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鲁迅故居里的冷暖悲欢
作者：段战江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l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遵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整3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打击的鲁老太太却很是喜欢。自然，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托。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1899年，也就是订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小她3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借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伤心的故乡。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只是母亲送他的一件“礼物”，他是替母亲娶媳妇，正如他对友人沉痛地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对朱安来讲，一切都是命，她只有无条件地顺从和忍耐。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影子丈夫，不，他甚至连一个影子都不愿意给。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日本继续留学，他回杭州教书，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她永远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