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一个人的战争
作者：张宏杰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不仅仅是为他们“万里远归”接风。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准噶尔汗国的虚实。在与“三车凌”数次长谈之后，他发现，当时的准噶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期。
于是，乾隆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迅速出兵，扫灭准噶尔汗国。随即，他下诏说明了自己要大举兴兵作战的想法：
“(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此正可乘之机。若失去这个机会，再过几年，等其局势平定，必然还会与我为敌作战。那时我军再与之战争，耗费必然更为巨大……朕以为机不可失，准备于明年分两路进兵。这是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三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清高宗实录》)
此诏一下，举国震惊。
三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乾隆本来是一个“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统治的前20年里，除了那场本没有必要的金川战争之外，天下风平浪静，边疆无警，大清不闻兵戈之声。
发动平准之战，在所有人看来，皇帝完全是自找苦吃。主动出击如果成功，固然荣耀无比；如果一旦失败，那么不仅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皇帝也将受人诟病。做一个老成持重的“太平天子”，实在是一个保险系数最高的选择。
况且，二十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争，全国上下已经习惯了和平，“人心狙于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规模对外作战，人们毫无精神准备。所谓“兵者不祥之器”，二十多年前的和通泊之败给大清官员心中留下的阴影太深了，一提起准噶尔，他们就心惊胆战。在他们看来，蒙古人不来进攻大清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大清怎么可以主动挑起战端?
确实，农业文明并非尚武型的进取文明。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而历史上的汉人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糜”，即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
他们认为，这些蛮夷是“犬羊之性”，思维方式不同于人类，完全不可理喻。他们来如急雨，去如飘风，无法抵抗也不可预测。这种莫名恐惧积累了几千年，已经凝聚成中原民族的集体潜意识。
雍正末期的两次大战后，清王朝和准噶尔汗国双方都知道无力吞并对方，于是他们清楚地划定了边界，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共享了20年的和平，双方的贸易也迅速兴起。
实现和平之后，清朝十多万大军撤回内地，20年间节省了数千万两军费，陕西、宁夏、甘肃等地民众不再负担沉重的粮食供应任务，生活大大改善。正是边疆的稳定，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虽然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在大清帝国建立了牢不可摧的权威，但他的作战决定一经发出，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反对的奏折雪片一样飞来。
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一致认为，应该继续这种和平状态，战争永远不是轻松的游戏，况且战争还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特别是在几个月之内往西部运送大量的军粮和军事物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一旦战争失手，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胜追击，一举深入内地，将给大清帝国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
甚至连武官们也极力反对这次战争。平安无事数十年的满族将领们“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他们甚至认为此举“师出无名”。因为双方和平条约既已签订，大清乘准噶尔内讧之机破坏条约大举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国应该有的做法。
四
乾隆对这些奏折不屑一顾，因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与众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责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担的，是祖父与父亲两代的重托。他自己也说：“自古帝王所以禀承托付者，不过其父而已。而我则身受祖父、父亲两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还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惰吗?”
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因此他给自己规划的政治蓝图也十分宏大。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一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他不仅仅要对自己的名声、地位负责，更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因此，在内政上，他次第消灭了皇室、亲贵、朋党、权臣、太监对皇权的威胁。但这不过是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
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历代汉族帝王所关注的，只是长城以内的半壁江山，对于周围的“四夷”，一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他们认为，这些“夷狄”不过是一种半人半兽的存在。对于这些“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历代王朝一直驭之以权诈，像大人对付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含糊应付，平时不管不问，逼急了就贡献子女、布帛。
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他们特别重视研究边疆问题。
清代帝王本身就出自“夷狄”，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驭。所以，他们的民族策略，其精明理智远超历代。他们一变历代汉族王朝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提出“中外一家”的口号，以积极态度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并通过笼络、打击和分而治之，使边疆民族不再成为内地的威胁，反而起到“移动长城”的作用。
为了成功地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及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更是有意识地下大功夫，来学匀少数民族语言。
乾隆懂得五种语言(满语、汉语、藏语、蒙语、维吾尔语)，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语言天赋的皇帝。早在即位之初，因为蒙古族首领岁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乾隆遂开始学习蒙古语，“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后来，他又开始学习藏语和回语，皆达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维吾尔语和藏语学到了什么水平现在无法具体考证，但蒙古语他确实是可以熟练运用。乾隆十九年，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时，乾隆即“以蒙古语询其始末”，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并且“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洽会系深思”。
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就已经利用语言优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西蒙古的历史，还在平准之后亲自撰写了论述准噶尔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现状的《准噶尔全部纪略》。这篇文章综合了蒙古文和汉文资料，对准噶尔的历史源流和部落结构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证及描述。
基于这种知识积累，乾隆对准噶尔问题看得很深、很透。他十分清楚准噶尔地势险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东可以统一蒙古，是大清王朝的最大威胁，关系到西藏和东蒙古的稳定。这一点，雍正皇帝也早就已经指出：“准噶尔一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