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华美狼心
作者：祝 勇
很多年后，作家余华在他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开篇写道：“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6〕我认为这句话是写我，因为它言简意赅地表明了我对于黑夜的态度。参观《收租院》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使我成为夜的恐惧者（只是我参观《收租院》的时间不是1965年，而差不多是十年后）。每当我躺在床上即将入眠的时候，收租院里那些狰狞的形体便在我的眼前飞舞。那些身形在想象中变得十分具体和清晰。它们在每一夜晚把我抓紧，使我不敢动弹。我的母亲或许对我瑟缩在被窝里的姿态困惑不解——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夜晚缘何变得如此安静？在我的想象里，“旧社会”每天都是黑天——在意识形态的暗示下，我甚至对1949年以前的天文状况产生怀疑，白昼在那时并不存在。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我显然是错把比喻当成了真实。差不多三十岁之后，我才有机会通过《老照片》一类的读物目睹民国时期的社会场景，比如民国时期的运动会、城市中小学教育的规范、民众欣赏音乐等等，民国时期的不少政治人物看起来也都儒雅。这修改了我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当然，也顺便修改了我的天文观。
这种“仇恨教育”是以阶级为基本单位出现的。它将所有的单位纳入两个对立的单位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小于阶级的单位都被阶级收编。阶级仇是对家仇的放大。它代表着最高的仇恨。它为革命和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它企图讲述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对个人乃至家族仇恨的复仇。
“阶级”不仅仅是家族的替代物，更是它的否定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以“阶级意识”取代家族伦理，此后，它一直是革命文学一再重复的基本主题。人们越来越信奉恩格斯的名言：“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7〕不少作品都对个人式的复仇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而把家族复仇纳入阶级复仇的轨道中。这也为“文革”中的红卫兵暴力提供了合理的逻辑基础。
如果将“反革命”们承受的暴力与革命者所承受的暴力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即革命者已经升级为神，对此，前文已有论述，而反革命——包括所有的“坏人”们，则被定义为魔。这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进化－退化过程。也就是说，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在经过革命史诗的转述之后，居然被纳入中国旧通俗小说里的神－魔模式中。中国文学自它诞生那天起，就批发了数量可观的神魔形象。鲁迅把这类小说的出现归于原始思维。而历代文人学士又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小说模式，这一巨大的创作队伍，包括曹丕、张华、干宝、陶潜、刘义庆、祖冲之、牛僧孺、段成式、温庭筠、洪迈、罗贯中、吴承恩、蒲松龄、袁枚、纪昀、王韬等。这类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善恶黑白泾渭分明，一目了然，正义与邪恶，分别选择神与魔作为自己的形象代表。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我们熟悉的，当然是吴承恩的《西游记》。这部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魔的形象，包括牛魔王、二郎神、蜈蚣精、蝎子精、马蜂精、白骨精等，各路妖魔鬼怪无不令人感觉厌恶和恐怖，而它们在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下粉身碎骨，自然是死有余辜。革命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与这一传统思维模式产生了重叠，在塑造形象时采取符号化的方法。比如《林海雪原》中的许大马棒：“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与牛魔王好有一比；而蝴蝶迷：“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作呕，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或像一穗玉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就这样也丝毫挽救不了她的难看。还有她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黑白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她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仿佛白骨精的再世传人。他们丑陋的外形与十恶不赦的内心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认知模式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明显事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符号化特征达到了顶点。在取材于《林海雪原》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革命者一出场便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而反革命，则个个青面獠牙，面目狰狞，面孔几乎都被涂成青绿色，面部用光也一律为底光。语言也呈现出明显的色彩与明暗关系，强化了敌人的非人本质。“文革”红卫兵漫画中的“走资派”一律被画成妖魔鬼怪，也是出于同样逻辑。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被打倒不仅成为“敌人”的身体在革命中应尽的义务，而且他们的身体还要被复制成各种符号，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经受暴力。比如，对刘少奇的漫画像拳打脚踢，掷沙袋石子，已经成为我小学时代的肢体必修课。至此，“敌人”的身体已经完全符号化、空洞化，它的全部作用仅仅是为年轻人骚动的肢体提供施展的场所。
打与挨打，这是革命为两个阶级的身体提供的完全不同的用途。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暴力终于可以一泄千里、无所阻挡了。陈凯歌说：“终于我在第二年（即1967年——引者注）的夏天也打了人。打过之后，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五
顾准先生曾经在给他的弟弟陈敏之先生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中国文化的“史官性质”：“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8〕《射雕英雄传》虽然只是一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闲解闷的小说，但它仍然具有浓厚的史官文化性质，企图以政治信仰构筑小说的价值时空。家国意义上的双重复仇几乎成为郭靖存在的全部理由，但郭靖的复仇却遭遇了尴尬。我们可以把郭靖对自己复仇意义的怀疑，约等于金庸对暴力价值的怀疑。实际上，只要有暴力存在，就会有对暴力的怀疑和解构。金庸苦心孤诣地建立的暴力伦理系统，到最后还是一盘散沙。岳飞如北伐成功，救出徽、钦二帝，赵构的帝位就要受到威胁，于是，赵构出于帝王的一己之私而害死岳飞。大宋的皇帝居然是最大的卖国者，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内奸。这使儒家教诲的忠君爱国观念遭遇了先天的两难——如果忠君，就不可能爱国，秦桧就是最大的忠君者，他忠实执行着赵构制定的卖国路线；如果爱国，将无法忠君，因为皇帝已经把卖国求荣当作自己的生存之道。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儒家传统把忠君置于全部价值的核心，那么，如果那个“君”是个恶魔，该怎么办？那个被皇袍所掩盖的肮脏不堪的卑微身体，是否能够构成你出生入死的全部理由？
以政治信仰为寄托的暴力价值突然被悬置起来。这使那些摩拳擦掌的身体变得无所适从。岳飞的困境同样是郭靖的困境，因为他们生活在同样的语境中，所以郭靖的处境不可能比岳飞更好，只是金庸唆使郭靖游刃于庙堂和江湖之间，从而将这种矛盾有意回避了而已。成吉思汗看出了郭靖的困境，他说：“你心念赵宋，有何好处？你曾跟我说过岳飞之事，他如此尽忠报国，到头来仍然处死。你为我平了赵宋，我今日当着众人之前，答应封你为宋王，让你统御南朝江山。你是南朝人，做南朝的大王，好好对待南朝人，并非叛国，背弃自己的宗族。”无论郭靖怎样回答，他的狡辩不可能比成吉思汗的问询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