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鲁迅故居里的冷暖悲欢
作者：段战江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1906年结婚到1 923年搬进这个小院的17年时间里，他和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洒满院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她也不是没有过情绪波动，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录中，被称作“某太太”的她，在听说许广平怀孕后，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诉娘娘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可她毕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小小的气忿过后，便是释然和欢喜，因为她认为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因此便原谅了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情敌”颇示好感，真心邀请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北京玩。
好多年后，海婴(鲁迅之子)在回忆录里，还曾感慨地说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虽然没有文化，却能正视现实，能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为己出。”鲁迅逝世之后，朱安定期和他们母子通信，字里行间，满是关爱之情。隐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爱，终于被孩子激发出来，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释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朴素愿望，海婴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她就不会做孤魂野鬼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广平和海婴都无法在她去世时，赶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这座坚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里，她终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后，也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一如她生前一样寂寞和凄凉。
轻柔地把握“老虎尾巴”
差不多是鲁迅搬进西三条胡同这座小院的一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怀着好奇而又激动的心情，贸然走进这座院落，也从此走进了鲁迅的心。
她叫许广平，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身为北大教师的鲁迅也在这所学校兼课，授讲《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这位传说中“怪僻可怕”的先生，她和同学们起初是好奇，甚至有些敬畏，可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是那样的幽默和平易近人，渐渐地，也敢和他亲近，甚至敢于对他“淘气”和“放肆”。
1925年3月间，即将毕业的许广平，由于学校的动荡和前途的迷茫，便壮胆给自己敬爱的先生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疑惑和苦闷。那时她还是个有些天真、有些调皮的学生，也是知道鲁迅包容，甚至疼爱自己学生的，因此在信中，针对自己的苦闷，她才敢认真却又活泼，坦诚又略带俏皮地询问道：“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同时要求鲁迅“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
这封信是3月11日发出的，在接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鲁迅就为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因此，13日一大早，许广平便收到了先生的复信，这让她非常感动。而信里头，头一句便是称她为“广平兄”，更是让她受宠若惊。当他们通信到第六封时，已经完全无拘无束的许广平又显“淘气”本色，自称为“小鬼”。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来往书信达12封之多，而且几乎每一封书信，鲁迅都是当天即复。
随着对先生的好感不断增加，她的好奇心也愈发旺盛。1925年4月12日，她拉着自己的同学林卓凤，贸然前往西三条胡同，“探险”先生的“秘密窝”。她看到了什么呢?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一个栽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小花园，以及正屋中间后面加盖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即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俗称“老虎尾巴”)，房间的摆设，也不过是旧箱子、旧写字桌、旧藤椅，以及一张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和一个简单的多层书架。
对于一位堂堂的北大教师而言，这样的“蜗居”实在是显得太过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可在许广平的眼里，这一切却显得诗意而浪漫。她在信中写道：“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其味为何?”
如果从1925年3月11日双方第一次通信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