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当利润遭遇尊严：解密一个畸形的世界中心
作者：谌旭彬
简而言之，朝贡贸易即异国使者携带着本国的一些特产来访，然后换回大量的赏赐品，自汉至唐，东来的使节团络绎不绝，东方帝国几乎无一例外把他们视为朝贡者，而一厢情愿地漠视其趋利的商业目的。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帝国对此毫无察觉。西汉成帝年间，康居国王派自己的儿子带着土产去长安担任常驻汉朝的使节，西域都护郭舜就觉得康居心怀叵测，他上奏朝廷说，康居自恃大国，素来对汉使相当傲慢，这次派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本意绝非为了朝贡，而是为了进行贸易。但帝国却能够将自己的一厢情愿发挥到极致，自张骞凿空，西使东来之后，数百年里，由儒士们组成的解释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所有来到东方的使节团，无一例外，都归属于朝贡者。
在这种畸形的解释系统背后，丝绸这种东方帝国独有的奢侈品成了维持帝国脸面的最重要的砝码。自汉至唐，对所有的来访使团，帝国都会给予大量的丝绸作为“赏赐”。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使节团们又刺激着一个又一个的使节团接踵而至，于是乎，帝国“四夷宾服”的盛况不请自来，与此同时，则是大量的丝绸源源不断地免费流往西方。
“朝贡”东方帝国稳赚不赔的巨额收益，令许多西方国家对遥远的“丝儿国”趋之若鹜，大秦国多次希望与中国建立固定的使节往返联系，对此史书倒是说得明白，其目的不过在于“利得中国缣素耳”。不过明白是一回事，揣着明白装糊涂又是另一回事。当两个罗马商人抵达洛阳，帝国的解释系统仍然“义无反顾”地将他们解读为“朝贡者”。
使节们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然后源源不断地从帝国的国库里免费领走数量巨大的丝绸。公元前65年，一个龟兹使团来到长安，汉宣帝一高兴，赏赐给他们各种类型的丝织品数千万匹，619年，突厥使者“来朝”，高祖李渊一口气赏赐给人家缯彩3万匹，取代萨桑王朝称霸中亚的大食帝国，在尝到了“朝贡”东方帝国的巨大甜头之后，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竟先后向唐帝国派遣了38个规模庞大的使节团，每次返回都是满载而归。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许多欧洲冒险家都希望通过遥远的东方探险一夜暴富，和这些拿着生命冒险的探险家们相比，大食人的东方之旅，可谓一本万利，他们近乎免费地从唐帝国国库里运走大量的丝绸，然后再以比黄金还高的价格出售给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具诱惑力的买卖了。
“朝贡贸易”的结果似乎皆大欢喜：东方帝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面子，西方国家则获得了他们想要的金币。
出使中国的巨额收益也令许多胡商心荡神摇，他们纷纷支起了使节团的幌子。帝国对此早有察觉，《后汉书》里曾这样描述道：“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同样的事情也在汉帝国内部发生过，张骞返回长安之后，曾引起的那场底层百姓西行的热潮当中，无疑就有利润驱动的因素：那些困顿的百姓在得到武帝的使节证件之后，倾家荡产甚至借贷也要购买大批的廉价丝绸，然后再将其运送到西域的大宛等地高价出售，他们怀揣的，是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美梦。
可惜的是，在西方商贾们将他们的冒充进行到底的同时，东方帝国那些西行的冒险者们却很快销声匿迹了。当帝国意识到丝绸这种商品具有诱使“四方来朝”的巨大魔力的时候，国家力量很快就强势介入到了丝绸的生产、流通和最后的消费等各个环节，丝绸产业几乎彻底蜕变成了一种国家产业。民间丝绸拥有量的减少，抑制丁东方商人的西行，但最后，彻底断绝了东方商人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趣和动力的却是帝国为了面子对“朝贡者”无节制的赏赐——既然可以从朝廷那里免费得到丝绸，胡商们自然没有兴趣再和东方的商人们贸易。
帝国周边的游牧民族政权也加入了这场一本万利的大交易。无论是汉代的匈奴，还是唐代的突厥，都对丝绸兴致盎然。中原帝国也总是不断地通过“赏赐”丝绸等物品来换取双方的和睦共处。对于这种“赏赐”，中原帝国和游牧政权各有一笔自己的经济账：在中原帝国看来，丝绸是廉价的，所以，“赏赐”出去的丝绸的价值明显要低于游牧民族纵马入境抢掠所造成的损失，而在游牧政权看来，丝绸的价值甚至比黄金还高，因为他们索取这些东西的目的，并不在于自己穿着，而是为了和西方的安息或者大食等国进行贸易，所以，中原帝国“赏赐”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自己纵马前去抢掠所得的价值。
于是乎，在中原帝国和游牧政权之间，通过丝绸这种媒介，一种畸形的、和平的平衡形成了。而这种畸形平衡产生的背景，则是一条畸形的丝绸之路的存在。
自汉至唐，帝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面子工程终于一步步走向了制度化。
曹魏的敦煌太守仓慈经营西域，许多“西域杂胡”想前往洛阳“贡献”，却被当地豪族阻断；与豪族们交易，又总受到“欺诈辱易”。仓慈以曹魏官方名义，出面安抚这些心怀怨恨的胡商们，将那些想要去洛阳“进贡”的胡商送往洛阳，不想去洛阳的，仓慈则打开府库和他们平价交易，数年之后，仓慈在任上去世。胡商们闻知仓慈的死讯，都聚集在一起给他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仓慈的故事里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些地方豪族其实只是一些曹魏的本土商人，他们之所以要阻止胡商们前往洛阳“贡献”，目的无非是希望胡商们从他们手里进口丝绸等商品。但饱尝一本万利的“朝贡”甜头的胡商们显然不愿意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与本土商人的交易代价太“高”，自己遭到了“欺诈辱易”。胡商们之所以对仓慈之死痛不欲生，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巨额的“朝贡”利润的丧失。仓慈因为保护胡商们的“朝贡’畅通无阻，从而在传统史册中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其实表明：帝国的面子工程此时已经制度化了。
执行帝国这一面子工程最得力的，自然非裴矩莫属。这位成功的招商引资专家不但保护胡商们前往洛阳“朝贡”，而且还极力撺掇和诱惑，对他们的朝贡之举许以重利。一时间，洛阳城里使节遍地、胡商满衢。
“天可汗”时代，帝国的面子工程终于登峰造极。处在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国也想从丝绸贸易中分一杯羹，和仓慈时代的敦煌豪强们一样，他们也希望那些胡商们不要前往长安，而是直接从他们手里进口丝绸，精明的胡商们自然不答应，所以，当几个胡商跑到长安，向太宗皇帝诉说高昌竟然胆大包天，阻止他们来天朝“进贡”的时候，正沉浸在“四夷宾服”美梦中的太宗皇帝勃然大怒，于是乎，“躬行天罚”，出动大军，一举灭了高昌。
胡商们对“天朝”的心思揣摩得可谓入骨三分。
一个由畸形的贸易关系而形成的“世界中心”、一个由畸形的外交关系而形成的“天朝上国”，理所当然不可能维持长久。所以，唐帝国的全盛期其实也意味着衰退期。751年，帝国在与大食争夺中亚霸权的关键性战役——怛逻斯战役中败北，维系着帝国无上荣耀的丝绸之路随后迅速萎缩；蚕种的西传，再加上此次战役中大量擅长丝织技术的手工业者被俘，直接触发了西方丝织业的繁荣。
当辽帝国在10世纪重新恢复在西域的威望时，他们发现，西方世界已经对来自东方的丝绸不再狂热，丝绸不再能够唤起西方人跋涉高山和大漠的热情。当丝绸不再神秘，也不再昂贵的时候，一度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在西方世界的眼里很快就沦为了神话和传说，东方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那些前赴后继的使节团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以至于许多年以后，马可，波罗们需要去重新发现“大汗的国度”。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曾有过慷慨赴死的心境，蒙古人的骏马和弯刀一度是基督教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半个世纪过去了，商人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却带回了一个世俗财富的天堂，然而，东方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13世纪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地之别的镜像?敬请关注下期“傲慢与偏见”系列之《从前往地狱到前往天堂：蒙元时代的伪中国镜像》。
编辑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