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生命

作者:乔·哈根




  译:韦春晓
  文:【美】乔·哈根(Joe Hagan)
  
  《时代》杂志的最近三任执行主编曾经是好朋友,也同属一个精英俱乐部。然而,目前在任的这位却被指责为想要掀翻整个俱乐部。
  
  理查德·斯登格尔卸下外衣,摞起袖子,像在准备一场政治演说。他身材高大,英俊,但有些苍白,咧着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位新任主编面前,满满地坐着一百位前任编辑、出版商和杂志的资深摄影师。大多数人已是满头白发,有些是秃顶,还有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不少人在互相轻轻地咬耳朵。这些“时代-生活”老友会的成员聚集一堂,是要来看看,这个才当了八个月主编,不过五十一岁的斯登格尔怎么领导“八十四岁”的《时代》周刊。
  “关于《时代》的运作,我们的使命是做到‘卓越’”,他在讲台上高声说道,“我们以后要有选择性的眼光,只追求那些最好的东西。我相信《时代》过去也一直是这样。我坚信这也会使《时代》再度辉煌。”
  一个坐在角落的前执行广告主管举起了手。
  “《时代》杂志的时代难道还没有过去吗?”
  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您问我这样的问题,还是这里的一员吗?”斯登格尔回问道。听众席上发出一阵局促的笑声。
  “周刊已经创办八十年了!”广告主管说,然后说了句毋需多讲的话,“时代不同了。”
  当这些忠心耿耿的人也开始发问,对这份老牌著名杂志的实用性表示怀疑时,看来是出了什么问题了。的确,问题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亨利·卢斯和布里敦·哈登于1923年创办此刊,将每周报纸的精华浓缩至一本杂志中;可是有线新闻兴起后,近二十多年来,已经不断有人宣称这份杂志该进垃圾桶了。如今,整个出版业的基本经营模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连时代出版公司也承认,《时代》杂志正处在一个“转型点”,这是公司对“糟糕时辰”的委婉说法。
  正因为如此,发行人艾德·麦卡利克称杂志目前经历的过程为一场“革命”。领导革命的人就是斯登格尔和他的雇主——坏脾气的约翰·休伊,时代出版公司的总编辑。他们的事业发展到此时此刻,两人谁也不愿在自己的任期内看到美国最伟大的杂志之一走到尽头。
  沉吟良久,斯登格尔终于给了广告主管一个答复。
  “《生活》杂志在停刊二十年后,依然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受尊敬和认可的品牌,”斯登格尔理论道,“这里面就有种力量和价值。我认为,我们可以倚靠品牌的力量,打造当代的必读刊物。”
  这是个古怪的比方,因为《生活》杂志如今已成了大型杂志死亡的代表,作为大牌企业也会倒闭的例证。
  斯登格尔在《时代》公司成长起来。在时代&生活大楼二十四层,他和他那一代的撰稿人共同酝酿策划;这些人现在构成了媒体机制的主要部分。他们中有华尔特·伊萨克森和吉姆·凯利,二人后来成了《时代》的执行主编;格雷登·卡特,后来的《名利场》杂志主编;科特·安德森,后成为《纽约》杂志领导人,现任该杂志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和弗兰克·里奇,二人后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对于那一代人,《时代》杂志仍然是美国媒体中的中心,就像亚瑟王的宫殿。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那时的《时代》杂志形象一如既往:它是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乐观,中庸,可靠。1982年,凯利到堪萨斯一个小镇作了一次报告,那时的《时代》的号召力如此强大,人们纷纷要他为自己手中的杂志签名。“我感觉像是半个神仙,”凯利说。
  凯利是把斯登格尔拉到他们圈子里来的人。两人在七十年代中期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共同师从《纽约人》的著名撰稿人约翰·麦卡菲。八十年代初,当斯登格尔进入公司时,当时的报道机制还是卢斯于四十年代建立的那一套。杂志有四十名左右的职业撰稿人;在全世界三十家办事处的一百名通讯员,他们把通讯寄给公司的新闻部,新闻部把它们分配给各个撰稿人写成专题报道。编辑们连夜窝在打字机前,光着脚板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吃着工作餐,赶在周六凌晨以前完成杂志——他们大部分时间在时代公司这个伊甸园里面度过,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
  这一周的杂志做完后,这些人开始撤离公司,打车去汉普顿。凯利、斯登格尔和伊萨克森在那里的萨格港租了间小平房,并给它命名为“鼠屋”;原因是女房东收集了一系列小老鼠的雕像。周末的时候,人们常常能看见日后的媒体名人如角谷美智子、《时报》的亚历山德拉·斯坦利、前《纽约》专栏作家和电视剧本作家劳伦斯·奥唐纳利,以及《新闻时报》的伊万·托马斯一起出现在海滩边。
  “那时候的《时代》,人人都聪明绝顶,真是个传奇的时代。”格雷登·卡特说。
  “我们常喝醉酒。除了在工作上表现自己,我们并没有什么真正所谓成年人的责任感。我们是一个让人惊讶的团体,而且至今大家仍然是好朋友。”的确,现在卡特仍旧每年为当时在《时代》工作的那些人举办一次宴会。
  伊萨克森是团体的领袖,人人都觉得他总有一天也会成为《时代》的领导人。他每周六上午必去参加媒体垒球赛,并与默特·祖克曼和肯·奥莱塔过从甚密。伊萨克森后来果然成了执行主编,他让凯利做他的副手(据伊萨克森说,原因是凯利“能让火车准点运行”)。但伊萨克森与斯登格尔更为密切;两人都曾作为罗德斯学者在牛津大学学习;都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对美国的几位国家创始人尤其着迷。
  在凯利接替伊萨克森成为执行主编之前,斯登格尔和凯利的关系也还算密切。但在决定谁担任“国家”部分编辑这个享有极高声望的职位时,双方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那时的编辑主任约翰·休伊已经在幕后决定提拔斯登格尔,并鼓励他争取这个职位。但是凯利并不愿拱手相让,据熟悉内情的人说,原因是他觉得斯登格尔管理组织能力不够,未必能在情况多变的总统大选期间胜任这份工作。在拖延一阵后,凯利最后还是让步了,但他仍时时控制斯登格尔,在大方向上进行调整和修改。斯登格尔对此相当不满。有另一名编辑问起他在凯利手下干得怎么样,斯登格尔说:“只有一句话,再也没什么朋友可做了。”
  过去二十五年里,斯登格尔曾几度暂别《时代》——一次是为内尔森·曼德拉代笔写他的自传,另一次是为比尔·布拉德利写演讲稿。但是当他于2004年2月离职时,看起来这次他是真的走了。斯登格尔说他想要“经营些什么”,而在《时代》并没有一条明朗的道路可走。凯利选择了史蒂夫·考普做他的副手。斯登格尔没有把辞呈递交给凯利,而是跳了两级,交给了执行编辑普里希拉·潘顿。然后他收拾东西到了费城,当起了国家宪法中心的CEO,这是一个进行宪法研究的非营利性博物馆。他邀请伊萨克森加入了主任团。
  
  约翰·休伊并非《时代》杂志俱乐部的成员。他原是来自亚特兰大前海军情报官员,对“飞来州”情有独钟(他与人合作了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自传,至今仍搭飞机从南卡罗莱那飞来曼哈顿),他有时还是个爱表现的冒失鬼,有一次喝多了波旁酒,就开始扮演起詹姆士·布朗来。休伊的为人,与那些常春藤名校联盟的毕业生截然相反。九十年代,休伊担任时代公司《财富》杂志的执行主编受到称赞,成为了时代公司总编职位的主要候选人。2001年进入管理层后,他以撼动旧的“卢斯文化”闻名——主要做法是抛弃大杂志的职业编辑,例如《体育画报》和《娱乐周刊》的编辑。有一名杂志的长期编辑曾认为,9/11以后在《时代》封面上放布什的照片不是一个好主意,休伊这样反驳他:“你凭什么认为,有人会在意你怎么认为?”
  “他是个打破平静的人,”他的朋友,被免职的《时代》编辑豪威尔·雷恩斯说,“但他比我能干。”
  休伊最想动的地方就是《时代》杂志。尽管他在公司的职能是编辑主任,但是他的上司,总编诺曼·伯尔斯坦却在《时代》这块给予他最少的权力。这常常让他烦恼。2005年秋,伯尔斯坦退休,休伊准备担任第六届总编的时候,他告诉一个同僚,“我都等不及了,一定要在《时代》大动一番。”他总算有了机会,可以给出版业的旗舰刊物打上自己的印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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