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鲁迅故居里的冷暖悲欢
作者:段战江
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17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2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