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牛津岁月
作者：汉弗瑞·卡彭特
★★★★
1926年5月初，奥登在牛津的第一个夏季学期开学的时候，大罢工宣布开始。大学生组成的先遣队立即出发赶往伦敦。一些人——可能五十个左右的大学生——去帮助罢工者。但是，绝大多数人通过作为志愿警察或者驾驶公共交通工具来帮助政府。他们中很少有人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场罢工。至多，那只是一件乐事而已。
奥登自己并没有跟从多数人的榜样，而是决定支持罢工者。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事情的确很重视，只是——正如他自己说的，“出于纯粹的对抗的愿望。”他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朋友大卫•艾尔斯特是大学劳工俱乐部主席，他正帮着组织人们支持罢工。奥登在罢工中选择的立场无疑受到了他与艾尔斯特间友情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加入劳工俱乐部或者参加在牛津的任何政治行动。至多，他也只有模糊的自由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倾向于站在“人民”的一边——无论他们可能是谁，而反对保守主义者固执的、像父母一样的权威。即便他在罢工中曾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也并不真正欣赏他所做的事。他去了伦敦，几天来，他为工会代表大会开车。（注：这辆汽车显然是奥登自己的。V•M•阿洛姆记得它，这辆车是法国的三轮车，一辆帝尔桑（D’Yrsan），奥登与另一个大学生合用。阿洛姆已经不记得那个大学生的名字了。这辆车没有在奥登这一段时间生活记录中其它地方被提及过。）一天早晨，他把R•H•托尼送到在梅克伦伯格广场的他的房子里。“那件事发生了”，奥登回忆道，“我的大表姐，嫁给了一个证券经纪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只隔了几家，于是我前去拜访。我们三个正要坐下来吃午餐。她丈夫问我是否是到伦敦做特别治安员（也就是为政府工作）。“不”，我说，“我正要开车参加工会代表大会。”当时，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他命令我离开。我从未想到过任何人会严肃地对待大罢工。”罢工很快就被取消了。奥登和他的学生同伴们回到了牛津。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并没有真正提高。“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后来他写到这个时期时写道，“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前辈心中会激起怎样的恐惧和希望，都不会为我们所注意。在1930年之前，我从未打开过一份报纸。”
到这时为止——1926年夏季学期的开始——奥登已经改变了他学业的课题。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继续研究生物学的话，他将会一事无成——就像他说的，“我天生就不是做科学家的料。在整个第一年中，为了通过自然科学的预备考试，他被迫做科学课题的工作；到了1925年圣诞节，他已经成功地答了动物学和植物学的考卷，但是直到1926年夏天他才通过了化学考试。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基督教堂学院的允许，放弃科学的学习，读另一个科目，准备最后的高级课程考试以获取学位。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所有对于科学的兴趣。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常常阅读科学书籍，以此作为一种享受和乐趣。他经常利用它们获取他诗中的理念和意象，彰显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非凡的、对于科学的理解力，但是他不再宣称要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当我与科学家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说，“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副牧师迷了路，走进了一间满是公爵的客厅”。
他首先想到他新选择的科目应该是哲学、政治及经济学——这个课程的学习通常被叫做“现代大师”或者就是“P.P.E.（注：即上述三门课程的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在第二学期里，当他仍在学习规定的科学课程时，他从基督教堂学院图书馆借了许多哲学书籍，并与在基督教堂学院教授经济学的罗伊•哈洛德——他还有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一起参加了大学导师个别指导的研讨班。但是毫无疑问，当哲学引起了奥登兴趣的时候，他对世界大事的无知使他无法掌握政治经济学。哈罗德发现他是一个羞怯的、反复无常的学生。到了夏季学期开始的时候，奥登认定P.P.E并不适合他，于是他决定转攻英国语言文学。“我并不打算做英国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写到了他的这个决定说，“但是我想要读英国文学，英语系会给我这样做的官方许可”。
这个时候，基督教堂学院并没有雇佣任何人教授英语，（奥登说）这样做“太目中无人了”。在牛津大学里，相对来说，英语是个新的荣誉学系。作为一个比较轻松的选择，它在一些地方受到了人们的毁谤。因此，奥登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寻找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就在攻读英语——由基督圣体学院的H•F•B•布雷特-史密斯来教授的。但是费希尔警告奥登，说布雷特尔是一个死气沉沉、让人灰心的导师。他们想出一个主意，让他们两个都为默顿学院的大卫•尼克尔•史密斯所接纳。于是他们拜访他，去询问是否他们能够成为他的学生。“这没有获得成功”，费希尔回忆说。“他的学生已经让他负担过重了，他说，威斯坦眉头紧皱，目光茫然地盯着他，于是接下来礼貌的拒绝仅仅成了期待。”最后他安排把奥登派往埃克塞特学院在个别指导小组进行学习——在那里，英国文学由一位新任命的英裔爱尔兰人士讲授。他二十七岁，名字叫做内维尔•科格希尔。
“一天早晨，他皱着眉头坐在我面前”——科格希尔回忆他与奥登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依然能够像那天早晨一样清楚地看得到他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地紧皱着眉头，未经梳理的蓬松的、淡黄色头发独树一帜。他的嘴巴大大的，很富有表现力。脸上骨架很大。肤色黄中带红，皮肤粗糙，并非不像一个爱泼斯坦（注：1880—1959, 生于美国的英国雕刻家）初步设计的模型。他有点没精打采，而那灰色法兰绒包像我自己的一样宽松下垂。我喜欢他的样子。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的感受也能与我一样”。
他们在一起开始了个别指导学习。奥登发现他的确喜欢科格希尔。“他不是一个权威”，他说到科格希尔的时候说道。“在敲他的门之前，我从来也不会先做一下深呼吸。相反，他让我感到无拘无束。我觉得我可以跟他谈论任何事——无论是多么傻气的，不管是关于文学还是关于我私生活的。我不必害怕受到嘲笑或斥责。”当然，科格希尔是颇为宽容的。一天，他到了自己的屋子，发现奥登已经在那儿了——他正在读科格希尔的一封信（“在他的房间里等待一个朋友／我们很快地开始翻阅他的信件”，有一次奥登在诗里这样写道。）奥登抬头看他，一点也没有被当场发现的窘迫。他抱怨说有一页不见了。科格希尔也不会忘记在他同意作奥登的导师后，他们之间进行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