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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水和圣人致敬——余光中《山东甘旅》析评

作者:黄维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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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有迷茫的轮廓,也不闻鸟声、泉声。登泰山而小天下乎?不但看不到日出,也看不见天下,连泰山也几乎看不见了。
  “孔夫子的豪语变成了空头支票。”我只能苦笑。
  “我以前来过,也没见日出。”基林说。
  “我也没见到,”建辉以地主的口气安慰我们, “泰山山高雾重,看日出得碰运气。”
  “泰山日出没看成,黄河总看得到吧?”我说。
  “那当然,黄河跑不掉的。”建辉笑起来。 “最后一天会带你们去看黄河。”
  拜日族渐渐散了,我们的五人行也就走回旅馆,准备下山。
  基林转头安慰我存与幼珊:“日出虽然没看成,山顶的题字刻石还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一千两百年前唐玄宗的《纪泰山铭》,不但碑高、文长,而且书法遒劲,是隶书的珍品。”
  我们站在几近四层楼高的《纪泰山铭》下,仰瞻这盛唐盛世的宏文,直到气促颈酸,有点像蚂蚁读大字典般吃力。严整的成排金字在花岗绝壁上闪着辉煌,说的是开元十四年的事。那一年杜甫才十四岁,杨家的女儿还没有长成,《长恨歌》的作者还没有出生呢,谁料到渔阳的鼙鼓会动地而来?
  我把这感想告诉基林与建辉。
  “渔阳鼙鼓还早着呢,那时唐朝还稳如泰山!”建辉说得大家都笑了。
  “这满山的碑文、对联、题字,多得像一本字典,简直读得人眼花缭乱——”我存叹道。
  “可是乾隆皇帝还没题过瘾呢。”我说,“你要是看到有趣的,怕记不住,就拍下来呀。”
  “刚才经过的一块大石头,刻了‘丈人峰’三个字,好像跟泰山有关系的。”幼珊说,“可是记不得了。”
  “好像跟唐玄宗也有关系。”基林说。
  “不错,是有关系。”我说着,取出袋里的一本泰山手册,翻了一下。“典出《酉阳杂俎》,说是开元十三年,也就是《纪泰山铭》的前一年,玄宗封禅泰山,把三品以下的官都升了一级。封禅使张说却把自己的女婿(郑镒)从九品径升到五品。玄宗见郑镒穿了大红官服,趾高气扬,怪而问之。郑镒答不出来。伶人黄幡绰在旁代答说:‘此泰山之力也。’其实伶人所指是郑的岳父张说。后人称岳父、岳母为泰山泰水,或即由此而来。至于岳父之称,也是由于泰山乃五岳之尊。当时这位封禅使张说能诗擅文,是中宗、睿宗、玄宗的三朝贤臣;玄宗封禅泰山,就是纳张说的倡议,事后更升他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又命他撰写《封禅坛颂》,刻于泰山,也就是我们头顶这篇《纪泰山铭》的宏文了。”
  
  青铜一梦
  
  济南的“济”不能读“祭”,要读“挤”,当地人都是这么读的。城在济水之南,故名济南。济水的“济”应读上声,和“济济多士”一样。城南有千佛山,古称历山,所以济南又称历城。或是历下。同时济南多泉,包括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等,共有七十二处,因此又号泉城。
  也因此,一九九八年七月济南在市中心开辟了一个多元用途的大广场,就命名为泉城广场.而且施工神速,翌年十月就完工了。广场东西长七百八十米,南北宽二百三十米,占地二百五十亩,隔着泺源大街可以远眺背负南天的历山,气象恢弘;站在三十八米高的泉标之下,似乎可以感到山东的脉搏。那泉标的造型由两股清泉从地下喷薄而出,把一个滚圆的银球,若即若离,像一颗飞溅的水珠捧在掌中,其状隐隐含着古汉字“泉”的篆体变形。
  广场的东端有不锈钢塑成的十二瓣巨型荷花,瓣尖翘起,妩媚中含有活力,灯亮时一片红艳,溅出音乐喷泉。荷池与泉标遥相呼应,印证了济南处处涌泉,满湖荷香,以泉育荷的生机活力。
  以荷池为心画一个大圆,有实有虚,东边的一百五十度长弧就落实在庄严的文化长廊。这三十六根石柱擎举的气象,长一百五十米,宽十六米,坐东朝西,是我在山东所见最有深意最为动人的现代建筑。三层楼高的空阔廊道上,每隔十米供着一尊山东圣贤的青铜塑像,连像座有二人之高。十二尊塑像由南而北,依年代的顺序排列。
  第一位是大舜。像座上刻的金字说明是:“(约前两千年前)龙山文化时代华夏之王虞舜,生于诸冯(诸城),耕于历山(济南),渔于雷泽(菏泽),经万民拥戴,尧禅予王位。”大舜的铜像袍带简朴,只有头上戴着无旒之冕,算是延冠吧。司马迁听人说舜目重瞳,项羽亦然。铜像太高,面影深褐,我无法逼近细看,不知道雕塑家有没有刻意加工。古代圣王之中,虽然尧舜并称,最动诗人遐想的还是舜,只因传说“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所以湖南的斑竹又名湘妃竹。这美丽的爱情感动了无数诗人,虽是传说,却宁信其有。前年我在湖南,李元洛、水运宪导游君山,曾见此竹,确有斑痕,但枝瘦叶少,并不怎么关,据说是多情游客,好事攀折的结果。尽管如此,一点点的传说总能激动一整个民族绵绵的诗情。也难怪杜甫在长安登塔,竟然向千里之外“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而李白在洞庭的船上要叹“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中国的千江万河,有哪条比潇湘更动人愁情呢?李群玉句“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说的正是舜葬之地。四千年前的淹远圣王,身后还长享如此的风流余韵,真是可羡。
  下一位我以为是孔子了,却是管仲。应当如此,管仲是兴齐之能臣,桓公能成就春秋的霸业,全赖管仲,其人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以区区之齐,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发展经济,顺应民心”。《管子》一书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的正是民生重于一切,应为今日大陆的“硬道理”吧。
  像座上如此简介管仲:“(前六四五年卒)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在齐国推行新政,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
  第三位才是孔丘,像赞日:“(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字仲尼,鲁国(今曲阜)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创始者,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比管仲晚生了一个多世纪,但说过一句名言,盛赞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想起这句话,我不禁一瞥孔子,衣襟当然还是向右遮盖的。其实长廊上的十二尊人物,包括李清照,衣襟全都右衽。夫子绝未料到,两千多年后的子孙已经无所谓左衽或右衽,而是学了“西夷”,对襟中衽了。
  仲尼对于仲父(桓公尊称管仲)的评价,有褒有贬。子路与子贡责备管仲未能为公子纠死节,孔子却为之辩护,说“管子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乃是大仁,原就不必像匹夫匹妇一般拘于小信。但另有一次孔子又指出管仲器识太小,不知节俭,也不知礼。等于说管仲造福人民,却疏于修身,立功有之,未见立德。
  至于孔子的相貌,郑人曾对子贡如此形容:“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事见《史记》的《孔子世家》,实在有点不伦不类,而且隔了千年,谁又见过尧和皋陶呢?我在夫子像下仰瞻低回,想起他不但在世时不能推行仁政,即殁后两千多年,还要遭“文革”批判。我来山东,已经距“文革”三十年,但参观古迹,仍处处见到碑石残缺,甚至断而再接,浩劫的暴力,犹令人心悸。当时天下滔滔,造反有理,谁敢把中华文化的这尊泰山供在这广场上呢?
  紧接孔子之后的是孙武,像赞是“(约前五○六年左右)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末期兵家,著有《孙子兵法》,为古代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影响于后代及全世界”。他与孔子同时,曾佐吴王阖闾破楚,所以有吴孙武之称。其实他和孙儿孙膑,另一位著名兵家,都是山东人。铜像目光冷峻,神情威严,似乎正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幸好是千里之外,也许是隔江在遥窥楚阵吧,所以竞未察觉我这名间谍正在他脚下近窥,窥探他左腰佩着宝剑,而右手却握着一捆竹简,想必就是《孙子兵法》吧?铜像褐影深沉,兵书却金光闪亮,可见游客都和我一般摩挲,恨不得偷窥十三篇里的机密军情。
  不同于孔丘与孙武,下一尊铜像塑的是赶路而来的墨翟,摩顶放踵,为了救一座危城,也许已赶了三天三夜的急路,还有漫漫的长途待赶。像座上是这么两行:“(约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鲁国人,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者,有《墨子》传世。”
  墨翟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念,乃倡非命;又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与缙绅身份,乃倡非乐、节用、节葬;同时针对儒家的爱有亲疏、诸侯的杀戮无度,更强调兼爱与非攻。但是他太强调克制与苦修了,竟然要求从者对待音乐要不唱不听,而对待丧事不得衣衾入殓,庄子也说他不近人情。
  不过墨翟这种淑世利人的大爱,还是很高贵的。且看像座上匆匆赶路的这辛苦老者,他不像管仲、孔丘那样长绅垂腰,也不像其他的铜像那样长袍覆履。看他,短褐紧裤,头上无冠,足下草鞋,左脚刚刚跨出,右脚就要跟进,背着布袋与斗笠,风尘仆仆,只为了赶去远方解围或助守。春秋乱世的野路上,席不暇暖的岂独是孔夫子呢。不久草鞋破了,脚底伤了,他就得撕衣裹足,再上征途。
  墨翟后面紧接着孟轲,墨死之年孟已四岁,墨生之年,孔予才去世十一年。墨子一生正好介于至圣与亚圣之间,也可见他有多长寿。他辛苦了一辈子,竟然活到九十二岁,不知道是否因为多用体力而生活单纯,且又克制感情,不妄动怒?
  孟子同样得享高龄,同样不畏劳苦与挫折,因为他怀抱了至高的使命感。他立足的像台上刻着:“(约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名轲,字子舆,邹(今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尊为‘亚圣’,著有《孟子》。”亚圣之可贵,是在孔子的仁后再加上义,强调义无反顾,又强调个人的自信与自尊,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圣人与我同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真是儒之勇者,无怪下笔浩气淋漓,可惜这种气象,雕塑家实在难用青铜来展现。
  孟子之后四百七十年而生诸葛亮,像台上是这么赞的:“(一八一年至二三四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沂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美名昭昭辉映在青史,锦囊妙计的军师形象却神出鬼没于稗官野史。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可见有多么深入人心。不过在众人的印象里,他却是南阳人,也就是湖北襄阳人,迄今襄樊的南郊还保存了他隆中的故居。这印象是诸葛亮自己留下的,《出师表》里就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也难怪刘禹锡会在《陋室铭》里提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原本诸葛亮早孤,由叔父诸葛玄照顾,叔父在袁术手下做官,所以把他带去了南阳。
  孔明隐居在隆中时,常自比于管仲、乐毅。他如果知道,有一天自己的铜像会和管仲的并列在这轩敞的名贤堂上,供齐鲁的子孙,供全世界的游客同来瞻仰,一定会十分快慰吧。
  其实并列之荣,未必是孔明沾管仲的光。毋宁,我更爱的是孔明。首言立功,则管仲相齐,成就了桓公的霸业,孔明相蜀,不但北伐无功,甚至未能挽救亡国的命运。可是管仲命好,既有鲍叔力荐于前,又有桓公倚重于后,明君贤臣相得达四十年之久,而且君比臣寿,还晚死两年。反观孔明,虽然也有徐庶美言,刘备推心,君臣的缘分只得十六年,而先帝托付给他的是那么一个扶不起的阿孤!次言立德,则管仲虽然造福了国家,操守似乎还有争议。孔子就指责他不俭而又失礼,因为他有三个公馆,而屏风与酒台的设备也僭用了国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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