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这骆驼是咋回事?

作者:阿齐兹·聂辛




  我并不想当兽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想当什么就当什么呢?在大学里,我并不是用功的学生,成绩也不出类拔萃,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兽医工作吧。但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最后我还是当了一名兽医。出于行政命令,部里把我们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到了全国各地。我被分配到临近国境线的一个地区任兽医站站长。这是我第一次远离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城市。
  尽管那时候我一直不喜欢兽医这一职业,但一听说我要当地区兽医站站长,我的感觉变了;突然之间我喜欢兽医了。大概我也认识到了,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兴奋地准备着去那个地区,下决心当个好兽医,做出有益的贡献。虽说开始得晚了些,但通过多读书填补知识的空白,集中精力干工作,我就会迎头赶上。结果是,我要带到那个地区去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书,不光是兽医方面的书,还有我一直没有机会读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两本大词典,一本土英词典,一本英土词典。我打算好好利用在那里的时间提高英语水平。我也有英文版的兽医学著作。此外,我决定到了那个地区后坚持每天写日记,所以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
  幸好在我要去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国营生产农场。如果他们把我分配到国营生产农场,我就会更高兴,因为我在那里用得上兽医学知识,并且在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再者说了,国有生产农场机会多啊。
  一天晚上,我到达了那个地区,满怀着提高自我、报效国家、对本地区的畜牧作贡献和工作的渴望。我的东西装在一个大皮马褡裢、三个行李箱和一个挎包里——其中两个行李箱里装满了书籍——我住进一家旅馆,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我决定直到找到一个出租屋再打开马褡裢和行李箱。
  等我进了旅馆房间,夜幕已经降临。第二天,一到上班时间,我准时赶到地区总部。由于有三个月都没有任命卡玛卡姆(区长)了,他的卡蒂普(区秘书)在代行区长职务,所以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对我的到来表示高兴,把我分配到该地区的调令还没到,我就到了,他对此表示惊讶,之后他说,他希望五天或者十天之内调令就会到达。他接着问,我这么匆匆忙忙来的原因是什么?我说我知道,一个公务员自任命之日起十五天内不到单位报到,就会取消对他的任命;因此我一收到调令,就立即动身了。
  我们在一起喝了咖啡。“是的,你说得不错,”他表示同意,“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这些公务员要请一位医生兄弟帮忙。我们得到一份医疗报告,说是我们病了几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月了。你过去不认识什么医生吗?”
  我告诉这位诙谐的、慈父般的男子:“没有人让我了解这一点。”
  他露齿一笑说:“不知道并不丢人,不学习才丢人呐。从现在起,当去一个新的岗位时,要做的就是这个。”
  这位代理区长告诉我,我要在任命状到了之后才可以开始工作。我询问我的办公室的情况。办公室就在附近。农业和兽医局的办公室占据了这同一幢大楼的第一层。“兽医组有几个人工作?”我问。他不知道,不过猜想有五个或六个。我谢了他,就离开了。我四处打听,才在破旧的大楼里找到了兽医站。其他政府办公室在上面两层楼。一楼挺大,有农业站,紧挨着农业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在双扇门其中一扇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印着“T.R.”(土耳其共和国)——“兽医站”。两扇门用生锈的铁丝拴在一起,铁丝的两头用螺环固定在门上,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挂锁。他们说,兽医站的勤杂工就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就派他们的办公室的勤杂工去叫他。不一会儿,我见到了我们办公室的勤杂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要不是我使劲儿抽回,他就会亲吻我的手。他看上去比我的父亲还老。
  “进来吧。”他说,“我带您去您的办公室。”
  农业站站长说我们晚上在第五季见面;所有的同志都在那里聚会。
  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上着锁的兽医站。我自然等着勤杂工用钥匙打开那把巨大的锁。系到锁头两端的铁丝都用带纹的螺钉拴到两扇门上。只轻轻一拉,其中一个带纹的螺钉就滑了出来。因为它的基座坏掉了。只留下挂锁在另一扇门的铁丝上耷拉着。勤杂工说,我要是知道这么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门,我就没必要在那里白白地等了。“如果门不用钥匙就能开,那上面为什么还挂着把锁呢?”他解释说,那把锁不是锁我们的,而是锁那些乡下人的。锁上的两把钥匙都丢了之后,才注意到螺丝的基座也坏了,所以门轻而易举就能打开。然而那些乡下人——很聪明的噢——一看见门上挂着锁,就不会费心劳神来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也不会把锁撬开。
  我们走了进去。这就是我要当公务员,履行我的第一份职责的地方了:两个房间,一个很小,另一个更小,从一间可以通向另一间。里面更小的那一间是兽医站站长的,也就是我的。我问在职的有多少职工、工人和技术人员。总共有两个……一个是正在和我谈话的勤杂工,还有一个“卡蒂普·贝 ”,一位秘书先生。加上我,总共三个人。我问卡蒂普·贝在哪儿。很显然他下午才来。勤杂工说,他给炉子生了火就去通知卡蒂普·贝我来了。我告诉他不必麻烦他自己了。
  尽管天气冷得要命,但勤杂工在生炉子之前还是把两个窗户都打开了,他解释说,生火的时候,炉子冒烟。他把木柴放进炉子(用锡或者油漆成黑色的铁皮做成),从前面塞进报纸,然后把报纸点着;烟开始从炉子里,从烟筒里喷涌而出——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我嘲讽地认为,如果木柴是在房子中央而不是在炉子里燃烧的话,就不会弄出这么多烟来。火在炉子里烧了半个小时后,勤杂工关上了窗户。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四条腿的旧办公桌,桌子没有抽屉和文件架;两把椅子(椅子一摇三晃,因为每把椅子都有一条短腿);一张硕大无比、破烂不堪的皮扶手椅(至于他们是怎么把它挤进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储藏柜——一扇门的玻璃没了,另一扇门玻璃碎裂。墙上挂着一份有两年历史的挂历,上面有汽车轮胎的广告。此外还有几件无法称之为家具的零零碎碎的东西。
  吃午餐时,勤杂工从卖汉堡包的小摊儿那里给我买来一只汉堡包。他问我想喝什么,我选了ayran(搅打起泡的酸奶),他回答说,在国内就能弄到搅打成泡的酸奶,因为在过去几年,可口可乐、汽水之类的饮料已经很普及了。了解到搅打成泡的酸奶至少在国内就可以制造,非常令人高兴;因此牛奶、酸奶以及搅打成泡的酸奶一定供应充足了。可是不!按照勤杂工的说法,过去是供应充足的;然而最近由于牛、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减少,酸奶和搅打起泡的酸奶都是用进口的奶粉制成的。
  我在吃汉堡包的时候,勤杂工提到,有些日子卡蒂普·贝根本不来办公室,因为他没有电话,所以最好是我去他家让他知道我来了这回事。
  勤杂工离开之后,我开始构思今天晚上如何写日记,记下我履行第一份职责的第一天,不略去任何细节和现实状况——痛苦的现实状况……我吃完那一半是面包、一半是肉的汉堡包,有些恼火地用食指在站长办公桌桌面上那一层灰尘上胡乱画起来——毫无意义的胡写乱画。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看懂的。
  两个人走了进来:勤杂工和兽医站的卡蒂普·贝 。卡蒂普·贝表现出对我十分真诚的欢迎,真诚得您会以为我们都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我二十四岁。面对这份近乎过于熟悉的真诚,喜欢不喜欢吧,我被迫做出愉快的表情。
  猜不透卡蒂普·贝的年龄,但他肯定也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他喜欢文绉绉地使用含有“maa”这个音节的阿拉伯词语。每说一两句话,他都要用像“maalesef ,maattesüf , maalmemnuniye , maassükran,maalmecburiye , maalihtiram , maaliftihar , maahaza”之类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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