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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先生:

  我谨向您确认我对您的代理人的答复。您将德·热斯弗尔先生的四幅油画弄到手后,即可用方便的方式发运。其他东西如能到手,亦请附上。不过对此我深表怀疑。

  有件意外的事使我不得不动身。我将与本信同时到达。你可来“大饭店”见我。

  哈林顿

  加尼玛尔当天就拿着逮捕证,把美国公民哈林顿先生带到看守所,指控他犯有窝赃和同谋罪。

  于是,才二十四小时,靠一位十七岁的中学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指点,案件的所有症结迎刃而解。才二十四小时,原来无法解释的问题变得简单明朗;才二十四小时,那些同伙营救头目的计划便泡了汤,逮捕受伤和垂死的亚森·罗平已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他的团伙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人们知道了亚森·罗平在巴黎的住址和假身份,他那经过长久策划极为周密的阴谋,尚未成功就被戳穿了。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公众又是惊异,又是钦佩好奇,一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那位鲁昂的记者在一篇十分成功的文章中,叙述了他访问那位修辞班学生的情况,描述了他的潇洒风度,单纯的魅力和沉着的自信。加尼玛尔和菲耶尔先生激动不已,也顾不了自己的职业自尊披露了秘密,让公众得知博特莱在最后几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胜利应该归功于他!

  一夜之间,伊齐多尔·博特莱成了英雄。群众大为激动,想方设法打听他们最新的宠儿各方面的细节。记者们成群涌向让松-德-赛伊中学,等待走读生放学,向他们了解有关博特莱的情况,远的近的都要。于是他们知道了这位学生在同学中享有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对手的名声。有好几次,他只根据报上读到的一些情况,运用逻辑推理,便道出了错综复杂的案子的结果,而司法当局在他之后好久才破案。给博特莱出难题成了让松中学的一种娱乐。同学们看着他一步步分析、推理,慢慢深入一团混沌之中,觉得极为开心。在食品杂货商若里斯被捕前十天,他就指出从那把著名的雨伞着手可以查出罪犯,同样,在圣克卢惨案上,他一开始就肯定看门人是唯一可能的凶手。

  最奇特的要算在让松中学学生中流传的那本小册子。小册子用打字机打印,印了十册,署着他的名字;书名是《亚森·罗平,其手法的传统性和独特性》。在论述了其人其手法之后,他把英国式的幽默和法国式的讽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本小册子对亚森·罗平的每一次冒险都作了深入的研究,突出地揭露了这位著名大盗的作案手法,把他的行动方式、独特策略,通过报纸发表的书信联系、威胁恐吓、盗窃声明等整套机制,总之,他折磨受害者,使其几乎自愿就范同意受害的全套诡计揭露出来。

  它的批评是如此公正、生动、鞭辟入里,讽刺如此坦率而毫不留情,使取笑者很快站到他那一边,使群众的好感立即从亚森·罗平身上转向伊齐多尔·博特莱。大家预言两人的交锋不可避免,胜利将属于年轻的修辞班学生。

  不管怎样,这个胜利,菲耶尔先生和巴黎检察院有些妒忌,因此态度有所保留。一方面,哈林顿先生的身份确实尚未查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属于亚森·罗平的团伙。哈林顿不管是不是同伙,反正是撬口不开。更糟的是,人们检验他的字迹后,并不敢肯定那封被截获的信出自他的手笔。一位哈林顿先生,带着一只旅行袋和一个装满钞票的皮夹,来到大饭店下榻。

  人们所肯定的,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在迪耶普,菲耶尔先生躺在博特莱替他挣来的成就上毫无进展。德·圣韦朗小姐在案发前夕误认作博特莱的那个人,仍然是个谜。有关四幅鲁本斯的油画失窃的情况,这些画下落如何,夜间那辆运画的汽车走的是哪条路,都还是一片黑暗。

  在吕纳莱、耶维尔、伊韦托,有人收集了汽车驶过的证据。在科德贝克-昂-科,也收集了证据,汽车大概在拂晓时分在那里乘汽船渡过了赛纳河。

  但是,一深入调查,证实那是一辆敞篷汽车,如果装了四幅大油画,渡轮上的职员不可能看不见。这也许是那辆汽车,可又冒出了新的问题:四幅油画到哪里去了呢?

  这许多问题,菲耶尔先生找不到答案。他的手下每天在废墟上搜索。他也几乎每天亲自前来指点。但从那里到发现亚森·罗平藏身之所——假如博特莱的看法是正确的话——要跨越一条鸿沟,而这位优秀法官看来不准备跨过去。

  于是,人们自然又转向伊齐多尔·博特莱,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拨开了迷雾;他一走,迷雾重又聚拢,而且变得越发浓重了。他为什么不热心破此案,一破到底呢?他已经走到了那一步,只要稍作努力,不就成功了吗?

  《大报》一位编辑以博特莱的监护人贝尔诺的名义进了让松中学,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伊齐多尔谨慎地答道:“亲爱的先生,世界上不光有亚森·罗平,不光有盗贼和侦探的故事,还有中学毕业会考。我七月份考试。现在是五月,我不想落榜。不然,我父亲那个规矩人该怎么骂我呀?!”

  “可是,如果您把亚森·罗平送交司法当局,您父亲该会怎样夸您呀!”

  “好吧!反正还有时间,等到下次放假……”

  “圣灵降临节的假期?”

  “对。我六月六日星期六乘头班火车出发。”

  “那么,那天晚上,亚森·罗平就要被逮捕归案了。”

  “您能放宽到星期日吗?”博特莱笑着问。

  “为什么耽搁?”记者极为认真地反驳道。对这位年轻人,大家新近都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无法解释的信任,尽管事实上,事件的发展只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种信任有道理。但这有什么关系!人们相信他。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难事。人们指望他干出名堂,就好像他是一位破案的奇才,目光如炬,直觉敏锐,经验丰富,手段高超。六月六日,这个日子会登在各家报纸上;六月六日,伊齐多尔·博特莱将乘快车赴迪耶普,当晚,亚森·罗平将被逮捕归案!

  “除非他在那天以前逃走……”亚森·罗平最后一班拥护者说。“不可能!所有出口都被看住了。”

  “除非他伤势过重,已经死了。”那些拥护者又说。他们宁愿让心目中的英雄死去,也不愿看见他被俘。

  马上有人反驳道:“算了吧。亚森·罗平要是死了,他的同伙必然知道。他们会替他报仇。博特莱这样说过。”

  六月六日到了。六名记者在圣拉扎尔车站等候伊齐多尔,其中有两名想陪他去,被他婉言谢绝。

  博特莱独自走了。列车包厢里别无他人。由于前些日子熬夜准备功课十分疲劳,他很快就沉睡过去。梦中,他觉得火车停了很多站,旅客们上上下下。一觉醒来,鲁昂已经在望。包厢里还是他一人。但是对面长椅背上有个灰色大头针钉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

  各人有各人的事情。管好自己的就行。否则,倒楣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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