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华美狼心
作者：祝 勇
暴力的极端性，反而使得它的价值系统变得漏洞百出，不堪一击。雨果的《九三年》采用人道主义来弥合革命的偏执，因而他的反革命人物就很自然地成为救人的英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采取客观主义立场，所以他笔下的革命和反革命双方都表现出悲剧性的一面。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金庸在万般无奈之际搬出黄药师，发表了一段五四新青年式的演说，对貌似崇高实为伪劣的精神信仰进行怀疑和否定：“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虚伪的礼法，最恶的是伪圣假贤，这些都是欺骗愚夫愚妇的东西，天下人世世代代入其彀中，懵然不觉，当真可怜亦复可笑！我黄药师偏不信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礼教，人人说我是邪魔外道，哼！我这邪魔外道，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行事男盗女娼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还少几个呢！”金庸深知儒家兵器并不能四海通吃，只好搬出道家救火。
金庸的救命恩人之一是丐帮帮主洪七公。当儒家强调的“忠义”陷入家族中心主义和大汉中心主义的困局，当人们对正统的“正义观”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位儒道互补的模范人物作为另一种正义的执行者在江湖上现身。只有他在面对裘千仞的质问时能够理直气壮：“老叫花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我们丐帮查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实，一人查过，二人再查，决无冤枉，老叫花这才杀他。老叫花贪饮贪食，小事糊涂，可是生平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在洪七公的精神鼓舞下，拳头和剑似乎理直气壮。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洪七公致力于把这个乞丐团体打造成廉政公署，或者联邦调查局，那么他的丐帮就必然形成某种体制——实际上，江湖本身也是一种体制，是另一种形式的庙堂，其中充满权术、欺诈、争夺和倾轧，而绝对不是世外桃源，否则金庸笔下的江湖豪杰也不会置国家危难于不顾而一门心思地争夺《九阴真经》。儒道互补是一个逻辑怪圈，它们在各自遭遇困境时相互借用，却谁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在引入儒、道两套价值系统之后，释的出场似乎在所难免了。在这场不同价值系统的接力赛中，似乎只有佛家跑到了终点。始于儒而终于释，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脉络，也是可以涵盖金庸整个创作走势的线索。他的早期作品如《射雕英雄传》，基本是儒家道德的传声筒；中期作品，如《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则有浓厚的道家意味；晚近作品如《天龙八部》，则是佛家的天下。尽管《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早期作品，但它悲壮血腥善恶报应的伦理框架中，佛作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剂，也时而露峥嵘。鉴于儒道两家对“义”进行界定，对善恶进行区分的难度，以及复仇所引发的暴力的连环效应，佛家提出“四大皆空”的思想，用悲天悯人的大爱来化解世间的恩仇。恶贯满盈的裘千仞就是在洪七公的愤怒声讨和一灯大师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感召政策下幡然悔悟的。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叙事框架，而显示了佛家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
然而，与儒、道不同，佛的介入并不能使武斗者挺直腰杆，相反，它彻底宣告了暴力的破产。真正征服裘千仞，使其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不是洪七公的功夫，而是一灯大师的慈悲。一灯大师在化解这场恩仇之后转身离去，对华山论剑毫无兴趣。在小说最后，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也超出了儒家的经验世界：
成吉思汗叹道：“当初我与札木合安答结义起事，哪知到头来我却非杀他不可。我做了天下大汗，他却死在我手里。再过几天那又怎样呢？我还不是与他一般的同归黄土？谁成谁败，到头来又有什么差别？”
（郭靖）昂然说道：“大汗，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旧事，那也不必说了。你一直当我是亲人，爱我、提拔我，我也当你是亲人般敬你、爱你，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在《射雕英雄传》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叙事框架内，这段虚无主义的结尾显得十分凸兀。在此之前，金庸只安排了一处技术性铺垫，即老顽童周伯通的“时间复仇法”。那时老顽童正向郭靖讲述黄裳报仇的故事，他说：
（黄裳）专心钻研武功，四十多年很容易就过去了。我在这里已住了十五年，也不怎样。黄裳见那年轻貌美的小姑娘（仇人）变成了老太婆，很是感慨，但见那老婆婆病骨支离，躺在床上只喘气，也不用他动手，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就会死了。他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还给那老婆婆喂粥服药。兄弟，每个人都要死，我说那谁也躲不了的瘟疫，便是大限到来，人人难逃……
他那些仇人本来都已四五十岁，再隔上这么四十多年，到那时岂还有不一个个都死了？哈哈，哈哈，其实他压根儿不用费心想什么破法，钻研什么武功，只需跟这些仇人比赛长命。四十多年比下来，老天爷自会代他把仇人都收拾了。
这就是佛家的万物皆空之说。“空”的观念能够超出善恶恩仇的困囿，同时也瓦解了暴力的意义。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马上使郭靖想到：“那么我要找完颜洪烈报杀父之仇，该是不该？”史官文化中正义凛然的杀伐并不能制止暴力，相反，它成了孳生暴力的温床，于是，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口号指引下，佛家开始致力于解除它们的武装，代之以精神的超度。《射雕英雄传》这部宣示暴力的书最终以解构暴力而结束，如同金庸在他最后的作品《鹿鼎记》中用一个生在妓院、没有父亲也无仇可报的韦小宝来反讽自己笔下的武林，这在表明武侠已经无路可走的同时，亦不失为超出所有读者和观众想象之外的“欧·亨利式的结局”。
注释：
〔1〕南帆：《身体的叙事》，见江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225页。
〔2〕张邦基：《墨庄漫录》。
〔3〕（美）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4〕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5〕曲波：《林海雪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7页。
〔6〕《余华作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344页。
〔8〕《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