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萨特和加缪的初期“碰撞”

作者:罗纳德.阿龙森




  1943年6月,让-保尔·萨特和阿尔贝·加缪初次相逢在萨特的戏剧《苍蝇》的首演式上。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当时萨特站在休息室里,“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走上前来做自我介绍:他就是阿尔贝·加缪。”他一年前出版的小说《局外人》是文学界的热点,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也已在六个月前问世。这个来自阿尔及尔的年轻人被战争困在法国。当他在尚邦附近的勒帕讷里埃养病,逐渐从一次慢性肺结核病的恶化中康复的时候,联攻占法属北非,导致1942年11月德军入侵未被联军占领的法国,使他和妻子中断了联系。他想去结识这位正声名鹊起的小说家和哲学家——现在又兼剧作家身份——他几年前就读过他的小说,且后者刚刚为加缪自己的书发表了一篇长文章。这次见面很匆忙。“我是加缪,”他说。萨特立刻“发现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11月,加缪迁居至巴黎,担任他(和萨特)的出版商——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员。他们的友谊便由此开始。三人第一次相聚是在弗洛尔咖啡馆,那是萨特和波伏瓦工作、取暖、用餐和交友的地方,起初三人的交谈有些局促不安,随即他们谈起自己的本行。加缪和萨特都对尊敬超现实主义诗人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r)(注:法国诗人,诗作对刻画事物有独到之处,深刻影响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有《事物的观点》、《诗歌全集》三卷等。)的《事物的观点》(《Le Parti pris des chose》)有着一致的评价。波伏瓦说,在他们之间打破僵局的是加缪对戏剧的热情。加缪在阿尔及尔组建了一个业余政治剧团。“萨特谈到了他的新剧本(《禁闭》),以及可能限制该剧上演的种种条件。他建议由加缪担任主角演出这个剧本。加缪起初犹豫不决,但拗不过萨特的坚持,也就同意了。”他们在波伏瓦旅馆的房间里把这部即将低成本巡回演出的剧本排演了几遍。“加缪乐意投身这次冒险,这使得我们很喜欢他;这也表明他有大把时间可以支配。他刚来巴黎不久;他结婚了,但他妻子还留在北非。”萨特很满意加缪扮演的加尔散,但他的赞助者却撤资了——这人的妻子本来要在《禁闭》中登场的,却因与抵抗运动有染而被捕。这时,萨特得到一个让职业演员在巴黎舞台上表演这部戏的机会,加缪也就成人之美地退出了。但是他们的友谊却得到了巩固。“他的年轻和独立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纽带:我们都是被禁闭者,我们的成长不靠任何‘派系’的帮助;我们不属于任何团体或小圈子。”如果说他们的友谊开始得太容易,原因之一就是萨特和加缪此前已通过比握手更重要的途径相互接触过。这两位如饥似渴的读者和年轻作家,都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思想和体系,在见面之前都读过对方的书。他们对彼此早期作品的论文仍然属于最有趣和最真挚的评论之列。尽管其中不无批评,但萨特和加缪最初的相互应和显示了一种文学和哲学的亲近关系,这种亲近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基础。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逾二十年相互影响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他们时而直接、时而隐蔽地提到对方。从初遇到最后的言语交流,我们会发现他们一些最重要、最有激情的书面碰撞。
  1938年10月,加缪在读评《恶心》的时候发现了萨特。这位年轻的黑脚法国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其时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同时在一份阿尔及利亚左翼日报上开了一个名叫“阅览室”的专栏。他在当地出版了两本随笔小集子,《反与正》和《婚礼集》,在第一本小说中辍后开始创作《局外人》。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文学专栏里以非凡的自信评点巴黎市面上那些新小说,包括纪德(Andre Gide)(注: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中篇小说《窄门》、《藐视道德的人》,哲理散文《地上的粮食》等。)的《伪币制造者》、尼赞(Paul Nizan)(注:1905—1940,法国左翼小说家,反法西斯运动战士,代表作为小说《阴谋》。)的《阴谋》、西罗内(Ignazio Silone)(注:伊格纳西奥·西罗内(1900—1978),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反法西斯运动战士,代表作有《封塔玛拉》、《面包和酒》等。)的《面包与酒》、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那些贫瘠的落叶》、亚马多(Jorge Amado)(注:若热·亚马多(1913—2001),巴西当代多产作家,代表作《黄金果的土地》、《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等。)的《巴伊亚州》以及萨特的《恶心》和《墙》。
  加缪关于《恶心》的评论严苛而别具慧眼。他全然不是个眩晕于大城市的乡下人,不通巴黎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与萨特旗鼓相当,深深认同他的目标并给予他勉励的人,然而,这才刚刚开始,他就为他眼里萨特终极的失败而遗憾。《恶心》讲述了安托瓦内·洛根丁安心的日常生活的崩溃,他住在一个北部港口城市,埋头写一位革命时期的侯爵的传记。当体验到乏味生活中自然隐藏的荒谬时,洛根丁感到恶心,而当他的生活在他身边渐渐倒塌的的时候,那种荒谬的真理就更尖锐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令人目眩的思想体验,包含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和描述。正如加缪写书评前几个月前对一个朋友所说的,关于这本书他“想了很多”,它“非常像我的一部分”。他在文章开头就断言,“小说从来就是形象的哲学。”但是,在一本好的小说里,其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加缪没有暗示说,他知道这位小说家兼哲学家已经在1936年出版过一本有关想象力的书,并于次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论自我的超越性”(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的长文。他已经以一篇论圣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注: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基督教哲学家,著有《上帝之城》、《忏悔录》等。普罗提诺(204—270),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的论文获得了哲学“高等教育文凭”(与博士同等的学位)。他坚信,萨特打破了他的小说理论及小说生命之间的平衡。结果,作者“卓越的天赋和那最清醒、最冷峻的精神活动被表现得既慷慨又过分。” “慷慨”,是指孤立看这本书的每一章,“在悲苦和真实方面都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境地”。布维耶(法国北部的小港口)的日常生活“被老练地勾画了出来,冷静得令希望没有存身之地。”萨特对时间的每一种思索都成功地解释了从克尔恺戈尔到海德格尔的哲学家的思想。“过分”,则是指小说描述性和哲学性的方面“并没有合成为一部艺术作品:段落切换过快,动机过于晦涩,从而无法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信服,使小说成为艺术。”
  
  接着,加缪赞赏了萨特对荒谬的刻画,这是一种当强加于存在之上的日常组织在洛根丁生活中瓦解时产生的苦闷感,以及他随之而来的恶心。萨特的灵活自如地驾驭这一古怪而陈旧的话题,以一种让人想起卡夫卡的“活力和确实性”游走。但是——也就是在这里萨特不同于卡夫卡——“某种难以名状的障碍阻止读者参与进来,让他在认同的门槛之前却步。”借此,加缪不仅发现了小说在思想和形象之间的失衡,而且指出了萨特的消极性。萨特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类令人作呕的特征,“却没有把他绝望的理由建立在人类某些伟大的征象上。”最后,洛根丁觉得艺术之于生活实在是“微不足道”,便试图在艺术中找寻希望——这个结尾之“喜剧性的”缺欠也让加缪迷惑不已。
  虽然批评语锋犀利,但加缪仍然称赞萨特的思想,欣赏他的诚恳和创新的能力。他的结束语强调了这种钦佩:
  这是一位作家的第一本小说,他能给予你们所期待的一切。如此自如地在自觉思想的遥远边界上敏捷游走,如此令人痛苦的洞察力,预示着不可限量的天赋。这些给了我们欢迎《恶心》到来的理由,它是我们急切盼望其作品和教诲的思想独特而有力的人的第一声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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