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抉发隐在事象背后的真相
作者：任富强
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所倡导的理念中，重视语文教学的人文内涵，开展有效的阅读对话，无疑是我们语文新课改应该特别关注、格外用力的焦点和支点。但是，就新课改推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又往往成为我们思想认识和教学实践的盲点。
显然，人文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较为完善的理性、健康的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力，开发主体自我实现的潜在可能，成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就语文教学而言，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经由对文本的解读，来培养理解力和判断力，用杨贤江的话来说，就是“即须养成学生有审慎批评的技巧，有抉发隐在事象背后的真相的能力，有作成最合理的判断的决志”。①不应从观念层面出发去套某一具体的文本，甚或曲解文本本身的规定性，或仅借文本之事由无限阐释、任意升华。否则，人文教育的指向不是让学生理解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人文现象的复杂性，而是有意无意地使学生的头脑简单化、幼稚化。
下面我结合《〈名人传〉序》的教学，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在英雄主义激情的激励下写作的经典。它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坐标，一种高度，一份财富。《〈名人传〉序》当然集中体现着这种思想，它明白地表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它用“英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旗帜，旨在唤醒人们回忆高尚的情操，超越平庸和狭隘，增加忍受痛苦的力量。
像教学《〈名人传〉序》这样的文章，最容易产生的现象是泛道德化。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的题记中说“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又在文中强调“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于是，人们很容易孤立地理解“善良”与“纯洁”等词语，脱离了具体文本所指，抽象地理解和解释文中所说的“英雄”概念，将贝多芬等名人美化甚至神化，使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实际上由“人学”嬗变为“神学”。其结果是，在教学中虚拟了一个非人性的世界以烘托“崇高道德”，而忽视了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人”的一面，不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英雄的生命意义。这只会使学生的思维方式变得狭隘，长此以往，学生就会沉浸在狂热的道德激情中，而失却审慎理性地思考问题的头脑。
二
《<名人传>序》的末两段里，作者正面提到：“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为什么要将贝多芬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作者从贝多芬的自助——以超人的努力克服困难完成大业和助人——以榜样的力量支持不幸的人们这两个方面来具体展开，这也正是作者所认为的贝多芬“坚强与纯洁”的根本原因。
正如施莱尔马赫在《阐释学箴言》中所说的那样：“对单一段落的任何理解都受对整体的理解所制约。”②因此我们有必要再联系文本的整体思路来看。
全文的一、二两段，作者先从生存环境的恶浊沉闷起笔，指出人们精神生活的平庸凡俗，他们的生活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无形的，斗争的结果让人绝望。更可悲的是，孤独的他们还彼此隔离着。这是为呼唤英雄蓄势、铺垫。接着在第三段想到召集“一般英雄”进行精神的援助——即便黑暗笼罩，也有着“正义与自由”的“神光烛照”；即使平庸的时代，也有横空而出的英雄——这是平庸所毁灭不了的。在四、五两段，便把他心目中的英雄定义为“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和受尽磨难而百炼成钢的人。这些“英雄”，不是智慧绝伦的思想圣哲，不是开拓疆土的枭雄霸主，既非权势的标志，更非金钱的象征，他们只是承当苦难的代名词。在最后一段“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将他比作普罗米修斯。这当然基于作者对时代的深刻批判和对英雄独特的见解，想展示的是贝多芬身上所集中体现的饱经磨难、战胜厄运的英雄精神。
殷海光先生说：“人所注意的问题，所思想的内容，所研究的题材，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以内，常常受到他所在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③我们如果联系文章所提供的相关的写作背景，就会对此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如前所述，罗曼．罗兰是有感于世风日趋颓靡，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于“英雄人物”的力量，才先后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名人传记。想通过赞美那些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而受苦受难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们来告诉人们：悲惨命运不只降临于普通人，它同样也降临在伟人身上，享有盛名并不能使他们免除痛苦的考验。通过跟随那些忍受痛苦、超越苦难的杰出榜样，感念到杰出的灵魂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分担同样的苦难，并由此自觉地承担命运的重负。也正因为如此，在《贝多芬传》结尾，作者深情地写道：“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什么胜利能与这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次战斗，奥斯特里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努力的荣光?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就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铸成欢乐……”说得够明白了，通过贝多芬昭示于人的，不是或主要不在于才华，而在于患难，以及他患难的榜样给不幸者的精神鼓励，就在于战胜痛苦的荣光。可以这样说，磨难使英雄的品格更高尚，使他们的精神更高贵，使他们的使命更崇高，因而也更能影响大众，给大众带来精神上的鼓舞，因此磨难使他们成为伟大。
三
仅就《<名人传>序》文本本身来看，作者虽然并没有把这些巨人看做是完美的化身——作者的本意是，让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肖像能以其独具个性的真实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不过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夸大了个性的力量。
其实，罗曼·罗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收集的材料日益增多，对贝多芬的研究日益深入，罗曼·罗兰越来越清醒地感到作为英雄的贝多芬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写那部书时自己还太年轻，以至于一味膜拜这个“时代的精灵”。随着作者思想的日渐成熟，他有更为充裕的条件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更加客观、真实、深刻地对这个“时代精灵”进行剖析。
1936年，在致美国文艺理论家罗·威尔逊的信中，罗曼·罗兰说，在研究伟人生活的时候，他逐渐证实了，他们并不总见得在一切方面都是值得仿效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错误和弱点。同年，即在发表《名人传》三十三年后，罗曼·罗兰在创作《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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