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生命
作者：乔·哈根
休伊对凯利关于继任者的看法毫不在意，并说他将在公司以外雇人——这样一来他直接否决了至少三名希望得到这个职位的高级编辑。不过他还是问了一下凯利，如果是他，会选择怎样的人做主编。凯利回答说，要一个性格平和的人。
“你确定不是一个废物？”休伊问。
“对，不要废物。”凯利回答。
休伊首先向丹尼尔·奥克伦特发出邀请，他是九十年代《生活》杂志的编辑，也是《纽约时报》的首位公共编辑，现在他是颇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他性情和蔼，年逾五旬，头发花白，而且对时代公司内部事务的进展有敏锐的眼光。他和休伊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密切交往，那时候休伊在《财富》杂志。休伊给奥克伦特这个职位，有个限定条件——任期一年，在此期间他们还要给凯利找一个永久的替代者。奥克伦特拒绝了他的邀请。（他的理由是，他不想自己闲散的撰稿人生活受到打扰，他每年要花五个月在科德角度假。）但他同意担任短期的顾问工作，帮助休伊寻找新的执行主编。
有奥克伦特做顾问，休伊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见有人和国内的商业总裁，与现任和前任时代公司要人反复商讨，包括和伊萨克森、时代的政治撰稿人乔·克莱恩，以及前《财富》执行主编埃里克·普里。休伊在物色过程中不够小心，结果候选人的名字被泄露给了报社：其中有《纽约时报》编辑乔恩 ·米契亚姆、网络杂志《Slate》的编辑雅各布·威斯堡，以及前《名利场》和《纽约人》编辑提娜·布朗。这些推测在《时代》员工当中引起了焦虑，大家尤其对布朗接管《时代》的前景表示担心，据相关消息透露，布朗还主动要求获得这个职位。
休伊后来说，斯登格尔的名字一直在一张秘密名单上，名单藏在休伊的日历本中。但直到2006年3月，休伊才开始认真考虑他，此时距他开始物色人选，已经三个多月了。
经过四次会谈（其中有一次是在勒·伯纳丁餐馆和奥克伦特的会谈），斯登格尔和休伊达成了一致，他俩都觉得《时代》杂志在凯利带领下跟不上时代，尤其是Time.com在竞争中败给网络新闻（1999年，斯登格尔曾经短暂接管Time.com）。在一份长达七页，名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答案”的备忘录中，斯登格尔描述了自己的状况，他在里面写道：“《时代》还有没有意义？二十一世纪还有新闻周刊的生存空间吗？”“在这媒体林立的世界，在现代化媒介纷纷扰扰的混乱状态中，需要有一份标志性的刊物……它可能就是卢斯最早创立的一种新闻手册，作为人们阅读的向导。读者面对的都是未经选择的信息，而《时代》是知识。”斯登格尔接下来这样写道。然后他列出了以下几个栏目：
其他媒体《时代》
信息 知识
混乱 清晰
意见 权威
他和休伊都没有告诉凯利自己竞争职位的事情，尽管如此，凯利却通过别的渠道听说了此事。当休伊最后告知凯利，他已经于四月份定下了人选时，凯利只是简单地说：“他不是个废物。”
休伊没有挑选一个喜欢添乱的人；从某种意义中，如果他这么做，对凯利而言反而不那么艰难。他选择了俱乐部的另一个成员，凯利的朋友和暗中的对手。这个决定不能不让人觉得是对凯利的责备，但同时也相对表现出对于《时代》文化传统的尊重。经过细致的搜索，休伊没有带回一个满脑子革新思想的外人，而是一个受尊敬的《时代》人。正如斯登格尔自己说的：“我有些激进，但没有激进到那种程度。”
斯登格尔受雇之际，休伊肯定已经意识到对《时代》杂志进行大手术有相当的风险。他最终坐上了美国大出版公司的最高席位，但却受到商业阴谋和艰难的商业境的困扰。整个产业在下滑，而广告制作费占总产业费用百分之二十三的时代公司正在被网络广告夺取份额。每年都不得不忍痛解雇员工。而休伊的老板，CEO安妮·摩尔也承受着必须降低成本的压力。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休伊和摩尔的关系从他上任起就很僵。他是老派新闻传统的维护者；而摩尔则以“出品人”闻名，造出一系列软性的杂志标题，从根本上转变了公司的性质。作为时代公司《人物》部门的前主席，摩尔监管了“In Style”和“Real Simple”杂志的产生过程。可以预料，摩尔在传统刊物《时代》和《财富》的员工中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认为她会在公司内部一贯的地皮战中偏向自己的杂志。据相关人士说，甚至休伊也在背后偶尔抱怨摩尔（但休伊自己否认这一点），以表现自己对立场坚定的记者的支持。比方说，他骄傲地宣称，他不读时代公司的女性杂志，然而，他本人也是这些杂志的主管。
不论休伊看不看，摩尔的杂志却带动着整个公司的效益。单是《人物》的盈利就占整个时代公司收益的百分之四十。相反，《时代》杂志的收益只占百分之五。尽管与别的杂志相比，这仍是笔巨大的收入，然而这笔收入也在逐年减少。1999年Time.com处在巅峰时期，《时代》创造了九千五百万的利润；去年，它大约盈利五千万。
此外，休伊过去的合作伙伴现在都走了。前时代公司CEO，常和休伊一起钓鱼的阿拉巴马人唐·洛根退出了时代华纳的高层。帮助休伊登上高位的伯尔斯坦也离开了，干起了私人股权工作。就在休伊升任总编之前，摩尔为了平衡收支，一下子辞退了他的另外三个朋友：时代公司副主席理查德·阿特金森，颇受欢迎的时代公司广告销售主任杰克·海尔。“这是在打仗，”休伊用一贯的夸大口气对朋友说。
“对个人来说，这是桩麻烦事，可这就是商业。”现在，当我提起解雇的事，休伊神色黯然地回答。他说他和摩尔“曾经开诚布公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对她的决定表示认同，她不得不做那些事情”。
休伊留在三十四层的同事并非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摩尔本人以及新任联合首席运营官约翰·斯奎尔斯来自爱达荷州，他监管着休伊最关心的杂志，却是一个保守的商业执行官。“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朋友说，“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不过，往光明的地方想想，休伊说事情其实变得更容易了一些。如今关于《时代》的变革，需要说服的人少了，尽管同时在背后支持的人也变少了。“大家的意见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统一过，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情况很复杂，如今的趋势倒变得相当明朗了。”
如今的趋势就是必须在《时代》动手了。休伊和摩尔都看到了面临的问题。很久以来，《时代》一直依靠“覆盖率”这个基础，也就是《时代》告诉广告客户的杂志购买人数，这个数字大约是四百万册。前CEO唐·洛根曾在九十年代令时代公司的效益蒸蒸日上，他告诫《时代》杂志的发行人一定要保住这个基础，因为这使得《时代》杂志比《新闻周刊》三百一十万的流通量有更大的优势。
不过9/11以后广告市场疲软，客户开始检验这些数据，看看是否四百万册杂志都有人阅读。因为，其中几千册都是免费发送的。《时代》的传统客户，尤其是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开始抽回开支。对杂志来说，证实自己的覆盖率也变得越来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