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关于苏联文学与中国的对话
作者：李 辉 蓝英年
要，也写了一本很恶劣的书：《索洛韦茨劳改营》，说劳改营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劳改营中跑出去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地狱岛》，在欧洲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高尔基要澄清这个问题，消除影响，就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衣服，但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拿着，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就更大了，他写了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这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时他在国外，几个作家跟斯大林发生过冲突，为了缓和关系，投合一下斯大林的心意，他便写了这篇文章。斯大林看后大喜过望，让《消息报》和《真理报》同时刊载。后来一审讯哪个人，就说：“伟大作家高尔基说，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但是，高尔基后来还是跟斯大林进行过较量。他希望带来民主，影响斯大林，希望他对知识分子好一点，可是斯大林根本不听他的。为了加米涅夫的事，他们两个彻底闹翻了。本来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竟被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搞文学工作，因为他过去有底子。斯大林给了面子，让他当了世界文学所的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后，加米涅夫被捕了，说加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便给斯大林打电话说，加米涅夫这件事是不是有误会啊?斯大林以从来没有过的冰冷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y这个问题请你不要过问，而且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什么也决定不了，还需要审讯。从此两人的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疏远就是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开始的。这时候，斯大林要做枪毙加米涅夫等人的准备，从批评科学出版社的书开始，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讲革命者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小说出版后很轰动。高尔基和加米涅夫拟定的出版计划中有这本书。《真理报》发表评论，质问为什么要出版《群魔》，高尔基不识时务，公然写文章辩解，说要了解敌人，就得读《群魔》，并且挺身而出，说出版这本书是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在为加米涅夫开脱。但高尔基年龄大了，在引文中出现错误，第二天，《真理报》登了一篇《求正于高尔基》，把引错的地方都指出来，并且充满了挖苦之辞。高尔基又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但是《真理报》没登。《真理报》的总编辑是梅赫列斯，是个很坏的犹太人，但高尔基的文章，他是不敢不登的，不登一定是斯大林授意的。这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的一个信号，高尔基还浑然不觉，仍旧写文章为加米涅夫辩护。这时，又冒出了个潘菲洛夫，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问高尔基》，因为高尔基在一年前写文章批评他的作品写得很糟，不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时他感谢高尔基的教导，现在又骂高尔基，说高尔基批评错了。高尔基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又未发表，这是斯大林给他的又一个信号。由此可见，高尔基跟斯大林还是斗了一番。他们是有较量的，高尔基敢直言，这些，中国的作家是比不了的。
高尔基也是很复杂的，他有缺陷，但还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蓝：当然，高尔基有特殊身份，布尔什维克买武器的许多钱都是他筹集的，他又是列宁的朋友，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威望很高。
李：三十年代，也是高尔基在中国威望最高的时候。有人把鲁迅跟高尔基比较，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只是从影响上讲的，其实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蓝：是不一样。鲁迅对民族性的探讨非常深，高尔基只看中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民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愚昧，不开化，而农民在俄国占大多数。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竭尽全力维护知识分子，很了不起。但作为作家，他并未写出可以同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媲美的作品。早期的流浪汉作品还是很好的，晚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法看。不信，你找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看看，能否还读得下去，而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鲁迅的作品，人们不仅今天仍然爱读，每读还有启发。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为革命而创作，如他的《母亲》，列宁就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他的威望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高。
李：高尔基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斯大林合作，是不是与斯大林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有关系?
蓝：当时没有作协，有的只是拉普等文学团体，中央不容易集中领导。”32年党把所有文艺团体都解散了，准备成立便于领导的各种协会，其中以作协最大。1934年成立作协，除了高尔基，谁也当不了主席，因此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回来。高尔基是来自“底层的作家”，十月革命前已很有名气，加上他对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支持和与列宁的私交，十月革命后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第一作家。斯大林再抬也抬不到哪儿去了。斯大林要一统文艺界，需要高尔基出山。在一些文艺枝节问题上，斯大林可以向高尔基让步，但要求高尔基帮他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权力上斯大林决不允许高尔基干预。一句话，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高尔基这块招牌。后来高尔基为加米涅夫说情，就是干预了政治，斯大林便同他翻脸了。
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
李：最早读到的你的文章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性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但读了你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伦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法捷耶夫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啦?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枪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像吴晗修改《朱元璋》，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茅盾、曹禺、巴金、老舍都不同程度地如此修改过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