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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昂里埃特?她也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个细节呀。”

  “您能肯定吗?”

  “这位女士是什么人?”瓦洛尔布先生问道。

  “我在修道院时的朋友,因为嫁给一个工人,同家里闹翻了。她丈夫去世后,我将他们母子接来,安排了一套房间给他们住。”她又为难地补充说:“她也给我们干点活。她手很巧。”

  “她住在几楼?”

  “就在我们这一层,不远……走廊当头……我甚至想到……她厨房的窗子……”

  “开向天井,是吗?”

  “是的,正好对着我们的窗子。”

  这句话以后,出现了短暂的静默。

  接着,瓦洛尔布先生要求领他到昂里埃特那里看看。他们发现她正在做缝纫活。她的儿子拉乌尔,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她身边看书。这套房子十分简陋,只是一间没有壁炉的房间和一个作厨房的小室。警察分局长见此情景,有些惊讶,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得知失窃的事情以后,大惊失色。昨晚是她亲手侍候伯爵夫人穿的衣服,并把项链佩带到夫人的脖颈上的。“上帝啊!”

  她叫道,“我怎么没有听人说起呢?”

  “您没有什么想法?一点怀疑也没有?

  罪犯可能是经过您的房间动手的。”

  她大笑起来,甚至没有想象别人可能在怀疑她。“可我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呀!我从不出门,再说,您没有看到吗?”她打开了小室窗户。

  “瞧,到对面窗台有三米远。”

  “谁告诉您我们假设是从这里进去偷的?”

  “可是……项链不是放在那间小房子里吗?”

  “您怎么知道的呢?”

  “嗨!我从来就知道那东西夜里就放在那里……他们当我面谈过……”

  她的脸看上去还年轻,不过因为愁苦,已经变得憔悴了。但表情温柔驯服。然而在沉默之中,她突然变得不安,好像面临什么危险。她拖过儿子搂在怀里。孩子抓住她的手,温柔地吻着。“我想,”当德·德勒先生和警察分局长两人独处之时,伯爵对分局长说,“我想您不会怀疑她吧?我可以为她担保。这是个诚实女人。”

  “噢!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瓦洛尔布先生肯定道,“我最多认为她无意之中作了人家的同谋。但是,我承认,这种想法应该放弃,尤其是因为它无法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警察分局长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预审法官把此案接了过去,以后的日子由他来进一步调查。他盘问佣人,检查插销,对凹室的窗户作了开关试验,察看了天井的上上下下……全是白费气力。插销完好无损。窗户无法从外面开关。人们又针对昂里埃特专门展开调查,因为不管怎么查,总是又怀疑到她身上。人们仔细考察了她的生活,发现三年来,她只出过四次门,都是去采购物品。实际上,她是给德·德勒夫人当贴身女仆和缝纫女工。伯爵夫人待她很严厉,所有佣人私下都为此作证。

  “此外,”预审法官作了一星期调查认证后,得出了与警察分局长同样的结论,说,“就算我们知道罪犯,我们也无法抓他,因为不知道他是怎样作的案。我们在左右两边遇到两个障碍:关得紧紧的门和窗户。这是双重秘密!此人是怎么进去的呢?远为困难的是,又是如何逃跑的呢?因为门窗都是关得好好的。”经过四个月的侦察,预审法官私下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德·德勒夫妇急需钱用,变卖了王后项链。于是他把此案归档了事。这件珍贵首饰被盗给德勒—苏比兹一家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以后很久,他们都留着被打击的后遗症。家里有这样一件宝物,本身就是一种保证,现在,他们的信用得不到宝物的支持,那些债主便比以前更加逼人,那些借给他们钱的人的条件也比以前更加苛刻。他们不得不忍痛割肉,能变卖的变卖,能抵押的抵押。

  总之,要不是得到远亲遗赠的两大笔遗产,恐怕早就破产了。他们的自尊心也大受挫折,好像他们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贵族血统。而奇怪的是,伯爵夫人竟把矛头对准她那个当修道院寄宿生时的女友,把怨恨都发泄在她身上,公开指控她偷了项链,先是将她贬入佣人之列,不久又把她赶出家门。

  生活一天天流逝,再没有发生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伯爵夫妇到处旅游。

  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应该提出来。昂里埃特走后数月,伯爵夫人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大为惊讶。信文如下:

  太太: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因为这笔钱肯定是您寄给我的,不是吗?只可能是您。除了您,谁也不知道我住在这个偏僻小村子里。如果我说错了,请您原谅。至少您应该接受我对您从前的好意的感谢……

  她写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无论现在还是从前,伯爵夫人对她都很不厚道。那么这种感谢又是什么意思呢?

  昂里埃特被要求作出解释。她回答说:她从邮局收到一封没有挂号、也没有保价的信,里面装有两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她把那信封拿出来看,信封上盖的是巴黎邮戳,只写有她的地址。显然,字迹是伪造的。

  这两千法郎究竟来自何处?又是谁寄的呢?司法当局作了调查,但茫茫人海,从哪里找得到线索呢?

  一年以后,第二次寄来了两千法郎。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六年中,年年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第五年和第六年,寄的款额多了一倍,使突然患病的昂里埃特能作适当的治疗。另外还有一点不同;邮局截住了其中一封信,藉口没有保价不予投寄,所以后两封信是按规定寄出的。第一封发自圣日耳曼区,用的是昂凯蒂的名义;第二封发自絮雷斯纳,签的是佩夏尔这个名字。

  地址仍是假的。

  六年以后,昂里埃特去世了。谜仍然没有解开。这些事件公众都知道。

  案子引起了舆论极大的关注。这串项链的命运是这样奇特。在十八世纪末,它曾使全法兰西震惊;一百二十年以后,它又一次激起公众关心。但是,我要叙述的事却是人所未知的,只有几个有关的人和伯爵要求绝对保密的人除外。由于有朝一日,这些人士很可能守不住诺言,所以,我也毫不犹豫地揭开罩布,让公众知道谜底,同时也知道前天上午报上刊登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那封不平常的信给这扑朔迷离的悲剧增加了几分阴影和神秘的色彩。

  那封信刊发之前五天,德·德勒—苏比兹先生在自家府上举行午宴,宾客中有他两个侄女和一个表妹。男宾有议长埃萨维尔;议员博夏,伯爵在西西里岛认识的骑士弗洛里亚尼和圈子里的一位老伙伴——将军德·鲁齐埃尔侯爵。饭后,女士们喝咖啡,先生们被允许吸支烟,但不准离开客厅。大家在一起闲聊。有位姑娘好玩,拿起纸牌算命。然后大家谈起了一些大案。德·鲁齐埃尔先生从来不放过逗弄伯爵的机会,于是回忆起那串项链的奇案。而这正是德·德勒先生害怕提及的话题。

  人人立即各抒己见,按自己的方式重新作一番预审。当然,各种假设互相矛盾,都说不通。

  “先生,”伯爵夫人向弗洛里亚尼骑士问道:“您有何高见?”

  “呵!

  我,我没什么看法,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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