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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水和圣人致敬——余光中《山东甘旅》析评

作者:黄维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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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场。这当然都不是什么大过,但比起孔明的鞠躬尽瘁,累死军旅,且又一生清廉,随身衣食,悉仰于官,自谓死日内无余帛,外无赢财,比起这样高贵的人格来,还是不及。再言立言,《管子》一书自有其贡献,但内容庞杂,又疑伪托。《诸葛氏集》惜已失传,但是《出师表》前后两篇虽无意藻饰文采,而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对先帝的感念,对国家的忠忱,拳拳耿耿,自古至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孔明在文末终于悲从中来,坦言“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普天下的读书人,读到此处,又有谁不是临表涕泣呢?而最可悲的却是:最该感动的一个人,当初受表的那位昏君,竟然没有真正感动,真正彻悟。
  《三国演义》我只在读中学时念过一遍,但那些英雄豪杰我一直记得,非大江滔滔所能淘尽。而最难忘的就是孔明,在罗贯中的章回里我看见的是一位隐士、一位贤臣、一位智者,能舌战群儒,一位神机妙算的军师,能辅佐明主,指挥骁将,必要时更能设计木牛流马,甚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我小时,哪一个男孩不敬佩、敬爱这位神人呢?《三国志》里的诸葛亮则纯然是一个历史人物,过于简洁,只能远观正面。真正的诸葛亮,为了报答先生,复兴汉室,不惜食少事繁,肝脑涂地,以身相殉,这种宏美崇高的人格,只有在《出师表》里,用他自己真情实感的声音,才能呈现。每次我重读此文,都不禁“临表”泪下。也难怪陆游要赞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而杜甫更仰之弥高,奉为“万古云霄一羽毛”。
  抬头再望那尊铜像,似乎有灵附体,正戴着青丝编织的纶巾,右手握着羽扇,果真是风神俊朗,指挥若定,只是左手深藏在袖里,恐怕是在掏锦囊妙计吧?
  再下一位是王羲之。印象中他似乎是浙江人,因为他那篇《兰亭集序》太有名了,而那次盛会是在山阴,毕竟他是东晋南渡的人物。其实他也是孔明的同乡,像座上这么刻着:“(约三二一年至三七九年)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东晋书法家,其《兰亭序》《十七帖》等书迹刻本甚多,人称‘书圣’。”他写的这篇《兰亭集序》不但是散文小品的杰作,传诵至今,而且当时曲水流觞,微醺运笔,逸兴淋漓,若有神助,那书法更是道媚潇洒,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传阅至今。更神秘的是,初唐以来,就再也无人亲睹过真迹。原来唐太宗探悉原帖落在辨才和尚手里,就派萧翼骗取过来,复命赵模、冯承素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至于真迹呢,对不起,舍不得任它流落世间,据说就随太宗殉葬,入了昭陵。所以此帖还不能说是“传阅”至今,只能算是“传闻”罢了。真迹既随作者作古,渺不可即,自然更加名贵,“书圣”似乎变成了“书神”。
  就这么,一千六百年前的一场盛会,任右军的右腕恣意运转,顷刻竞成了永恒。想当日在山阴,良辰美景,群彦成集,当真是四美齐具,二难并兼,正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敏感的王羲之,乐极生悲,却痛惜生命之短,“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而我们这些廊上过客,也正是王羲之序末所期待的“后之览者”,岂能无感于斯情、斯文?
  眼前的铜像宽袂长带,临风飘然,是永和九年水上吹来的惠风吗?书圣举着右手,五指似握笔之状,头则向左微昂,不知是在仰观宇宙,还是想起了晚餐有肥鹅。其实雕塑家何不让饕餮客抱一只鹅呢?
  十米之外,另一尊铜像倒没有空着手,而是右掌托穗,左手握秸,正捧着一把丰年的稻米。黑底金字的像座告诉我们: “贾思勰(约五四○年左右)益都(今寿光)人,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而知名于后世。”
  真是惭愧,这名字我从未见过,不过倒很配一位农业家,因为他一再把“田”放在心上,又再三在“田”边出“力”。我存和幼珊也走过来看他手里捧的是什么,又看像座上的说明。建辉和太太周晖倒是知道一些,你一句、我一句,就拼出一张简图来。
  “他做过高阳郡的太守,当然是咱山东人。”建辉说。
  “那《齐民要术》讲些什么呢?”我存问。
  “主要是记载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啦、蔬菜啦、瓜果啦,该怎么栽培,家畜、家禽该怎么饲养之类。”周晖说。
  “还有农作物如何轮栽,果树如何接枝,树苗如何繁殖。”建辉也不甘示弱。
  “还有呢,”周晖笑起来。“家禽、家畜要怎么阉割,怎么养肥。”
  大家都笑了。
  在第十尊铜像前,大家不约而同都聚立下来。终于看到了有一尊没有髭须,非但无须,还绰约而高雅,眼神多么深婉啊,唇边还带些笑意。
  “是李清照!”幼珊惊喜地低呼。
  当然是她了,非她不可。山东的名人堂上,难道只会要供圣贤豪杰吗?胡子太多了吧?没有李清照,这一排青铜的硬汉也未免太寂寞了吧?尽管她自己,“独自怎生得黑”,却是古中国最寂寞的芳心,那些清词丽句,千载之下哪一个硬汉读了不伤心?
  她的像塑得极好,头梳发髻,微微偏右,像凝神在想着什么,或听到了什么。立得如此地婷婷,正所谓硕人其颀,左手贴在腰后,右手却当胸用拇指和食指捻着一朵纤纤细花。铜色深沉,看不真切究竟是什么芳籍,却令人想起“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该是菊吧。其实,管它是什么花,都一样寂寞啊,你不曾听她说吗,“一枝折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寄。”
  我在像前流连很久,心底婉转低回的都是她美丽而哀愁的音韵。如此的锦心如此的绣笔,如此的身世如此的晚境。我在高雄的新居“左岸”,就在明诚路旁,不由得不时常想起她在《金石录后序》中所记,和赵明诚剪烛共读的幸福早年。
  李清照之美是复合的,应该在她的婵娟上再加天赋与深情,融成一种整体的气质与风韵。北国女儿而有此江南的灵秀敏感,正如大明湖镜光里依依的垂柳迎风曳翠,撩人心魂也不输白堤、苏堤。也就难怪济南人要将自己的绝代才女封为藕神,供她于湖边的祠龛。而她在《漱玉诃》中,早年咏藕也常见佳句,就像“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又像“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都写藕有神。
  李清照能供于眼前这文化长廊,而另一位宋词大家,同样是济南人,却因“名额有限”又要顾及“性别分配”,而不能入列,真令我为辛弃疾叫屈。《稼轩词》的成就绝对不下于《漱玉词》。辛弃疾要入廊,谁也不会反对。不过他对这位词坛前辈由衷佩服,所以叫幼安让给易安,也只得认了。
  李清照的像赞是:“(一○八四年至一一五一年)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南宋女词人,著有《漱玉词》,传播中外。”其实末四字并无必要,李清照非常中国,也非常女性,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怎么能深切体会“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或是“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呢?
  下一位山东人杰同样令我心血来潮,不能自已。但他和李清照刚柔互异,身份完全不同:李清照去南方是做避乱的难民,他去南方却是做平乱的将军。他,正是民族英雄戚继光。铜像目带威棱,似乎仍在巡边,戴盔披甲,右手扶腰,左手按剑,在十二人中是惟一戎装的武将,但加上孙武与诸葛亮,就有了三大兵家,因为戚继光有中国儒将之风,除了战功赫赫,还遗下论兵的著作。他脚下的座石这样为他定位:“(一五二八年至一五八七年)字元敬,登州(今蓬莱)人,明抗倭名将,军事家,经多年奋战,解除东南倭患,著有《纪效新书》。”
  登州就在山东半岛的北端,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戚继光生在海边,又是将门之后,对倭患的切身感受,正如抗倭前辈、也是出生在沿海的晋江人俞大猷。明朝两大抗倭名将都来自倭寇肆虐的沿海,绝非偶然。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侵犯中国海岸,北起辽东半岛的金州,南迄广东,范围很广,戚继光的家乡也曾波及。最猖獗的几年是在一五五三年前后,军民遭害达数十万人。幸有戚继光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成军,并与谭纶、俞大猷合力清剿,才渐将倭患平定。
  小时我在上海,吃过一种“光饼”,圆形有孔,味道甜津津的。母亲说是戚继光行军的干粮,中间的洞孔可以穿线,挂在身上,方便随时进食,后人怀念他的功劳,就叫它做“光饼”。所以戚继光的名字,从小就深印吾心,母亲这句话,也牢记到老。一个民族往往在正史之外,借一些风俗习惯或市井传闻来感念他们的英雄,就算传闻不实,那份深情总是真的。例如端午之于屈原,不管龙舟和粽子是否为了救他,总是对他悲剧的同情,人格的向往。历史的遗憾只好用诗来补偿。
  我抬头再看戚继光,心底喊一声:“将军您辛苦了!”四百年后再回顾,抗倭的他可称最早的抗日英雄。他怎么会料到,四百年后敌人又来了,这一次不是倭寇了,换了正规的关东军,也不再满足于沿海掠劫,而是深入内陆,意在占领,军靴、马蹄、履带,践踏的正是戚继光、俞大猷的故乡。一次大战期间,他们公然夺去了胶济铁路。一九二八年,太阳旗遮暗了济南,五三惨案,遭害的济南人多以千计,广义说来,岂非倭寇的后人屠杀了戚继光的子孙,也正是从大舜到蒲松龄,廊上十二尊铜像的子孙?
  这还不包括后来的八年抗战,死难的华嗣夏裔更百倍于晚明。浩劫迄今,早过了半个世纪,东洋小学生的教科书里,毁尸灭迹,仍然找不到一点血印,嗅不到半星灰烬,谎话传了好几代人。四百年后,戚将军啊,我们更深长地怀念着您!
  终于走到最后的铜像前了。像是个三家村的塾师,面容清苦,额多皱纹,神色却闲适而带着笑意,像是又想到一个好故事了,嗯,不妨一写,于是以指捻须,仔细琢磨起来。再一看时,咦,脚底还蜷伏着一头金狐狸。那还有谁。不就是蒲松龄吗?踏脚的像座上说:“(一六四○年至一七一五年)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淄川(今淄博)人,文学家,其《聊斋志异》为杰出的短篇小说集。”
  这才发现,他脚旁匍偎的不是金狐狸,而是因为它娇巧可怜,游客们不断爱抚,铜锈磨光了的结果。管它是狐仙还是女鬼呢,多半不会害人的。假如你是夜深苦读的单身寒士,烛光昏沉,忽然有一位绝色佳人赫现在你疲倦的眼前,粲然一笑,解尽你长年的寂寞,从此得妻、生子、科场顺利——还有什么比这无中生有的艳遇更省事更理想的么?书中自有俏女鬼,开卷忽来狐关人。可怜的儒生寒士,半生读圣贤书,苦闷不得纾解,礼教的社会又不容你放肆,孤寒之夜,难免不一念入绮。这就是《聊斋》的潜意识出口,西方不也有浮士德心动而魔鬼出现么?
  《聊斋》的故事题材十分广阔,展现的众生相颇富民俗趣味,而生动的想象又深入狐鬼仙魅,能以同情赋幽冥的异物以人性,乃能在《三国》《水浒》甚至《红楼》之外为中国小说探得新境,自成一家。中国文学自《楚辞》以来就有这超现实的一支传统,我觉得蒲松龄颇似李贺的隔代遗传,没有长吉的贵族气与精致雕琢,比较世俗、流畅。
  蒲松龄一生贫苦,只教私塾,到七十一岁才举贡生。著述虽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多种,却不如《聊斋志异》一书风行传后,声名响亮,盖过了所有的进士,甚至也高过赏识他的施润章、王士祯。我读《聊斋志异》是在中学时代,因为二舅舅藏书甚多,有整部插图的线装本,任我翻阅。那曲折的故事,雅洁的文言,加上引人想入非非的工笔插图,在没有电视也难见电影的蜀山之中,该是一个男孩最有趣的读物,难怪我就变成狐迷了。
  幼珊也走过来,和我一人握一只狐狸耳朵,由我存照了一张相。周晖、基林看得有趣,在一旁笑起来,也一同入了照片。那天晚上,狐狸倒没有来找我,若非因蒲翁喝止,便是因我这书生太老了。
  一百五十米的长廊弧形供着这十二尊铜像,顽铜何幸,这些伟大的、睿智的、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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