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唐山地震前后的记忆
作者:邸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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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在甲骨文中,“世”即三十之意。《论语·子路》有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还有“宛如隔世”、“隔世之感”等习语,用来形容相隔时间之长和社会变化之大。三十年前的1975年,我十八岁,正是所谓青春岁月、韶华时光,于今回忆起来,觉得已很是遥远。中国社会的变化的确是太大太快,无论从时间上考察还是从程度衡量,都不是“宛如隔世”,而是确已隔世也。
当时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少男少女也许会感觉不可思议,甚至是天方夜谭,但当时却是真真切切,司空见惯,甚至觉得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就我个人的精神状态而言,那时还十分幼稚、单纯,没有任何青春的幻想与激情,也谈不上幸福与痛苦,只可用困惑、迷惘和浑浑噩噩、无可奈何来形容。那一年之间,经历的事情的确不少,但印象最为深刻的只有几件,至今仍经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现在旧事重提,旨在真实描述当年的生存状态,或可反衬出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进步程度。
1975年11月,我以固安“五七”农场知青的身份被石油管道局招工,成为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在不少人羡慕的目光注视之下,我们一行60人于17日中午坐大轿车从固安出发,下午三点多到达管道局所在地廊坊。下车以后,带队师傅命我们列队,然后高声喊道:“邸永君,谁是邸永君,出列!”我急忙答应:“到!”“从今天起,你们全体被编入新工连,一个县来的就是一个排,你们固安来的60人组成第一排。现在我宣布,任命邸永君为一排排长。你们要听从他的指挥,你们分成三个班,以班为单位马上领材料,搭帐篷,要搭三顶帐篷,一个班一顶,什么时候搭完什么时候住进去!”
我因毫无精神准备,被搞得一头雾水,急忙问道:“为什么让我当排长?我干不了。”“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命令,马上执行!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可干不干是态度问题!”我又动动嘴,却没再敢出声,接着又指定了各班的班长,当时就地认识了一下,便投入战斗。大家分头从仓库里把帐篷架子和毡子搬到大约一公里外的一片空场,便摸索着支起框架,苫上毡布,用铁锨把帐篷下沿埋在土里,顶毡上有绳子,必须栓在钉入地面的铁钎子上。
这样,天黑之前,三顶帐篷便基本搭建完成,两顶住男的,一顶住女的。记得当时已是严冬,天寒水冷,北风呼啸,随着日落西山,阵阵寒意令我们簌簌发抖。有几位工人师傅一直等在旁边,待帐篷形制初备,立即开始砌火墙,垒砖炉。这种砖炉底部四面各有一个风眼,是东北人经常采用的形制,号称扫地风。烟筒直插帐顶,傲然屹立,似蒙古包一般。待把炉膛用泥糊成圆状,马上便把蘸了沥青的劈柴放入点火,一时浓烟四溢,呛得各位涕泗横流。
师傅用薄铁板扫地一煽,哄的一声火起,顿时略有暖意。这边往里添煤,那边拉电线接电灯,二十个单人床分别并排在通道南北,通道尽头分别是帐篷的东西两门。其实根本就没有门,只有一扇毡帘,在晚风中摇曳。因仓促又无经验,绳子没能拉紧,帐顶松垮,在呼啸而来的北风中上下呼扇;架子也搭得不牢,跟着帐顶的呼扇而摇摇晃晃。就在这样的帐篷里,我们度过了当上工人的第一个夜晚。二十个人十人一边,和衣而卧,时至午夜,炉子也被我们七手八脚地捅灭,而帐外凛冽的寒风却越刮越猛,两扇门帘虽被绳子系上,但形同虚设,过堂风由西至东横穿帐篷,跟在露天睡觉没多大区别。我们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压在了身上,十个人紧紧挤在一起,度日如年般终于熬到了第二天的黎明。
记得招工之前,来挑人的小头头就曾摇头晃脑地跟我们讲过:“丑话说在前边,到我们油田上班可不是去享福,我们石油工人天当被,地当床,头戴铝盔,身穿道儿服(当时的棉工作服,针脚直接露在外面,形成许多竖道儿,是石油工人的特有装束)南北转战,最能吃苦。我们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一天的经历真就验证了这些豪言壮语,真是说到做到,童叟无欺,我是服了。
我以前从未当过什么干部,突然让我指挥60个人,开始很有些不知所措。但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个别不听话的,我就说要向领导汇报,他们马上就连声央求。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的感觉的确是挺好。我们新工连一共三个排,分别由廊坊地区的三个县招来的新工组成,加在一起有150多人,男多女少,大概是3∶1,年龄多在18—30岁之间,都是知青。我们的主管单位是管道局下属的华北输油管线指挥部基建处维修大队,新工连的具体任务就是给刚竣工的职工宿舍楼挖下水道。当时实行包干制,一个连的任务先分到各排,各排再分给各班。我这个排长没有挖沟的任务,专门负责领取、分配任务并督促、检查我们排的工程进度和质量,就像过去的鬼子监工。
开始时班长们还自己给自己留一段,后来干脆也分下去,由班里的成员平摊。当时地面已封冻差不多一尺,必须先用铁镐将冻层刨开,这个活最累,几分钟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嘘。女新工们多无气力,需要调集强壮分子前往支援。石油部以大庆精神为自豪,动辄搞“突击”、“会战”,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完了完”,意即干不完不收工。当时有顺口溜云:“突不完的击,会不完的战,干不完的完了完。”
连长和指导员均由在职职工担任,都是祖籍东北的专业军人,说话难听,态度生硬,动不动就训人:“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滚蛋,滚回家去,我们可没请谁来,俺们这疙瘩可不是养大爷的地方!”我们当时都算学徒,一月18元工资外加9元野外补贴,干的却是壮工的活儿。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要政治学习,总结工作,表扬某某,批评某某,还要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出大字报、黑板报,写批判稿,整天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没什么空余时间想别的事。
我当时没有什么阅历和经验,所以很是老实,既不顶撞领导,也没欺负过下属,就是软弱一些,因为一是没有领导经验;二是下属大多比我年龄大,固安“五七”农场来的19个人,是我依靠的基干力量,可过去不少人都曾领导过我,现在突然让我领导,很有些不好意思;三是我性格不是很强,治理下属下不得狠心。一个月下来,领导对我印象基本良好。尤其在处理我排一名新工患精神病的问题上,我一切都听从领导安排,频频出现在最前沿挡“枪子儿”,为他们解脱了责任。现在想来当时服从领导安排的主要原因是经验不足,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知所措,只能如此。
那是报到后第四天的夜晚,我排二班(我住在一班帐篷)的班长向我汇报,说他们班的一个新工一会儿哭一会儿乐,有些不正常。我过去一看,竟是我们“五七”农场来的老战友。我们都曾在“五七”宣传队里混日子,我在乐队拉二胡、吹笛子,也演过话剧;而此君非常聪明,善于说快板书,《奇袭白虎团》是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自尊心极强,显得有些孤僻,不愿意与人深交。此时,他正躲在角落里暗自流泪,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全帐篷的人都欺负他,都看不起他。
我让他举例说明,他说几伙人玩扑克牌,谁都不带他玩。我问班长有没有这事?他说几拨人都够手,四人一拨,所以就不能带他玩了。我觉得有理,就说:“不玩就不玩,这还值得哭?”他说他哭也不完全是为这个。他想家,想爷爷,想爹娘。我说才出来两天就想家干嘛?离家也不过百十里,想家就回去一趟嘛。他说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晚上冻得要死,白天累得要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招工呢。说实在话,这几天的确是苦了点儿。招工前,他曾任“五七”农场畜牧分厂会计,什么体力活也不用干,现在却天天当苦力使唤,想回家也不无道理。我当时很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便打着“官腔”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坚持下去会好起来的,好好休息吧,明天还有任务呐。”说完就回我自己的帐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