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何谓经典：一个演讲
作者：［南非］Ｊ·Ｍ·库切 作 吴 可 译
这种我将其称之为强迫观念所引发的因素——正是非人格性冷静的对立面——它使得艾略特能够系统详细地表述出埃涅阿斯的故事，在这篇讲稿中，在他的听众面前，作为他自我生活的一个比喻，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我想强调的反而是以这种方式阅读《埃涅阿斯纪》。艾略特不仅运用了他流浪之后又发现了自己家乡的情节——“我的终点即我的起点”——作为他自己跨州迁徙的典范——那种迁徙确切地说，我并不将之称为长期流浪，因为艾略特关注的是确认埃涅阿斯在奥德修斯痛苦的十年流浪之际，受到命运女神授意的流浪的轨迹——但同样也合乎于反衬他自身的史诗文化的影响力。
因此，在艾略特摆在我们面前的拭去了前人文字的手稿中，他、艾略特，不仅仅是维吉尔忠实尽职的埃涅阿斯，他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大陆，去到欧洲创建一个立足之地(1944年10月在使用立足之地这个词时，不可能不令人想起仅发生在几个月前的诺曼底登陆和1943年与此情形相同的意大利登陆)。如果埃涅阿斯被重新刻画为艾略特笔下的英雄，维吉尔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像艾略特式的“博学的作家”，他们的任务，在艾略特看来就是重写“拉丁语诗歌”(艾略特自己更喜欢用“纯净部落方言”这个词)。
当然，如果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1944年他以任何愚蠢的方式将他自己树立为维吉尔的化身，我即诋毁了艾略特。他的历史理论，以及他对经典的设想均过于矫揉造作了。在艾略特看来，世上仅一个维吉尔，因为世上仅一个基督、一个教堂、一个罗马、一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一部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原始经典。尽管如此，由于他没有走到远得足以用所谓的《埃涅阿斯纪》的基督复临论来鉴明他自己——即维吉尔预言的一个基督新纪元——可他确实为着一个他尚未能意识到的目的，建议维吉尔被用于一个比他自己更为伟大的媒介而留下了一扇开启着的大门。那就是，在欧洲历史那更为恢宏的格局面前，他可能已经完成了那个可能被称之为有预言力的角色。
需理解其内在思想。艾略特的演讲试图再次肯定《埃涅阿斯纪》是一本经典之作。而不仅仅是一本以贺拉斯风格为表达方式——而流传久远的书。以富有寓意的措词加以描述：它即是一本承载着艾略特毕生所读并具有深入性了解的分量的书。艾略特使用毕生这个词的含意，不仅包括埃涅阿斯悲惨的生活、长久以来忍受的痛苦、中年鳏夫、女人心目中的情人，而且还有维吉尔，作为“死亡大师”那具各种典型特点于一身的一种成分出现在《四个四重奏》中。他对站在伦敦废墟前的消防队长艾略特说，如果没有这位诗人的话，甚至比没有但丁还要糟糕。艾略特将不可能成为他自己。从表面上看来，以同情心的心态去阅读它，它具有试图给予欧洲那完全保守的政治纲领以某种历史性支持，那是一个为应付紧急结束战争、重建家园的挑战性纲领。更广泛地说，这个纲领是为着欧洲各国、其中各项条款都是尽力使其人民留在其土地上。民族文化受到激励，完整的基督品德将得以维护——这样一个欧洲。事实上，在这儿，天主教堂将会作为一个主要的、超越国家的组织形式而存在。
继续从其表面上看，从一个理性的高度，但仍以非同情心的准则。就艾略特本人来说，这篇演讲稿恰能适合他十年之久的拟定程序，用这样一种方法对其国籍重新解释和重作定位。即他，艾略特不可能是个局外人，一个急不可耐的美国文化暴发户对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就他们的文化遗产问题，试图去说服他们依照他自己的信仰原则——一套刻板的模式，艾略特的前合作者埃兹拉• 庞德似乎太过轻易便败落了的模式做着长篇大论的训斥。从一个更为广泛的高度上看，这篇演讲稿试图在向欧洲的基督教徒们主张一种文化历史延革的一贯统一性。包括其大主教管辖区，非犹太民族成份的文化也应归属于一个更为伟大的整体。
新北大西洋秩序，并不完全遵循这道战后形成的程序。1944年，一件艾略特未预见的事件使得迫切需要应用这一程序——它是非常适合的。艾略特的失败之处在于他未预见新秩序的控制是来自华盛顿而不是伦敦，自然更不是罗马。而是将目光投得更远一些：即西欧事实上正逐渐——向着经济共同体，甚至文化同质性演进。艾略特将当然会对这种模式感到失望。
我描述的这一由艾略特1944年的演讲稿而推知的变化过程是最为惊人的。它使我想到一个作家试图“制作”一个新的身份、并宣称这个身份并非像别人所做的那样，基于移民、定居、婚后安家处、归化、文化互渗。或不仅仅是通过这种方式——因为艾略特具有与众不同的坚韧。他的所为远甚过上述各项——但明确一个适合于他自己的国籍，动用了他所有累
积的文化力量在知识界强行予以确认。为重新对国籍做出明确的阐释——假设是个天主教徒——带有国际主义或世界公民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他便不应以一个新人，而应以先驱者或确实应以先知者身份出现：何况阐释身份，这个身份中一个新的、迄今为止其出乎人们意料的渊源受到了维护——与其说艾略特的一脉家世承袭来自于新英格兰的萨默塞特郡，倒不如说来自于维吉尔和但丁。或至少说，艾略特是来自于伟大的维吉尔-但丁家族的一脉古怪的分支 。
“出生于一个旧式的未开化的国度”，庞德这么称他的休•塞尔温•莫博利。这种旧式的感觉，出生于一个太过旧式的时代，或者非自然地幸存于本应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之外，便是艾略特用从“普鲁弗罗克”至“杰龙逊”的所有早期表达诗情的方式试图理解这种情感或这种命运，并确实赋予它含意，便是他的诗歌部份的批评和精神。这种感受在殖民地居民中很普通——艾略特将他们归入他所谓的外省人之列——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殖民地居民们勤勉地将自己的遗传文化与他们每日的个人体验相呼应。
对这样的年轻人，大都市的高度文化或许会以一种强大的亲身感受的形式来临。无论怎么说，它不能够以任何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 植入他们的生活中，因此它似乎便存在于某种不可知的领域中。在某种极度的情形中，他们被引致责怪他们的环境没能达到富有艺术的标准。他们没有居住在一个艺术世界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外省人的命运——古斯塔夫•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已给出了诊断，给他令人信服的研究例子加了个小标题。“外省人的习俗”——但尤其是殖民地居民的命运，那些在通常被称之为母国文化中长大的殖民地居民，可在这种关系中理所当然被称之为父国。
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男人，无论是艺术抑或是真实的体验，艾略特都乐意去接受，直至达到易受暗示、甚至易受诱惑的程度。他的诗从许多方面说是沉思的产物，一直在与如此的体验相撕杀着。在将它们写成诗的过程中，也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新人。这种体验或许不是宗教常态的体验，但它们是属于同一种类的。
这儿有许多理解艾略特生活中冒险精神的方式，从中我将其分析出两种。其一：以宽容的同情心，将这种抽象的经历当作主体来源的要点，从他们的角度全面解读其艰巨而复杂的计划的余下部份。这是一条进路，它将严重削弱似乎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才到达艾略特这儿的、维吉尔的吸引力。它将追溯产生于追随充满活力的、诗的禀性的自我风尚的那部份。那就是，它将处身于自己的构架体系中。大量解读艾略特，处身于这种他为自己选择的构架体系中，当他识别出作为一个种类的传统思想特性时，你便不可能逃脱。你或许可以在其中探出你自己的位置。但你在其中的位置亦被明确下来，并且继续被成功的后代们再度地明确——事实上，那是一个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秩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