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一个人的战争
作者：张宏杰
最后，甚至连喇嘛僧人和种田的农民都没能逃脱剿杀。乾隆命令清军到伊犁时，“将彼处喇嘛等剿办”。史书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清军把在乌梁海种地的五十余户蒙古农民“全行剿杀”。
除了像打猎一样屠杀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军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军事活动，就是把大举投降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内地，然后再“办理”。
在清军第三次平准战争中，大部分穷困之中的准噶尔蒙古人仍然把清军当做把自己从战乱中解救出来的恩人，见到清军到来，“妇孺欢呼，如出水火”。更有许多蒙古人听说清军到了，便成群结队地，一个部落接一个部落地赶赴清军所在地，向他们归顺投降。
对于这些人如何处理，心思缜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准出发之时，他就指示清军将领，在地广人稀之处见到蒙古人，当时就可杀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户来投降，不要立刻剿杀，因为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难保无一二逃窜之人，泄漏其事”。所以，乾隆下旨说：“大兵此次进剿，厄鲁特蒙古人必然会大批投诚。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们的头目先行送到京师，其他部众，可向内地迁移，等到过了巴里坤之后，对那些男人，都尽行剿戮。所余的妻子，酌量分别赏给官兵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军攻克伊犁之后，乾隆再次下旨说：“现在，两路大军接纳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们外表归顺，内心未可全信。可将他们先迁至巴里坤，然后再迁到肃州，最后进行诛戮。”
数万名投降了清军的蒙古人就这样被长途驱赶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里被全部杀掉。
大屠杀的结果是蒙古民族一个重要支系消失。准噶尔四部，除杜尔伯特部汗策凌始终未叛变，对清朝极表忠诚，得以耕牧如常，以及达什达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后被迁至他地未灭外，其他部族几乎全部被杀掉。《草原帝国》中记载：“准噶尔人民，主要是绰罗斯部民和辉特部民几乎全部被根除。”据清军将领明瑞奏称，经过他们屠杀之后，自巴尔呼特岭到造哈岭直到纳林廓勒、乌兰乌苏这些地方，已经“不见一人”。俄罗斯西伯利亚当局则向彼得堡报告说：“有一个部落原有几千顶帐篷，现只剩下三顶。”
种族大屠杀下的死亡人数，历史上无准确记载。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计准噶尔部数十万户，“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传染病死者占十分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最后“歼于大兵者十之三”。于是除了妇女、小孩被掠走当了奴隶之外，准噶尔蒙古所剩无几，作为一个大部落已经不复存在，“数千里间无一瓦剌帐篷”。
为了耕牧准部留下的土地，乾隆从各地迁移人口。其中有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尔喀人、察哈尔人，还有穆斯林东干人，甚至还有来自满洲的锡伯人和高丽人。
十多年之后，土尔扈特部落回归中国，也被放置在这片由于自己的兄弟部落被灭绝而空出来的土地上。
八
乾隆的性格中并不缺乏善良、温和的一面。
雍正帝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并非完全是虚言。雍正生前曾多次对乾隆的“赋性宽缓”表示担心，怕这个心慈手软的人无力统治庞大的帝国。
“仁慈”也一直是乾隆的人格追求之一。在皇子时代，乾隆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他最喜欢的历史上的几位皇帝，比如唐太宗、宋太祖都有仁慈之名，他在文章中赞扬他们说：“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
但乾隆的本质毕竟是政治动物，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大清王朝万世永固。为了这个最终目标，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兽。
乾隆为人行事，大局感强，一举一动都深谋远虑。对准噶尔蒙古人的屠杀，固然有泄愤的因素，更主要的却是出于长远考虑。乾隆喜欢做一劳永逸的事，他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为后世子孙消除所有威胁。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乾隆从不放过斩草除根，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在平定金川战争中，这种种族灭绝实际上已经进行过一次预演。平定小金川之后，8000名藏兵投降，除了把其中的两千多人分赏给各个土司，以及一千多人逃跑之外，其余四千多人都被清军有计划地屠杀了。
平定大金川时，乾隆皇帝命令阿桂：“于剿平大金川时，所有抗拒蕃民兵丁，必当尽杀无赦”，“即十六岁以上男蕃均当丢弃河中淹毙”。后来，阿桂汇报说：“官兵前后所诛蕃兵蕃民实不下两万人。”
大、小金川最有强悍、最有反抗精神的人都被消灭了，乾隆抓住这个机会，对金川进行了改土归流，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后改懋功县)，还把当地数千座战碉全部拆毁。从此，土司割据叛乱的根源消除，清政府终于高枕无忧。
种族灭绝，在乾隆看来，无疑是消灭西部边疆威胁的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
的确，通过灭绝政策，乾隆皇帝实现了对西部中国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汉、唐、元这三个强大帝国都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在这个地方都设置过都护府，但是管辖一直难以长久有效地进行。直到乾隆消灭了这片草原上强悍的民族，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这里建立了有力稳固的统治。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这历来也被认为是乾隆一生的一个重大成就。
九
除了消灭准噶尔蒙古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乾隆还采取了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国教，但乾隆并不信黄教。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其实是一种取巧方便的办法……佛本无生死，哪有转世?但是不允许转世，那么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罢了。”(《御制喇嘛说》)
从这段谕旨看，乾隆对喇嘛教是不屑一顾的。但是，终乾隆一朝，皇帝对黄教领袖一直极尽尊崇之能事——
他把父亲的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他对达赖和班禅提高了礼遇规格，为了迎接班禅远来，还专门在承德为其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普陀承宗之庙(这座庙耗资巨大，仅为其中的一座殿宇顶部镀金，就花去黄金钱一万五千四百多两)；他还派皇六子远赴内蒙迎接，对其接待更是不计成本，优隆备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以此作为控制藏人和蒙古人的精神武器。基于喇嘛教的和平性质，乾隆强化了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因为他知道，一心礼佛、寄希望于来生的藏人不会成为动乱的根源。
然而，西藏活佛们获得恩惠，也并非毫无代价，乾隆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对于伊斯兰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这一宗教的进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他知道，伊斯兰教一旦实现“政教合一”，必然会爆发强大的扩张力量，给帝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平定新疆之后，乾隆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兰教的势力。他还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利用“以回制回”策略，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
可以说，整个乾隆年间，他对西部民族问题的处理都能抓住要害，条分缕析。民族边疆问题的妥善处理，也成为乾隆盛世到来的强大推动、力。[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