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唐山地震前后的记忆
作者：邸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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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第二天，此君怎么叫也不起床、不出操，谁也不理。而且自言自语，时哭时笑，比昨天更厉害了。连长和指导员让我陪他去医院看病，我带他去当时的廊坊医院挂急诊，医生检查一阵，说查不出什么毛病，建议多休息。回来后，连领导认为既然没什么病，就应当该干什么干什么，强令他出工挖沟，结果一天下来，他哭闹不停，谁说也不管用了。领导决定通知他家人把他领回去。很快他爷爷、父母都来了，先在我那里简要了解了近来的情况，然后由我带领着来到他居住的帐篷，见到他正默然无语，向隅而泣。
他爷爷自觉与他感情最深，首先上前搭话：“孩子，你怎么了？”他头也不抬，话也不说。“我是你爷爷！”他慢慢抬起头，辨认良久，然后高喊：“我是你爷爷！”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突然感觉到，此人看来真是病了，而且是精神方面的病。他父母见状非常焦急，单独和我询问良久。他们问道：来时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几天就把孩子搞成这个样子了？你们是怎么对待他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我遵照事先领导给我定的口径，把这几天的情况予以详尽介绍。强调他得病是个人出现的问题，领导没有任何责任。事实上，确实也没什么人欺负他，要说条件艰苦，也不是他一个人苦，所有的人都一样。没人打过他，也没人骂过他，是他自己不习惯、不适应。领导方式方法简单生硬，态度蛮横，故意给工人找罪受，是当时的一贯作风，而且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
他的家长又询问了不少人，得到的也都是这样的答复。无奈之下，家长将人领回家去治病，按退回原单位处理，不赔钱，不给治疗费。单位还有些人情味儿，派了一辆车将他们全家人送回老家，我陪着新工连领导一直将他们送到车上。目送着远去的汽车，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如此脆弱，别人都能挺着，为什么你就不能？当时招工的机会是多么难得，你就轻易地放弃这个机会，给家长增加负担，自找麻烦。后来听说到家没多长时间他的病就好了，再想回来，单位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就另谋高就了。
一个月以后，新工连调整各级领导，三个排长都被提升为副连长，协助连长指导员工作；各排班新任命的头头都是年龄偏大，性格较强的主儿。我们三个副连长都搬到连部的帐篷，和住二十人的帐篷一样大小，但分成里外间，外间办公，里间做我们三个人的宿舍。我们各有一张单人床，胜往日的大联铺者多矣。新工连领导给我们进行了分工，他们认为我心细，身材高大，负责安全保卫（其实我性格文弱，体质也不很好，胆量更是不大，任此职实属用人不当）；另外两个人，二排长司永明来自三河县，敢说敢干，好讲豪言壮语，负责施工；三排长潘建民，来自灞县，善于舞文弄墨，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负责宣传。还从三排挑选了一名很漂亮的女新工做连部通讯员，负责整理连部卫生和跑腿儿。
从此，我工地也不用再去，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主要任务就是早晨负责吹起床哨，检查各排各班出早操。全连出工后，每个帐篷留下两个人，负责内勤（打开水、添煤，打扫卫生等），等全体新工出操后，我便到每个帐篷巡视一遍，负责检查卫生和安全。直到1976年3月底新工连解散，我就这样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的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甚至影响到我一生的理念和取向。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76年3月2日，全连的人都坐火车到天津参观三条石的阶级教育展览，每个帐篷留两人值班，我在连部做总值班。吃完午饭，我在连部的火炉边闲坐烤火，来自三排（灞县排）负责值班的一名新工（姓马，姑隐其名）来到连部，坐在我对面，长叹一声后对我说道：“你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如果是现在，此言一出，马上就会引起我的警觉，立即会想到他的精神可能要出问题，并予以高度重视，可当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哪懂得这些？我想了想，回答他道：“活着是没什么劲，可死了更没劲，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总不能去寻死吧？能活到哪天算哪天呗。”
马君没有答话，默默地走出帐篷。我继续枯坐在炉边，直到傍晚。吃过晚饭后，突然外面人声嘈杂，维修大队尹大队长、新工连许连长、王指导员等一干人神情紧张地来到连部，许连长告诉我，刚才接到廊坊火车站来的电话，有一个青年人在站南边卧轨自杀，这人穿道道服，一看就知道是石油工人；从他衣兜里发现一个购货证，根据上面的姓名和单位，证明死者是咱们新工连的，姓马，现在让我们赶紧去收尸。你负责保卫，这是你的职责范围，跟我们一起去。
说话间，一辆五十铃大卡车已开到了门口，由于车高，再加上紧张，尹大队长（大家都叫他尹科长）三次抬腿才登上驾驶室的踏板，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腿儿在发抖。我们几个新工站在后面的车斗里，汽车向火车站急驰而去。到出事地点后，眼前情景甚是恐怖。人已被列车切成三块——身体躯干、头连着一个肩膀外加半只胳膊和另半只胳膊。我们将这三部分拣到一起，用一张席子卷上，放在车斗里。轧人的是一列货车，司机与我单位领导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我刚出站，正在提速，就看见不远处的铁道边上站着一个人，我也没在意，谁知等车快开到跟前时，这个人突然把披在身上的棉衣往后一甩，直接就扑倒在铁轨上了。我赶紧急刹车，但还是冲出去几十米，真是没有办法。”在场的人都知道，火车轧人司机没有责任，列车也已耽误了一个小时，所以匆匆处理完毕，列车就又启动开走了。我们守护着马君的遗体随汽车回到大队部，领导们开始商量如何处理后事。
突然，尹科长灵机一动，看着我说，既然是自杀，应该有遗书，小邸，你去车上翻翻他的口袋，所有的衣兜都要检查，不要有疏忽。我当时就紧张起来，但又不敢抗命，就要求最好两个人一起去搜身，科长同意再派一排长黄文英和我一同前往。我俩摸黑爬到车上，用手电筒照着，把席子展开，一个兜一个兜地掏东西，除了几张饭票，几乎是一无所获。这次我已不像刚才在火车站那样紧张了，黄文英的胆子比我要大不少，我们仔细观察了马君的遗容和遗体，借着微光，我发现“刀”口非常整齐，被切断的脖子竟似曾相识，红白相间，气管、食管依稀可辨。
后经回忆，是在肉铺里见过而已。我们回到大队部将情况汇报以后，大家都有些失望，但又不甘心，于是决定到他的住处的床上和箱子里继续寻找。当我们一行人到达他生前居住的八号帐篷时，已接近午夜。其他帐篷都已熄灯，只有这里仍灯火通明。当我们一干人出现在门口时，里面马上发出一片恐怖的叫声，低沉而颤抖，是男人特有的音色。再看诸位，二十来个青壮小伙，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脸色刷白，目光中散射出恐惧，没有一个人脱去外套，更没有一个人钻进被窝，大家一直看着马君那张空荡荡的床发呆发愣。真是虎死如鼠，人死如虎！直到我们走后，这一帐篷的人还是不敢入睡，帘子一动，就有人挤出发自内心的呐喊。一夜竟没敢关灯，一直挨到天亮。那几夜，我也颇有些害怕，晚上睡不着觉，夜查时也要叫上别人做伴，管保卫的人自己先害怕，真也可算是笑话了。
经仔细寻找，没有发现遗书和能证明其自杀动机的任何文字材料，所以他的自杀原因始终没有定论。几天后，单位决定接来死者家属，此时我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是何等糟糕。他父亲是国民党党员，一直是专政对象；母亲是教师，体弱多病；弟弟是白血病，来日无多；妹妹只有十来岁，他的责任重大，却自己选择了逃避。我应是见他最后一面的人，却也没有挽留住他宝贵的生命，真是没用。就此，我曾自责了许久。接家属来时，只是说他得了重病，住在医院。
为减轻亲人的痛苦，先已将遗体送到医院进行了整容。其实就是用铁丝将分离的身体穿在一起。医院来电话，说死者脚上只有一只鞋，让我们解决。恰好马君箱子里有一双松紧口布鞋，科长便命我和黄文英到医院太平间为他换鞋。这是我第一次进太平间。不像现在的太平间有冷冻设施，人全装在冰柜里，那时房间内的设施十分简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设施，就有十几张床，上面躺着大约有十来个人，每个人脸上都覆盖着白色的纱布。以致我们掀开第三个人的盖头时，才找到马君。因为是白天，光线充足，看得十分清楚。他身穿道道服，头戴工作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上有一块红肿，牙被磕得没剩下几颗，与生前有很大差别，甚至有些面目全非，而且身体十分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