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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作者：石平萍
《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 1991）是西尔科篇幅最长、最复杂的小说，融合了大约七十个人物和美洲大陆五百年来的历史，堪称鸿篇巨制。西尔科假借一本知古通今又能预知未来的《玛雅年鉴》，将欧洲殖民者及其后代在美洲大陆的胡作非为与土著居民受尽压迫、决意收复家园的故事并置，描述了白人社会道德沦丧、罪恶肆虐、生灵涂炭的可怕景象，指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白人对土著居民的暴行，强调土著居民一直保持着道德和精神世界的高尚和纯真，他们必须夺回自己的家园，才能拯救病入膏肓的美洲大陆。小说的结尾有如《圣经》中的《启示录》：已经延续了五百年的死眼狗时代行将结束，火眼金刚鹦鹉时代开始之际，由席卷美洲大陆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一个光脚的霍皮普韦布洛先知塔乔和他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孪生兄弟埃尔菲奥——发起，各派反白人势力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召开整体疗法药师大会，他们中有环保恐怖主义分子、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受尽压迫的黑奴后代和流离失所的印第安人等等。他们听见五百年来被白人野蛮屠杀的幽魂在大声疾呼，要摆脱白人对美洲大陆的欺压和凌辱；千百万死难者的鲜血和苦痛唤醒了非洲和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神灵，他们联合起来，要通过各种途径向白人复仇，毁灭性的天灾便是手段之一。火眼金刚鹦鹉时代可能会持续五百年甚至五千年，但美洲土著居民及其盟友最终会夺回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并将使它重现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死者年鉴》延续了《仪典》对土著居民与白人关系的关注，同样为土著居民所应享受的公平和正义呐喊呼吁，同样探讨精神救赎与社会改良的可能性，但《死者年鉴》更具历史感和政治性，且因提出暴力革命的可行性而显得更为激进。尽管有些评论家和白人读者认为《死者年鉴》对白人和白人社会的负面描写过于夸张，但谁也无法不正视书中提出的印第安文化的消亡、环境的破坏、精神世界的失落等业已困扰美国社会的问题。
《沙丘花园》（Gardens in the Dunes, 1999）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背景横跨两个迥异的世界：美国西部的印第安部落和维多利亚时期美国东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上层社会。由于联邦政府的骑兵大肆屠杀印第安人，沙地蜥蜴部落祖祖辈辈生活和耕种的亚利桑那沙丘花园中，只剩下11岁的小女孩英迪戈、奶奶弗利特和姐姐咸盐。沙丘花园被毁之后，祖孙三人来到加州，找到了英迪戈失散的母亲，母亲参加了被白人政府明令禁止的沃佛卡鬼舞救世教，教徒们试图以连续四天的鬼舞引救世主出现，夺回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在一次跳鬼舞时，白人军队赶来镇压，一家人又失散，奶奶去世，英迪戈被送进了白人政府设立的印第安学校，逃出之后躲进了富有的白人帕尔默家的花园。这家的女主人哈蒂可说是她所处的白人上层社会的叛逆者，曾是哈佛神学院的第一批女学生之一，专门研究基督教诺斯替教派对男女两性的平等态度，被保守派嗤之以鼻，回家养病期间，哈蒂遇到了爱德华，后者融绅士、学者、园艺学家和探险家于一身，经常到世界各地寻找珍稀植物，带回美国牟取暴利，在巴西亚马逊丛林采集兰花时，他的双腿受到重创，不能过性生活，尽管如此，哈蒂还是嫁给了他。英迪戈如同天赐的礼物，驱散了哈蒂的孤独，哈蒂决定暂时收留她，正好爱德华要去欧洲找寻一种植物，哈蒂说服他同意让英迪戈一同前往，于是，美国长岛的富人区、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科西嘉上流社会的花园和庄园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白人上流社会的富有和特权虽然令英迪戈心驰神往，但她骨子里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人、部落和文化传统，对于白人世界的虚伪、性压抑、基督教强烈的说教色彩、白人文明社会对大自然的占有欲等，英迪戈内心非常排斥。回到美国后，哈蒂遵守诺言，找到了在一处建筑工地开设洗衣房、兼做皮肉生意的咸盐，英迪戈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姐姐的身边，回到了她永远不会背弃的印第安文化传统。在《沙丘花园》中，英迪戈和哈蒂可说是各自世界的代表，在试图融入对方世界但以失败告终的过程中，两个世界的社会架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道德体系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往往是哈蒂的白人社会占劣势，西尔科的立场和态度不言自明。不仅如此，西尔科在对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种族压迫、阶级分野、宗教、环保等话题的探讨中表露的思想锋芒，完全可以跨越时空，打动21世纪读者的心。
西尔科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黄女人》、《摇篮曲》、《托尼的故事》和《送雨云的男子》是最有代表性的四篇。《黄女人》关注文化身份与口述传统的问题，其叙事原型是拉古纳普韦布洛神话中，雨神卡奇纳诱拐汲水的年轻女子的故事，而在西尔科的现代版本里，一名普韦布洛女子被一名偷牛贼诱拐，并逐渐接受自己的遭遇是古老神话的重演。《摇篮曲》讲述的是一个老妇人回忆孩子们被政府送去读书，回来后无法适应本民族文化的过程，西尔科对白人政府长期以来为同化印第安人而实行的教育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西尔科曾与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 1940—）联手，将《摇篮曲》改编成戏剧，于1976年在旧金山上演。《托尼的故事》中，一名印第安人杀死了一个邪恶的警察，西尔科在此强调的是回归传统仪式、抵御外部势力的重要性。《送雨云的男子》则通过一个印第安葬礼上天主教神父与普韦布洛人的冲突，探讨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问题。西尔科的短篇小说常常入选各种文学选集，但她本人只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1981），其中除了八篇短篇小说，还包括二十五首诗、二十六张照片和一些关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和有关个人经历的短文，主题涉及身份、山水地貌、家庭、爱情、性欲、权力和印第安人的口述传统。这本涵盖多种体裁的书看似散乱，实则向读者集中展示了西尔科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的口述传统。这个传统承载着家族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给西尔科的文学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是她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和再现世界的坐标和指南。
西尔科的两部非虚构文集《神圣的水：叙事与图片》（Sacred Water: Narratives and Pictures, 1993）和《黄女人与精神美人：谈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生活》（Yellow Woman & a Beauty of the Spirit: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fe Today, 1996），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她所倚赖的拉古纳普韦布洛文化传统。前者由短小的自传体故事和图片构成，着重探讨拉古纳普韦布洛文化中水的重要性。后者是一部探讨印第安人的文化、历史遭遇和社会地位的文集，有的作品涉及西尔科的生活，更多的讲述印第安人古老的传说和现代的故事。西尔科用简练但富有诗意的语言告诉读者，普韦布洛人的世界观超越时空，包容一切；在普韦布洛人的民族精神和身份认同中，土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岩石、雨水在他们眼里都是与人相亲相爱的生命体；口述故事是普韦布洛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编织了一个意义、记忆和知识的网络。对于印第安部落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被掠夺、家园被摧毁，西尔科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恨和不平，对印第安人与不公正的白人法律体系抗衡、要求归还土地和使用权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在《黄女人与精神美人》一文中，西尔科先是对比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中对于女性美的不同标准，而后介绍了印第安神话中的黄女人，她坚强、勇敢、性感，给印第安民族带来了福祉。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西尔科对普韦布洛人传统文化的自豪之情，以及她对印第安人所受非人遭遇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