿出纸夹，从里面取出几张纸：有的被念破了，有的还没有破。她把信递给了高个儿姑娘，安娜·费多托夫娜能准确地想象到这主角呆在什么地方。
“这里面还有一张阵亡通知书。”
孩子们拿到纸夹，马上围到了一起，安娜·费多托夫娜甚至觉得三个脑袋此时撞到了一块，她笑了。少先队员们唧唧喳喳起来，不过没有多久，高个儿姑娘就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狐疑说：
“这都不是真的!”
“说得对，是拷贝，我非常珍惜信，”安娜·费多托夫娜解释说，尽管她不喜欢姑娘说话的腔调。“姑娘……就是那个矮一点的姑娘，你站在橱旁。对不?”
“对，”小个子张皇失措地应声道。“您的重外孙女说过，您的眼睛是愁瞎的。”
“我能觉察谁站着，谁站在什么地方，”安娜·费多托夫娜笑了笑。“你打开左边的上抽屉。那里有一只木盒，拿出来给我。”
又是一阵唧唧喳喳，然后是拉抽屉的声音，接着有人——安娜·费多托夫娜断定是男孩——把木盒放到她的手上。
“都过来!”
孩子们马上围住了她，她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与体温，她准确地知道他们站立的位置。她打开盒子，小心翼翼地取出珍贵的信件。
“看，你们可以看看。这里有我儿子伊戈尔的信，有他的朋友瓦吉姆的信，还有……还有一张阵亡通知书。那时正式通知谁在战争中已经牺牲是这样叫的。”
孩子们久久地打量着信，叽叽咕咕，安娜·费多托夫娜断断续续地听到：“为什么叫我?为什么呢?你是头呀……”“因为是她的儿子，不是女儿，你明白?要是女儿，那么该我本人，或者卡佳，因此，你必须……”勉强能捕捉到一点，看来挺激烈的争论这样结束：男孩胆怯地干咳了一声说：
“您该把这些信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吧!”
“怎么说?”她几乎是又愉快又惊讶地说。“这些信事关我儿子，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呢?”
“我们学校举办一个陈列馆，我们要隆重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我很愿意把信件的拷贝给你们学校的陈列馆。”
“我们要您的拷贝有什么用?!”小头儿突然挑衅性地插进来，安娜·费多托夫娜大吃一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竟打官腔、竟如此没有人情味。“不，真太好玩了!几张拷贝，太简单了，几张白纸!我可以在拷贝上写上我的祖母是‘青年近卫军’女英雄，这有什么用?!陈列馆会收这样的拷贝吗?!”
“不会收，”安娜·费多托夫娜特别不喜欢这种挑衅性的、充满她无法理解的咄咄逼人的口吻。“你们可别拿走。把所有的信还给我，快!”
孩子们又紧张地悄悄议论起来。要是在平常，安娜·费多托夫娜不费力气能听到他们争论啥，可是现在她又气又难过，什么也听不到，而且她也不想听。
“把信还到我的手上。”
“太婆，”最小的姑娘第一次说话了，她还是一口童音。“您太，太老了，对不?而我们还有得活，要受榜样的教育。要是您突然不行，那时我们所有爱国主义的榜样全丢了。”
“那你们等我死后来取吧，”安娜·费多托夫娜悲伤地说。“把信给我，还要我说个不停?”
“要是您不很快……”，大个子姑娘又开始挑衅了，不过没有把话说下去。“我是说，您怕是活不到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我们不可能赶不上。我们肩负着庄严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希望我在五月九日⑥之前死掉?”安娜·费多托夫娜苦笑了一下。“谁知道?谁知道……不过那时这些信也不会交给你们，而是给别的学校，给我的伊戈尔的母校。那里也办陈列馆。”
他们默默地把信和阵亡通知书还给了她。安娜·费多托夫娜一张一张地摸，在确信是原件后才整整齐齐地放进了盒子里，然后说：
“小男孩，把盒子放到橱左边的上抽屉里去。然后严严密密地推上，严严密密，要让我听到声音。”
可是此时她听力不行了，她的心全被前面的谈话打乱，她惊讶，她气愤。这哪里是孩子的天真无邪!不，他们完全不像孩子，而是像成年人一样硬逼她就犯，不是请求，而是强行她交出惟一的珍宝。
“一条可怜虫!”大个儿姑娘突然清晰、蔑视地说。“在我们面前你胆敢再说一个不字……”
“反正都不行。反正……”男孩激动地小声说了起来，但听不清楚。
“快住嘴!”小头头大声打断了他，“否则我们会摆平你，叫你哭个够。卡佳，对不对?”
就连这么大的声音也打安娜·费多托夫娜的耳边溜了过去。她在等推抽屉的声音，在全神贯注这一声音。好不容易听到这一声音后，她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孩子们，走吧! 我非常累了。”
“再见，”少先队员们一个个轮着告别后向门口走去。
男孩在门旁问：
“是不是要叫医生?”
“不用了，谢谢你，我什么都不需要。”
小代表团走了。
安娜·费多托夫娜很快忘记了苦恼与有点不解的委屈。“为什么拿不懂事的孩子问罪呢?”她想。“想啥做啥，心灵纯洁。”心里原谅了孩子们后，她又来到厨房，现在她的全部生活都在这儿：不仅洗刷，而且还做饭，大伙热情夸她，她就感到幸福。里玛悄悄地重新洗她洗过的所有餐具，尽可能地给她烧过的汤再加工，这是她怎么也猜不着的。但是今天早上里玛去了大儿子安德烈那儿，他的小淘气鬼儿子生病了，所以今天她的手艺没有人“理会”。
当然，现在她时常出错，原因与其说是双目失明，还不如说是年迈。她现在常常忘记以前了如指掌的烹调、配料，要么多放盐，要么压根儿一点也没放。有一次，炉灶上两口锅同时烧开，她混淆了，结果汤不是汤，怎么也下不了口。但是，谁都没有责备老太太，于是她一直处于幸福的误会之中：至今她不但没有成为家里的累赘，而且还总是助他们一臂之力。
安娜·费多托夫娜很快忘了三个卖力的少先队员来访的事——一般地说，刚刚发生的，她转眼就忘，而遥远以前的事，她记得既牢又清楚，但是这天，夜幕越是临近，她越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正是由于恐惧无缘无故，正是因为安娜·费多托夫娜怎么也不能找出它的原因，哪怕间接原因，所以她愈发恐慌。塔季扬娜⑦已经放学回家，安娜·费多托夫娜给她吃了饭，打发她去做功课，她自己洗了碗碟，可她身上的恐惧感愈来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