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当利润遭遇尊严：解密一个畸形的世界中心
作者：谌旭彬
公元6世纪的希腊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曾如此记载蚕种传人罗马的经过：几个印度僧人抵达君士坦丁堡，得知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很希望罗马人能够不必再从波斯人手里购买丝绸，于是跑去献策。僧人们告诉查士丁尼，产丝的其实是一种虫子，想把虫子弄到罗马来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能够弄到虫卵，在得到查士丁尼一旦成功必有重赏的允诺之后，僧人们返回印度取来虫卵，孵化成蚕，从此罗马也有了自己的丝织业。
稍后于普罗科匹厄斯的拜占庭人塞奥凡尼斯(Theophanes)对蚕种西传的描述也许要更为可信一些。他这样说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期间，有一个波斯人到拜占庭传授养蚕之法，罗马人从此掌握了取丝的技术。这个波斯人曾经到过中国，回国时将蚕种悄悄地藏在自己的行路杖里面，带出了中国。波斯商人显然要比印度僧人更具可信度，利用中空的手杖从中国，而不是从印度秘密带回蚕种，显然也更契合实情。
不过看起来得到蚕种的罗马人却并没有同时获得高超的丝织技术，所以仍然需要从东方进口丝绸。也许是为了压低进口丝绸的价格，“查士丁尼皇帝示突厥人以养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惊”，大惊之后的突厥人是否曾降低对罗马人的丝绸出口价格则不得而知了。
尽管丝绸传人西方的具体过程已不可考，但其时间约在公元5－6世纪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分裂时期，受战乱的影响，国家对蚕种这种高级国家机密的保护明显不如两汉时代得力，这给蚕种的西传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唐王朝在7世纪重新确立起了东方帝国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影响力，迎来了一个“天可汗”时代。但可悲的是：唐帝国既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衰退期。这中间固然有很多种重要的因素，但蚕种的西传，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所以，当玄奘在7世纪向唐朝百姓讲述他那个得自西域的美丽童话的时候，他的语调，必然会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
一次别有用心的招商引资
7世纪最初的十几年，可能是洛阳这座千年古都历史上最为繁华和热闹的一段时光。骏马雄驼组成的商队在大道上来去匆匆，高鼻深目的胡商和巧笑嫣然的胡姬混迹于市井勾栏的觥筹交错，如果赶上元宵佳节，皇城端门外则会盛陈百戏，戏场之阔，可供一万八千余人同时执丝竹演奏，乐声远播数十里，灯火彻夜通明，这样的盛况往往长达一个多月。
这一切，当然要感谢帝国的最高主宰隋炀帝和他的宠臣裴矩。
受道德判断高于政绩判断的影响，裴矩留在历史里的坐标是他“在隋为佞臣，在唐則为忠臣”的那张阴阳脸，他既可以对爱听奉承话的隋炀帝溜须拍马，将他拍得神醉体酥。也可以在唐太宗跟前犯颜直谏，摇身一变成了诤臣。相反，裴矩为隋帝国耗尽半生所取得的招商引资的“巨大成功”，却有意无意地被历史忽略掉了。
一位叔父曾经告诫年少气盛的裴矩，追求功名不能仅凭华丽的词藻，而需要实打实的政绩。从日后的表现来看，叔父的话无疑已被裴矩牢记在心，成了他的座右铭。这句话让他从词藻华丽的论道者变成了追求实效的实干派。在洛阳的那些年里，裴矩揣摩透了隋炀帝追求不世功业、好高骛远的脾性，所以，当隋炀帝命令他前往张掖管理与西域各国的外贸事务的时候，裴矩的心底已经有了一个隐秘的计划。
自霍去病逐北匈奴算起，古老的张掖城至此已有700余年的历史了。汉武帝在此设城，取名张掖，寓意则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裴矩希望自己也能在张掖做出一番“张中国之腋”的大事业。
史书里这样记载裴矩在张掖的活动：“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之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隋书·裴矩传》)裴矩招商引资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隋帝国炽烈的扩张欲望。在给隋炀帝的奏折里，裴矩将自己撰写《西域图记》的目的定性为“混一戎夏”。在裴矩的引导下，每年前往洛阳的半官半商的使节团络绎不绝。
除了帝国的欲望，这场巨大的招商引资活动背后，同样潜藏着裴矩本人飞黄腾达的欲望。对裴矩而言，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恰恰是他可以利用的软肋，在敦煌期间，他曾极力撺掇着高昌王和伊吾城主前往洛阳“入朝”，其撺掇的砝码则是“啖以厚利”，意即许诺以丰厚的回报来诱惑西域各国前去“朝拜”隋炀帝。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裴矩得到了隋炀帝的高度赞誉，官升银青光禄大夫。
受利诱来到洛阳城的朝贡者和胡商越来越多。裴矩建议隋炀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盛情款待，于是就有了正月十五端门外的那种百戏盛况。为了营造宾至如归的感觉，隋炀帝还特别规定，凡西域商贾到洛阳的酒店吃饭，一律免费招待，直到酒足饭饱为止，凡西域商贾交易，即使买卖的只是几棵青菜，也必须铺上名贵的龙须席，街道上的树木则统统都要缠上华丽的丝绸。在隋炀帝看来，非如此不足以显示我天朝上国的丰饶无匹。
或许是在一个新雨过后的黄昏，几个酒足饭饱的胡商醉醺醺地走出牡丹居，在颠颠倒倒中，指着道上一棵刚发新芽的垂柳说：“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何不把这些绢帛送给他们，却非得拿来缠树呢?”
胡商们朴素的质疑，道破了帝国沉溺了八百余年的一场春梦。
一个畸形的世界中心
唐人张籍在一首《凉州词》里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息。”丝绸之路在“天可汗”的时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期。一批批来自西方的胡商牵驼驱马，穿越安息、河陇，东抵长安，将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等商品运回中亚和欧洲，繁盛的中西贸易给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诗人岑参曾这样写道：“凉州七里十万家。”以每户5口计算，素来僻远的凉州，人口居然也有50多万了。
漫长的丝绸之路将当时东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城市——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长安连接了起来。条条大路通罗马，道道彩虹下长安。古老的长安城不但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最大集散地，也是东西方外交活动最繁盛的地方，仅玄宗一朝就接待过来自中亚的使节团达116次之多。长安已经走到了它的鼎盛期，成了当时最璀璨的世界大都会。
丝绸之路的繁盛也将气势恢宏的唐帝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世界中心。可悲的是，在今天看来，这个伟大的“世界中心”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潜在的畸形注定了它的辉煌不可能长久。
丝绸这种轻盈柔软的商品以一已之力撑起了长安这座伟大的世界大都会，但依靠的却不是自由贸易，东方帝国的对外丝绸贸易。自丝绸之路开辟伊始，就始终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被视为是“怀柔远人”打造“四方来朝”盛况的最有效的工具。朝贡贸易与和亲贸易在，西流的丝绸总量中占了绝大多数，真正通过商业交易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