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永恒的泪 不尽的愁
作者：陆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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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们幸福，”安娜·费多托夫娜没让她把话说完。“让你们的孩子永远知道战争吧!”
之后她回到自己的家里。敲门，叫她，请求她，都白费——连门都没有叫开。打这天晚上之后，几乎半年，她都避免瞧小孩一眼。半年后的一天，是星期六，里玛抱着小安德烈没有敲门就冲进了安娜·费多托夫娜僻静而又似乎永远沉寂的房间。
“他三十九度!他拼命地喊叫，沃洛佳上班。我去叫‘急救车’，您看一会儿……”
“你等等。”
安娜·费多托夫娜解开孩子的襁褓，摸了摸他的肚子，接着给灌肠。医生来时，小安德烈已经在没有被承认的教祖母的怀里哗里哗啦地玩玩具了。
“里玛，你还没有学会带孩子，”安娜·费多托夫娜等医生走后笑了笑说。“我只好再回忆回忆老行当了。过来给我看看孩子吃点什么，睡在什么地方，玩点什么。”
接着，打这天以后，她成了真正的祖母。她自己把小安德烈从托儿所领回来(里玛送去，时间上方便些)。喂他吃饭，抱他散步，给他洗澡、穿衣服、脱衣服，还教年轻的妈妈：
“不必买很多玩具，否则，他对一切会失去所有的兴趣。少抱，只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抱：要让我们的小安德烈养成独立的习惯。要学会自己玩。里玛，这是大事!”
“安娜·费多托夫娜，咱们亲爱的奶奶，我们一定把下一个孩子的名字叫伊戈廖克，以名誉保证!”
可第二个生下来的却是个小姑娘。为了纪念沃洛佳的母亲，孩子名叫瓦连京娜——这可是安娜·费多托夫娜坚持的。她自己则一直在盼，一直在盼，但她总没有盼到，没有盼到。
时间在流逝、飞驰。孩子们在长大，他们已经不是安娜·费多托夫娜的义孙、义孙女，而是最亲最亲的亲孙安德留沙和亲孙女瓦列奇卡。他们的父母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里玛·安德烈耶芙娜已经步入中年，安娜·费多托夫娜本人显得越发衰老、憔悴、干瘪消瘦。过去挤在一个合用住宅的住户发生了变化：有的分到独套搬走了，有的远走高飞，迁到外地，只有两家——弗拉基米尔、里玛和孤苦伶仃的安娜·弗多托夫娜一直没有搬。弗拉基米尔和里玛明白，安娜·费多托夫娜怎么也不会离开独子一去不回的房子，况且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已经离不开老太太，因此弗拉基米尔断然拒绝一切搬家方案，坚持用别人在这单元腾出来的面积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样，到六十年代初，他们终于得到了有五个房间的全套住宅，其中一个房间重新恢复成洗澡间，几乎从国内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洗澡间了，一间大的房间仍然给安娜·费多托夫娜，而另外三个房间是他们家四个人户口的名下。恢复洗澡间之类房屋修建与改造之后，安娜·费多托夫娜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她还想继续干，但是……
“孙子孙女怎么办?”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在家庭会议上严肃地问。“安德赖卡九岁，瓦柳什卡④五岁，安妮娅大妈，瞧，这就是你神圣的工作。”
“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一起生活，”里玛附和着说，“我们的父母已经去世，您的伊戈廖克没了，您的退休金全拿出来一起用，让我们像一家人过吧!”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丈夫笑了笑说，问题就这么定了。
的确，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在变。一般说来，是朝好的方向变，但是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信。对于母亲来说，她保存的伊戈尔的信，不仅仅留下了他孩子气的笔迹，而且也是他的声音，而同团战友的信现在听起来就像有关儿子的最后一个故事。时间给信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把信磨破了，而且似乎把语言变成了声音；现在她越来越频繁十分清晰地听到她临睡前念信的声音。信，她了解透了，听熟透了，但还是认认真真地盯着每一个字母、每一行。假如有什么特殊原因破坏了她这一多年的习惯，那她怎么也不会入睡。
有打字机打的两封信和一张阵亡通知书，她把阵亡通知书也背得滚瓜烂熟，但它就是仍然发不出声音。通知书里任何一个字母都发不出声音，而且也不可能发出声音，因为安娜·费多托夫娜把阵亡通知书永远理解为儿子的墓碑，尽管它成了公文，可仍然保留着无声坟墓本身的全部重量。因此，每天晚上读阵亡通知书时，失去亲人的母亲感受到的只是坟墓阴冷的沉寂。
然而，最为奇怪的是，安娜·费多托夫娜对谁都没说过自己的怪习惯。起初是出于强烈的孤独感，出于隐盖这孤独的强烈愿望，在那黑暗痛苦的年代，不只是她一个人受难。后来原先的痛苦减轻，与她遭遇相同、丈夫或者儿子没有回来的邻居如今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单元里没有别的寡妇了，而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笑声越来越多，快乐的话语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在一个昏暗、潮湿的早晨，伊戈廖克永远离开的如此熟悉、亲切的住宅如今变得富有年轻的朝气。先前，安娜·费多托夫娜不敢向年轻的邻居说自己的老习惯。之后，这一切成了仪式，成了近似于有规律的宗教仪式，仪式联贯，有音乐节奏，有气势，有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听得到的声音。正在成长的一代唧唧喳喳，嗓音嘹亮，他们离多灾多难的四十年代太远了，孤独的老人有意识地向他们隐瞒自己古怪的习惯。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过去几家合住的套间里，现在只住着一家：大人上班，小孩学习。为了使他们工作、学习得更好，安娜·费多托夫娜操起了全部家务：烧饭、喂养、打扫整理。晚饭后，她和弗拉基米尔、里玛看看电视——一台老式的小荧屏“卡维恩”牌，电视一结束，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铺好床，拿出信，接着，在她孤独的房间里响起了一九四一年的声音……
“……胜利的日子很快、很快就来到我们的大街上!
一九六五年，在迎接胜利日时，电视上开始播放许多战斗影片：有描写那些年代战争场景的故事片、纪录片。安娜·费多托夫娜通常不看，还在刚刚显示字幕时，她就起身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儿子同龄的孩子一个个倒下，尽管是故事片，演员倒下的姿势也挺美的，可她一颗苦难的心实在承受不了这类刺激。对于她来说，与其说证明死亡，还不如说像她展示死亡，展示与她格格不入杀害她独子的真实惨状。所以，她不作任何解释就走开了，也没有人要她解释，她不解释，弗拉基米尔和里玛心里也非常明白。
只是有一次，她在房间里比往常多呆了一会，“卡维恩”电视的小荧屏上已经开始播放一部战斗片——其实电视是随便开着的，谁都没有看。十一岁的瓦列奇卡的平脚板病突然加重了，赶忙请了一个专家给她治病。就在这天晚上，孩子的父母与安娜·费多托夫娜热烈地讨论专家对病情的诊断。他们太专心致志了，忘了关电视机，此时，电视的荧屏上正在放一部纪录片，不过声音很低(因为孩子已经睡觉了)。
安娜·费多托夫娜十分偶然地朝荧屏瞄了一眼——那时，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瓦列奇卡的平脚板病上了，然而她瞄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正在离去的孩子穿着脏军大衣、扛着枪、挎着背包的瘦小背影。
“伊戈廖克!……伊戈廖克!瞧!……”
伊戈廖克(如果真是他的话)还是走了，就像几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离去的那样：头也不回，永远地离去了。谁都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片名，在什么样的电视节目里找到它。一切都不清楚，一切也不可能了解到。接着，只要有打仗的节目一开始，安娜·费多托夫娜就守在电视机旁，整天几乎挨着很小的荧屏看，现在，只要有战争的节目，无论是电影、新闻，还是电视剧，她都不放过，因为在荧屏上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出现孩子穿着脏军大衣、扛着枪、挎着背包的瘦小背影。厨房里的肉饼炸糊了，汤水烧干了，瓦列奇卡为围裙发皱大声哭喊，安德赖卡因为马虎吃了２分，然而，安娜·费多托夫娜仍然不屑一顾，继续目不转睛继续看，看着陈旧笨重的电视机。
电视里再也没有闪现过孩子在可怕的一九四一年秋去保卫莫斯科时的背影。也许这不是他的背影?不是伊戈廖克的背影呢?难道像这样永远离开我们、头也不回离去的孩子还少吗?弗拉基米尔常常这样平静、理智地旁征博引，里玛也谨慎、慢悠悠地小声劝她，可母亲不听劝告，两眼还是死死地盯着电视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