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谜“话”嵇康
作者：段战江
在那样一个文艺极其繁荣、思潮极其多元的时代，身为创造者和参与者的文人群体，其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突然被激活，他们断然颠覆一切，又积极创新一切，表现出一种近乎狂热的创造意志和人文倾向。除却纷纷加强诗琴书画方面的“硬”指标外，对于自身的“软”实力也非常在乎。这个“软”实力，指的便是文士的个人风姿和气度修养。也就是说，他们乐意在自己的言谈举止里渗入“行为艺术”，活出一种唯美的风流气质和动人的生命精彩来。这是一种流行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性格。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魏晋时期，漂亮的美男和风流的名士会那么多。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偶像或学术明星，就必须内外兼修。只有将容貌、个性与才情顺利嫁接，才能绽放出诡谲壮丽、流光溢彩的文明之花来。“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嵇康，也正是凭俊逸之美、才情之高，顺时代之风，随社会之好，才成为领一代风骚的高人名士的。
那个时代，像嵇康这样既有美丽的外形体貌，又有美丽的风神气度者，也是稀缺之物。因此对文艺“粉丝”来讲，其嵇康那颇有“迷死人不偿命”的诱惑力和杀伤力，甚至可能会使他们达到因仰慕而痴迷，因痴迷而疯狂的地步。
嵇康的儿子嵇绍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叫赵至的少年，他14岁那年到洛阳太学参观，看到当时在太学里写石经古文的嵇康，惊为天人，于是等嵇康写完后要乘车离去时，他就跑过去询问嵇康的姓名。嵇康觉得有趣，便问他：“小孩子家为什么问这个?”赵至小大人似的回答道：“我看先生风度翩翩，气宇轩昂，非比寻常，所以想结识一下。”嵇康见这个少年出语不凡，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赵至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少年，遇到嵇康这样大师级的偶像人物，自然是喜不自胜，日久天长，他竟对大师相思成病，甚至得了癔症，竟多次从家出逃，“数数狂走五里三里”，欲去追寻嵇康。赵至的家人苦劝严防不顶用，就医扎针也不管事，如此折腾了两年，赵至终于在16岁那年成功出逃，几番周折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渴慕已久的偶像嵇康，并跟随嵇康回到山阳，做了嵇康的入室弟子。
嵇康性情之谜——他为什么那么转?
嵇康转不转，是个有趣的问题。
有说他“恬静寡欲”的，也有说他“尚奇任侠”的，有说他“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也有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的；有说他“土木形骸”的，也有说他“直性狭中”的。这样矛盾的性情，给人以人格分裂的感觉。如果细细梳理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性格形成，对嵇康而言，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和难言的内心苦痛。
就天性而言，嵇康天真得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他哥哥嵇喜说他“高亮任性，旷迈不群”，我想这一点与他的成长背景极有关系。嵇康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是由母亲和长兄一手带大的。大概是家人心疼他早早失去父爱，又是家里老小，所以对他娇宠有加。在这种有慈无威的管教下，嵇康“恃优肆惮”，养成了“性复疏懒，筋驽肉缓”的生活坏习惯。好在是，他出自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够“博洽多闻”，加上天资非常，所以又可以“学不师受”，自学成才。虽说他也是“家世儒学”的子弟，可偏偏“不涉经学”，独好老庄之业，天天琢磨着怎样去做神仙的事情，闲时弹弹琴，咏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生活过得是优哉游哉。
因为一切都有母亲和兄长打理，嵇康便什么都不用操心，就是娶媳妇和找工作的大事，也都是由他家里人一手操办的。他的兄长嵇喜颇有“当世之才”，在官场上混得不错，嵇家的门楼还算撑得体面。大概也是在这位兄长的努力下，嵇康娶到了沛穆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曹璺，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的高枝，成了魏武帝曹操的孙女婿。也正因为有了这层椒房亲戚的裙带关系，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年仅21岁的嵇康一跃进入官场，“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捎带连工作问题也都解决了。
在洛阳做京官的日子里，春风得意的嵇康连续写出了《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释私论》等华彩丽章，博得了崇尚玄学清谈之士的高度赞赏。那段时间，朝廷里曹爽势力还如日中天，司马氏集团低调回避，那时还没有人能预知历史很快就要拐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玄学清谈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曹爽集团最宠信的高官何晏，与嵇康有亲戚关系，嵇康应算是他的侄女婿。因此，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加上又有这层关系的嵇康，自然会受到特别重视。他的文章中有“爰及冠带，凭宠自放”的诗句，可以作为旁证。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正始八年，京城的政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气象。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开始尖锐激化，此时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涛，还有阮籍等，都前后托辞隐退。嵇康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退隐到河内山阳(今河南焦作)，继续他的田园竹林生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何晏及其党羽都被诛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拉开了魏晋政权长达17年的嬗变交替序幕。
在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而全者”的非常时期，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都是走的这条路。这些人后来不但都得以保全性命，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么?其实，嵇康只是曹氏宗室一个并不重要、也没实力的分支，无论是对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团，还是对蠢蠢欲动的曹氏集团，他这个曹家女婿都没太大的分量，他本人也不可能太把这个身份放在心上；再者，有关他的史料里，也找不到他有支持曹氏集团的证据，何况在他死前，至少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天下，如果他简单摆个姿态，继续当他的散官，也没什么不妥。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28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人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一类是游戏人间，“傲睨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消极出世，“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作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作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妥协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与不合作间进行抉择，而是根本就没：苜办法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