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个“总觉得在哪里听过”但仔细想想却又并不了解的国名。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抬中国进联合国”的主力国家之一,也曾经在短暂的外交蜜月期内被称作“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
它的国土不大人口又少,但在历史上也曾经刚过一波——它曾经是既反美又反苏的。到现在,它在整个欧洲内论发达程度敬陪末座,被大众认为是“一个被传销毁了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印象
对于中国人来说,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大事件,可能是最容易让人记住这个国家的关键节点——阿尔巴尼亚不仅投出了76张赞成票中的一票,更是提出方案的发起国之一。然而比较尴尬的是阿尔及利亚也在这个列表里,这两个国名还挺像,一旦不够了解就很容易弄混。
如果是比较年长的人,则可能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阿蜜月期。此前苏联在政治上向我国施加巨大压力,阿尔巴尼亚却并没有跟着“老大哥”的马首是瞻,它几乎是东欧阵营中唯一与中国交好的国家。由于不够听话,阿国甚至被排除出了华约圈子。
那段日子,中阿之间关系非常密切,音乐方面有《歌声飞向地拉那》这样的时代作品,电影方面则有《海岸风雷》、《宁死不屈》、《伏击战》等等情怀满满的老片子。
不过,随着1976年两国关系跌到冰点,这样一个体量有限、并不足以在世界局势上掀起大风浪的国家,也就逐渐在国人眼中失去了热度。
山鹰之国与碉堡国家
从地图上一望可知,阿尔巴尼亚真的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国,国土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三百万。这样既无战略纵深、也没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却一度敢于硬扛美苏两大怪物,不能不说和它的历史惯性也有些关联。
它的国旗以红色为底,上有一只黑色双头鹰,这是他们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徽章,至今在该国首都还有纪念广场。
在15世纪,斯坎德培以阿尔巴尼亚的多山地形为依托,坚持打游击战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即使双方力量悬殊也没肯投降。后来雄鹰便成为他们民族精神的图腾,也由此诞生了“山鹰之国”的称呼。
总之,虽然从面积上来看这是个小国,但却是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小国。二战后,阿尔巴尼亚的一把手是恩维尔·霍查,他率领人民击败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实现了民族解放。
其后他在位的四十余年中,虽然在改革农耕、根除旧俗等方面颇有成就,但他的独断统治、封闭外交也导致经济发展迟滞、国民生活水准不高,为之后的内乱埋下了导火索。
阿尔巴尼亚一度反美反苏,与周边的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家也是一堆旧恨新仇,因此在二战后有过相当长时间的闭关自守。
为了防备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他们以“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为口号,在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修造了近70万座碉堡,成为全球人均碉堡最多的国家,人送外号“碉堡国家”。
关于恩维尔·霍查治下的阿尔巴尼亚,曾有人编了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段子来描述它:
一盏红绿灯——现代化程度不行,汽车数量少,因此也不需要大量红绿灯来调控交通。
二牛抬杠——以牛车为主流交通工具,一个不小心就互相杠上了。
三群当道——很多地方仍停留在农耕社会,路上随处可见牛群、羊群和鸡群。
四处碉堡——为了防范外敌,修筑了密度极大的碉堡工事。
武警林立——警察多,便衣也很多。
六亲不认——霍查既独断又多疑,执政期间进行了多次大清洗,位高权重者往往肉体消灭。
七窍不通——社会封闭,与大部分国家都不进行基本的交流。
八面威风——霍查在国内进行铁腕统治、个人迷信,地位唯我独尊。
久久不变——体制僵化,拒绝改变。
十分落后——在当时,阿尔巴尼亚已经被视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东欧剧变的十字路口
1985年,一代铁腕执政者霍查去世,阿尔巴尼亚的局势就像是骤然松开了阀门的高压锅,此前一直压抑在内部的矛盾开始暗潮涌动,寻找各种渠道喷发出来。霍查的副手拉米兹·阿利雅接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在他手上,原本闭关锁国的外交关系有所调整。
他着手修复与中苏的关系,也和西方阵营进行接触。然而,此时的世界已经山雨欲来,东欧剧变箭在弦上了。眼看着东欧渐渐变天,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失去对国家的掌控,罗马尼亚甚至出现了领导人死于非命的“前车之鉴”。
拉米兹·阿利雅
在身边世界的大潮之下,阿利雅终于改变了手上这艘大船的航向:1991年组织大选,宣布放弃了马列主义道路;到1992年又被迫再度大选,总统职位移交到了另一党派代表贝里沙的手上。
劳动党下台了,接手掌权的民主党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计划经济下的物资短缺得到了缓解,一大例子便是大量涌入市场的西欧廉价二手车(当然,也有传说说其中至少半数以上都是赃车)。但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并不是仅仅打开国门就能自然达成的。
工业底子近乎为零,山地居多的地形也不适宜发展现代化农业,再加上政治上虽然腾笼换鸟,说是改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官场上还是以前那批人,贪腐成风、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萨利·贝里沙
最致命的一点来自四十多年的闭关锁国,大部分掌控权力的人对国外的世界缺乏必要了解,这样的人却要去制定和执行新的经济政策……
由此,贝里沙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新政府很快就面临了“没钱”的窘境——国有企业私有化初期,GDP增速可喜,但这些数字更像是回光返照。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企举步维艰,它们恰恰又是国有银行主要的放贷对象。
到1994年末,阿尔巴尼亚三大国有银行的坏账率超过了50%,银行的生存岌岌可危。为了保住银行,政府不但提高了贷款审批标准,甚至还实行了贷款配额制度。所谓贷款配额制,简单理解就是连贷款都要一出手就打折——哪怕是通过审核合格的贷款申请,也只能获得申请数额的45%。
可想而知,这样的手法给银行续了命,却让企业缺钱的情况愈演愈烈。国企需要的贷款申请不下来,民营企业同样贷不到钱。一时之间,这个国家所有的企业都在忙着找钱。
跌入传销的巨大漩涡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资本露出了最本质的面目——只要获利够大,他们连绞死自己的绞索都敢卖出去。一些胆子大、头脑活的人盯上了这个商机,开办了实质为“地下银行”的基金公司,以高于银行的利率吸引客户存款,再把筹集到的资金拿去放债和经营。
一开始,这些基金公司的利率尚处于可控区间,而且确实缓解了企业求贷若渴的压力。政府对此喜闻乐见,甚至还给了不少的政策扶持。然而这样的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没有人会嫌来钱太慢。
实体经济来钱太慢,就去做外汇做地产,胆子再肥点就做偷渡走私。为了争夺资金来源,基金公司竞相提高利率,互相攀比着发广告请代言,政府官员亲自下场,为这些项目打包票做宣传。
当资金需求越来越大,金字塔式的集资模式逐渐成型,公司们吸引来新的资金,偿付掉旧的款项,数字越滚越大,风险也越架越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场起自无良商人、又有政府亲自下场的“庞氏骗局”。
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民众不但在报纸上看到各种一夜暴富的广告,还常常在街头看到政府官员真人演讲,就连总统贝里沙也亲自参加活动,为国家基金呼吁造势。回到家里,亲戚朋友纷纷现身说法,哪个认识的熟人把钱投了进去,没多久就赚到了20%以上的利息!这不是比银行好得多吗?
权威媒体与身边真人的双重轰炸,说服力是惊人的。再加上当时适逢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同为阿尔巴尼亚人的科索沃正在搞民族独立,政府和基金公司便利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声称国家会利用集资来的钱资助科索沃武装,号召民众对科索沃同胞的“伟大事业”出钱投资。
科索沃
面对席卷全国的巨大漩涡,也并非没有人能看出潜在的不靠谱。1995年初,阿尔巴尼亚政府便颁布法令,试图限制非银行机构吸纳资金的行为。
但时至此刻,很多政府官员都已经完成了利益的深度绑定,就算金字塔崩塌,位于塔尖的老板和高官也根本不担心拿不到钱,又有谁肯悬崖勒马,放掉到手的巨大利益?
据1996年统计,当时全国共有近百家金字塔式的集资基金公司,其中八家最大的公司负债总额已高达12亿美元,超过全国年GDP的60%。与此同时,它们承诺的月利率已经飙升到40%以上,还有无数人正在变卖家产田宅,削尖脑袋想着挤上这一趟“财富快车”。
到了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全国已经成为传销活动的巨大培养皿。连国际社会也关注起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派出专人,前来核查该国的融资情况。
但阿国政府马上就要迎来四年一度的大选,可想而知必然是咬紧牙关死扛,他们把集资活动称作 “人民资本主义”,总统贝里沙甚至放话 “阿尔巴尼亚的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
传销暴雷,终成内战
1996年5月,阿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正常举行,民主党高举着国家基金的标志拉票,从中获利的储户、期待获利的储户硬生生地给贝里沙投出了连任。
再加上也有不少人对大选不抱信心,抢在大选之前大量抢兑,基金公司再度提高利率,利率一路狂飙到70%,甚至还有打出100%利率的。一切的一切持续到1996年底,这场席卷全国的传销活动终于暴雷。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可能吸出来的资金已到尽头,全国遍地都是倾家荡产投入基金的储户。之前还是一夜暴富的聚宝盆,忽然之间老板破产的破产、跑路的跑路,只剩下大量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储户血本无归。
暴病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人们好像现在才从迷梦中惊醒过来,被迫度过一个最为黑暗无光的新年。1997年初,政府迫于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对银行提款额度进行限制,又冻结了一批公司的账户来防止资金外逃。
但截留的资金相比拿不回来的那些,可说只是杯水车薪。同时,与政府相关的丑闻接连爆出:被处理的全是没后台的公司,真正有靠山的公司不但不受控制,甚至还继续在电视上播放广告;贝里沙得以连任不仅仅依靠储户的选票支持,连贿选的钱都出在这些储户身上……
危机四伏的火药桶已经被点燃,在首都地拉那,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先后都爆发了针对此事的示威游行,饱受金字塔集资之苦的人们打出“打倒强盗政府”、“打倒贝里沙”的口号,上街要钱。
在霍查故里、劳动党高层也更具有影响力的南部大区,类似活动声势更烈,一部分支持旧政府的原人民军、原秘密警察退役成员,引导示威者夺取了发罗拉市郊区及帕沙里曼海军基地的武器库。示威者被武装起来之后,就成了真真正正的反对派,发罗拉全城陷入无政府状态。
政府为了控制局面,宣布戒严,命令军警前往平乱。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就连军警或者其家人也很可能是基金事件的受害者。一时间驾驶飞机叛逃意大利者有之,直接把武器送给反对派者有之,还有带枪带炮加入对面的。
此前被贝里沙政府革职斥退的旧军官纷纷重操旧业,熟门熟路地攻占了各地军火库,各种轻重武器流落民间。在那段时间,几乎随处可见坐在坦克上朝天鸣枪的武装民众。此前大量修筑用来防备外敌的碉堡,修好之后一次没用过,如今却成了双方开打内战的工事。
内战打得飞起,贝里沙政府也只能接受现实,与在野党进行圆桌会谈,希望谈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方案。然而各党派各执一词、讨价还价,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局势日复一日地恶化下去,首都地拉那也乱了,机场遇袭被迫关闭,国防部长茹拉利全家出逃,总统贝里沙躲到了亚得里亚海上的意大利船里,整个政府距离流亡海外就差最后一步。
这场内战持续了三个月,国家机器近乎完全瘫痪,暴乱和随之而来的治安糜烂成为许多阿国民众毕生难忘的梦魇。最后,新组建的内阁不得不向国际社会请求维和部队支援,终于把局面稳定到了新一轮大选结束。
结语
这场疯狂传销引发的内战,最终以又一轮大选的腾笼换鸟落下帷幕。基金事件的始作俑者民主党大选惨败,以社会党为首领的中左翼政党联盟则获得大量支持,雷杰普·迈达尼就任新一任总统。看上去至少已经停火不打了,但内战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大量财富流失加上内战战火的摧残,让阿尔巴尼亚本来就奄奄一息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数以百万计的轻重武器流散到民间,仅轻重机枪就接近七十万挺,社会治安风险大增;政坛斗争更加白热化,1998年前总统贝里沙就领导了一场意图夺权的暴动。
在阿尔巴尼亚,谁也不知道下次动荡会从哪个角落开始。
2001年元旦,阿国的学生搜集了数万枚内战中使用过的子弹(壳),铸造成了一口名为“和平钟”的铜钟,安放在地拉那市中心,钟上刻着 “我在子弹中出生”的文字。对于一个被传销毁了的国家而言,这口钟也可说是无言的历史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