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永恒的泪 不尽的愁
作者：陆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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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大早——秋冬时还是黑乎乎的一片，她去萨维奥洛夫车站给列车车厢挂钩，每天晚上，秋冬季节也是漆黑一片——回家。战前，安娜·费多托夫娜当的是统计员，但是，一九四一年铁路上人手不够，于是，她志愿去了那里，后来就这样被留了下来。那里发了工作人员供应卡、口粮。她疲惫不堪、过早驮背。从一九四一年秋，她们中谁也没有离开这里。男子汉没了，但有孩子，安娜·费多托夫娜拿出了自己全部的铁路津贴贴补了一半人员的生活费用。
“安娜，你为什么全拿出来?你用镜子照照自己吧!”
“伙伴们，不是给你们，是给孩子们的。至于镜子，即使战后，我和你们照不成了。我们照镜子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照镜子的时间过去了，可泪水没有流完。阵亡通知书还在一份份寄来，痛苦的回忆还没有消失，他们床上的枕头还没变凉，大家合用的宽敞厨房里在凄惨地办着集体阵亡的羹饭。
“朋友们，邻居们，姐妹们，为我的丈夫沃尔科夫·特罗菲姆·阿甫杰耶维奇祈祷吧!我用他战前得奖得来的留声机换了些猪油，现在我要留声机有什么用!安妮娅，亲爱的，你和我哭哭吧!”
“玛莎，我哭不出来了。我的泪水已经哭干了。”
特罗菲姆·沃尔科夫留下了三个“小沃尔科夫”，三个，大的才九岁。此时，泪水，此时泪水有什么用，此时能帮忙的只有一个：肩并肩。女人们用组成人墙保护孩子，使他们免遭厄运。瓦连京娜(沃洛佳的母亲)挨着波琳娜，波琳娜与女儿罗佐契卡住在一起，在旧制度时期她家是个洗澡间，只有一个小窗，光线暗淡，整个单元的人都叫罗佐契卡“白玫瑰”。波琳娜挨着拖着三个孩子的玛莎·沃尔科娃，玛莎挨着药剂师柳芭——她有一对双胞胎：盖拉和尤拉，两个人加起来才十三岁。柳芭挨着安娜·费多托夫娜，而安娜·费多托夫娜又挨着瓦连京娜的另一侧。尽管安娜·费多托夫娜身边没有孩子需要保护，但孩子是大家的。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父亲，假如现在还活着的话，是不一样的，但是孩子是我们大家的。单元里的孩子是大家的：这里洗澡间、储藏室改成了住家住的房间，还是打国内战争那时起，正门已经被封死，有公用的走廊，公用的厨房，那些年代，她们聚到厨房常常出于同一个原因。
“我亲爱的朋友们，轮到我的丈夫了，”波琳娜强忍着泪水，搂着自己神情一直很严肃的罗佐契卡——半明半暗洗澡间以及黑暗的战争岁月彻底地把她变成了“白玫瑰”。“我的丈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英勇地牺牲了，连他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通知我和我的女儿。”
安娜·费多托夫娜和大家一起喝了悼亡酒后，回到自己的家，她在入睡前一定要念念两封信和一张阵亡通知书。过了一日日，一周周，一月月，一年年。再度受伤的弗拉基米尔②从战场回来了，他是惟一能回到住着五家五个寡妇(还有孤儿)的单元的男人。之后很快胜利了。莫斯科人纷纷从疏散地、前线、医院返回住地，城里热闹了起来，单元里也与城市一起有了生气。重新布满了欢笑声、歌声，之后，邻居沃洛佳与隔壁门廊里的姑娘里玛结了婚。
“你怎么能这样?”当沃洛佳邀请安娜·费多托夫娜参加他们的婚礼时，她含着泪水痛苦地问。“要知道，我的伊戈廖克曾经想和她通信，你怎么能这样?……”
“安妮娅大妈，请原谅我们吧，”弗拉基米尔内疚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都理解，不过还是邀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
日复一日。安娜·费多托夫娜仍旧早上上班，晚上念信。起初，这是痛苦难熬的需要，继而变成了对儿子的哀悼，之后变成了不念就不能入睡的一种痛苦习惯，最终变成了每晚必然与儿子最重要的谈话——与永远是个孩子的伊戈廖克的谈话。
两封信，她早已倒背如流，而她睡前还是迫不及待地念，仔细地盯着信中的每一个字母。由于每晚都念，信很快破了，折叠的地方裂开，纸边破烂不堪。于是安娜·费多托夫娜去了一个熟悉的打字员家里，自己用一个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了一遍。她和这个女打字员早就认识，还是在二十年代饥荒时她们一起到莫斯科的。女友想帮她打发黄的信，可安娜·费多托夫娜不让，结果她打了很长时间，笨拙地用一个手指一个一个地敲打。结果，现在她有了打字的拷贝，信的原件保存在首饰盒子里，这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东西：伊戈尔的一撮头发，折叠起来的红领巾，还有在战前死得不明不白的丈夫获得过的一枚“沃罗希洛夫射手”证章，还有一些照片。拷贝就放在床头柜上的纸夹里：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读，希望每天夜里都梦见伊戈廖克，然而，她总共只梦见过两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她的私人生活就是这样，不过还有一个共同生活，它集中体现在：一起下厨房，一起读报，一起回忆，一起忙碌，共同的欢乐，共同的忧愁。没能回到这个住宅的不只是伊戈尔一个人，还有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不过，他们不仅年龄比她的儿子大，而且比他似乎更有活力，因为总算留下了后代，他们正在这套住宅里有吵有叫，有哭有笑。而伊戈尔死后只留下一些课本、一辆旧三轮童车，他誊抄喜欢诗句、格言的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本集邮册。还丢下了妈妈本人：一个孤苦伶仃、面容憔悴、接到阵亡通知书不再哭泣的娘。邻居们嗓门很大，灾难的四十年代，一起悼念把她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她们从来没有忘记孤苦伶仃的安娜·费多托夫娜，她也从未忘记她们。不过压在她心头的忧郁无形地抑制了正在成长一代的欢笑声：这一代人要么已经忘记了伊戈尔，要么压根儿没有听说过她的伊戈廖克。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安娜·费多托夫娜从来没有因为什么而抱怨过，然而有一次在他们的厨房里差一点引起严重的不和。
这发生在里玛在产院顺利生下头胎的时候。弗拉基米尔的母亲之前已经去世了，父亲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在斯霍德尼亚郊区当民兵时已经牺牲，因此在庆祝会上，弗拉基米尔请安娜·费多托夫娜做教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不仅一百个同意了，而且十分高兴：既因为别人欢乐时没把她忘了，也因为她自己：她自然从小就了解沃洛佳，几乎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人，与他的母亲亲如手足，对他的父亲也很敬重。然而在高兴答应之后，她的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尽管她一句话也没说，但弗拉基米尔明白她此时想起了伊戈尔。接着他叹了口气说：
“我们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伊戈尔’。让我们的单元里再有一个伊戈尔。”
安娜·费多托夫娜多少年来第一次笑了，之后大家为新生的伊戈廖克举办的庆祝会办得友好、热烈。五张不同规格的饭桌拼成一张大饭桌，安娜·费多托夫娜上座，邻居们不仅为新生儿，为年轻的父母，而且为她——教祖母干杯，她自然站起身，为对她的儿子幸福的回忆——给刚诞生的小公民取了他的名字纪念他——干杯。
一个星期后，幸福的母亲抱着孩子从医院回家了，她一进门就说根本不可能考虑什么伊戈尔。第一，她早决定给自己的头生子取名安德烈，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亲爹；第二，伊戈尔这个名字现在一点也不入时③。幸亏里玛与弗拉基米尔的所有争论都发生在安娜·费多托夫娜上班的时候：自然而然是里玛胜利了，但是，年轻的父母与邻居共同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安娜·费多托夫娜说。之后，大家一起沉默；又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用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名字给儿子报了户口，晚上，大住宅里大家又举行了会餐，会餐时，里玛把秘密登记的事告诉了安娜·费多托夫娜，还给她看了崭新的出生证。不过，安娜·费多托夫娜看的可不是新的证件，而是里玛一双充满幸福的黑眼睛。
“我的伊戈尔可爱过你，”安娜·费多托夫娜说，“他曾想与你通信。”
“我在隔壁门廊里住了一辈子，为啥要写信，”里玛笑了一下，但笑得拘谨，不知怎的，有点内疚。“上学也是在同一个学校，只不过他在十年级二班，我在八年级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