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谜“话”嵇康
作者：段战江
在这个兄弟聚讼的事件中，无论是受害者吕母，还是旁证人家仆，肯定都站在吕巽一边，何况吕巽还“上头有人”，和当时朝廷的政治红人钟会打得火热，也早就关照过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早已定性，对此吕安满腹委屈，却百口莫辩。此时唯一能替吕安说话的，也只有挚友嵇康了。嵇康果不负朋友厚望，在案子审理的过程中，挺身而出，极力替朋友辩解。同时，嵇康还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以“绝交不出丑言”的君子风范，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的愤慨和失望。
且不论吕巽的好歹，因不孝罪而徙边已是朝廷对吕安一案定下的调子，不容改变。如果吕安死心认命，那么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忿懑满腹的吕安又岂能认命?他在流徙的路程中，又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的大不敬字句。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满纸书生狂语，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可在当权者以及别有用心者的眼里，却不亚于一封要进行谋反的战斗檄文。那么，一封私人信件的内容怎么会很快就被统治者知悉呢?而且偏偏就是吕安写给嵇康的这封呢?想来中国从事告密的工作者，历来总是颇有效率的。或者说，这原本就是一个预谋已久、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最终猎杀的目标就是嵇康?
对此我们不能随意猜想。不管如何，这个案件因为吕安一书而峰回路转，性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吕安又被抓回京城，嵇康也随之入狱。如果说起初以“不孝者的同党”为由抓捕嵇康，估计会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现在好了，这个案件已经上纲上线了，严重到涉及国家的安全大局了。
案件的人为升级，和一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神神秘秘的钟会。
起初吕安一案被立案时，吕巽托关系、走后门的对象就是钟会，后来嵇康被捕入狱，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钟会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魏志·钟会传》里毫不避嫌，明确指出：“(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至于钟会为何要加害嵇康，《晋书·嵇康传》里总结说是缘于钟会的小心眼。那么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么?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而且年少得志，19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29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活脱脱一个天才级的“政治动物”。虽说出身高贵，官位显赫，可在文学才情方面，对于仅比他长两岁的嵇康，钟会还是敬佩有加，甚至到了不敢与之面对面交流的地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当初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结果是嵇康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不“难”一下，也不“辩”一下，甚至一句品评的话都没有。钟会的自尊心也因此大受打击，
多年以后，贵公子愈发显得尊贵，嵇康倒是愈显破落，隐居山阳一隅，以打铁为生，“以自赡给”。经过在官场多年溜须拍马的历练，钟会自恃已经是“精练有才辩”，于是，他“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带领一大批帮衬的“贤俊”看客，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浩浩荡荡前去“造访”。这样的造访，颇有挑衅和矫情的意味。钟会大概是想借官架和气势，换来嵇康的另眼相待，以此提高自己在当时文艺界的名声吧?然而，对于这个高级访问团的突然造访，嵇康理都不理，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嵇康的朋友向秀则在一旁鼓排，照顾炉火。炉火熊熊，嵇康手起锤落，叮叮当当，当当叮叮，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嵇康锻打了很久，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钟会领着一大帮人也傻看了很久，终是觉得无趣，悻悻作罢。在他们欲要离去时，嵇康才慢悠悠地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对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词锋两不相让，问得精妙，答得机趣。然而，钟会终是觉得丢了面子，并因此深深怀恨在心。
如果据此而推论，说钟会仅仅因为嵇康怠慢了他，为报睚眦之怨，才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的话，那么就太低估钟会的政治动机了。身为司马氏政权最贴心的政客，钟会拜访嵇康，绝非只是图个人一时之快。同样，他要置嵇康于死地，也不可能只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嵇康之死，幕后应有更大的黑手，钟会只是扮演台前恶人的角色罢了。那么这个恶人会是谁呢?这要从给嵇康下的罪名说起。
钟会以“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理由，劝司马昭将其杀掉，“以淳风俗”。然而，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可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此前的何晏、夏侯玄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便是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居丧饮酒食肉，虽说也是“非毁礼法”的典范，“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仇疾”，进的谗言也不少，可司马昭也是非常宽容，那么为何偏偏到了嵇康这里，就敏感如斯、苛刻如此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嵇康被害是缘于嵇康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太不安分。譬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就首先指出嵇康是“卧龙”一般的人物，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能力和活动能量都非同一般。接着钟会又指出毋丘俭“造反”时，嵇康曾要起兵响应，只是听了山涛的话才放弃。最有力的证据是他嵇康的《管蔡论》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无罪，为毋丘俭淮南起兵张目，其中“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的话语，怎么听都是借古喻今，揭露司马氏代魏自立的狼子野心。当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若做个心知肚明的木头人，倒也无事，可嵇康却偏偏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发出刺耳的笑声。司马氏找人杜撰汤、武、周、孔的话，为篡位制造礼教根据，他却偏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想借禅让以文饰篡逆之事，他却偏要“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嵇康的这般“非毁抵突”，自然令司马氏非常生气和尴尬。
更令司马氏忧心的是，嵇康不仅仅笔头有力，而且其社会活动能量和个人影响也非比寻常。有两个事例特别值得玩味，一个是《文士传》里说嵇康有“性绝巧，能锻铁”的本事。堂堂一位驸马爷，一位大学士，一个大才子，为何偏偏有这样奇怪的喜好呢?他并不缺钱，而且有人喜欢他锻成的东西时，他都会送给人家。这就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他锻成的铁器会是什么呢?艺术品，农具，或是兵器?嵇康隐居的山阳城，是魏室曹氏派系的大本营，若是兵器，又随意送人，会不会要暗地里结兵造反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司马氏想知，而且必须知道。于是，司马氏派来钟会“造访”，不在嵇康行散时，不在嵇康吟诗时，不在嵇康弹琴时，而恰恰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