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华美狼心
作者：祝 勇
杨康无疑是作为郭靖正义事业的陪衬出现的，他有着与郭靖完全相同的血泪家史，唯一不同的是他对个人道路的选择与郭靖相反——当郭靖苦心孤诣地企图杀死自己的杀父仇人完颜洪烈的时候，他却认贼作父，成为完颜洪烈的义子完颜康。
《射雕英雄传》也因此成为一本政治挂帅的书，它将武者分为两个集团，即以郭靖为核心的复仇集团和以杨康（完颜康）为代表的反复仇集团。前者爱国奉献，后者卖国求荣。两者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少了任何一方，这部小说都无法成立。郭靖最终成为“侠之大者”，而杨康死于非命，则表达了金大侠对于正义与非正义较量的伦理性预期。
《射雕英雄传》从一开始就把家仇包含于国恨当中，郭靖的家仇是由金人制造的，而金人正在侵略大宋王朝，所以，郭靖在江南六侠和全真七子的护佑下进行的复仇行为具有双重意义。这是金庸为郭靖上的双保险，意欲赋予这种行为以万无一失的正义性，并以此推动全书的情节发展。这也是演义小说的经典套路。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郭靖是在蒙古人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他还被成吉思汗招为驸马。蒙古草原成为郭靖复仇事业的根据地，是因为蒙古人对郭靖来说既无家仇，亦无国恨，况且，蒙古人尚有消灭金国的企图，二者结成的统一战线，实在是天衣无缝。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悄然浮现——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蒙古人与郭靖个人无冤无仇，不等于与别人无冤无仇。蒙古铁骑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而在成吉思汗的事业中，郭靖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那么，他是否又会制造无数个国破家亡的小郭靖呢？郭靖曾经亲眼目睹“金兵南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残暴之极，蒙古兵虽然较好，但也好不了多少”，亲耳听到蒙古式的“三光政策”：“你领我们去打花剌子模，去攻破他们的城池，烧光他们的房屋，杀光他们的男人，掳走他们的女人牲口！”我们看不出成吉思汗与金主完颜氏有什么不同，郭靖仍然接受“那颜”（蒙古最高官衔）的封号，使用空降部队，占领花剌子模的重镇撒麻尔罕城，并制造了蒙古人屠城的血腥一幕，无形中暴露了郭靖复仇的自私立场。关于蒙古人的征服史，《元史》中有忠实记录。《射雕英雄传》虽为武侠小说，对此也无法回避：在追踪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素的同时，“速不台与哲别直追到今日莫斯科以西、第聂伯河畔基辅城附近，大破俄罗斯和钦察联军数十万人，将投降的基辅大公及十一个俄罗斯王公尽数以车辕压死。这一战，史称‘迦勒迦河之役’，俄罗斯大片草原自此长期呻吟于蒙古军队的铁蹄之下”。在血的现实面前，郭靖自问：“我为了报父亲之仇，领兵来杀了这许多人。大汗为了要征服天下，杀人更多。可是千万将士百姓却又犯了什么罪孽，落得这般肝脑涂地，骨弃荒野？”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必然遭遇的困境，金庸为郭靖安排了双重角色，既是蒙古军队的先锋，又是抵抗蒙古入侵的英雄，这是金庸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
正邪的分界不是绝对清晰的，以正义自居的郭靖也可能落入邪恶的陷阱。如同张三丰所说：“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所有正义的事业都有它无法照亮的死角，郭靖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成吉思汗眼里的英雄，在花剌子模广大人民眼里就是十足的恶魔。难怪裘千仞在反问“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错事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时，包括郭靖、黄蓉在内的众人皆哑口无言，不知所措。而郭靖所一向秉持的家国伦理，则暴露了家族中心主义和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
三
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成长过程的许多教育可以被归结为“仇恨教育”。是仇恨帮助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确定了他内心的善恶标准，并选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有过红卫兵履历的电影导演陈凯歌写道：“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4〕仇恨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正义的导火索，仇恨必须得到激发，而这样的激发，在青春期少年身上尤显效果不凡，它是专门为有着肤浅血性的年轻人设计的，与他们日益过剩的力必多遥相呼应，我少年时接触的大量以阶级教育为主题的艺术作品，都自告奋勇地担当着这一时代使命。有些作品中对酷刑和死亡的渲染，无疑都是催生仇恨的某种化学添加剂。与《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如出一辙，上世纪六十年代产生巨大影响、后来成为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蓝本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也是从“灭门”的惨剧开始的。这使这部革命小说的通俗演义性质显露无遗。小说的第一章是“血债”，其中对暴力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在这些惨遭屠杀的尸体旁，一大堆火炭，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半截倒在火里，肚子以下，已和火炭一起烧尽了，只剩半截的胸膛和染满了黑血块的白发苍苍的头了，好像是被活活丢在火里烧死的。仔细看旁边还有一个幼儿，被烧焦了的骨灰，在冒着最后一缕清烟，一条半截小腿伸在火堆外面。从脚的大小看来，这孩子也不过五六岁。”“火灰旁有二十多条扁担，上面染红了鲜血，被火烤干后，迸裂成一片片鳞状血块。这也不知匪徒们用它做了什么奇异的恶刑……”〔5〕
即使今天阅读这样的文字，我仍会觉得不寒而栗，并对作者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暴力渲染而深感吃惊。比起金庸乃至后来莫言、余华的若干暴力叙事，《林海雪原》毫不逊色。但在当时，这无疑是必要的。它与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遥相呼应。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始，对仇恨的渲染显然为此后漫长的复仇故事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者少剑波的复仇使命，仍然建立在血缘复仇的基础上——在这一场血腥屠杀中，少剑波的姐姐不幸罹难：“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