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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更有甚者，万历二十年（1592年），就是清太宗诞生的那一年，明朝因对内对外用兵，加上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遭灾，营修缺钱，明神宗竟向全国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处进行公开的劫夺。有的专领税务，有的兼管开采，都是皇帝的钦差，发给关防。在地方上创建矿税衙门，一个矿税使带成千上万的随从和爪牙，狐假虎威，横行霸道。他们在长江两岸、运河沿路及其他各个交通要道，层层设卡。河西务至张家湾百里之内，货物一来，上税数次。仪真与京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地，也要纳税两起。穷乡僻壤，米、盐、鸡、鸭，皆令输税。所谓开矿，不是真的穴地采掘，而是见到良田美宅，就说下面有矿脉，逼令纳贿，强行勒索。矿监税使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起而反抗。

　　从万历到天启，约三十年中，总共爆发了反矿监税使的城市民变数十起之多。明神宗的这种虐政，在一部分统治阶级中间都激起了义愤。凤阳巡抚李三才，慷慨陈词，上疏请停矿税。他说：“自从大兴矿税以来，万民失业。皇帝陛下身为万民之主，不仅不使他们有衣穿，还把他们穿的衣服夺走；不仅不使他们有吃的，还把他们吃的东西抢去。征税的使命，急如星火，搜刮的诏令，多如牛毛。今天某矿得银多少，明天又加若干；今天某处征税多少，明天又加税若干；今天某官阻挠开矿征税，明天某官玩忽矿税被罢官。上上下下，惟利是听。臣所管地区，在徐州抽税的是陈增，仪真则是暨禄，在扬州收盐税的是鲁保，沿江收芦税的则是郝隆，千里之内，税使四布。加上无赖亡命徒，如虎添翼。有一个武英殿中书舍人程守训，肆无忌惮，假借圣旨，诈取财物，动辄上万。

　　湖北有人来说，那里的矿税使，沿路掘坟，得财物才停止。皇帝的圣心安呢，还是不安呢？况且一个人的心，也就代表了千万个人的心。皇帝爱珠玉，别人亦爱温饱；皇帝爱万世，别人亦恋妻子。为什么皇帝希望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帝希望为子孙万代着想，而不替老百姓眼前的一朝一夕想一想？翻开历史看一看，朝廷有这样的政令，全国有这样的景象，能不造反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明神宗的残暴统治，激起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所以历史上评论明之亡，从神宗时的虐政已露出兆头【《明史》，卷81，“食货志”5】。

　　明封建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给辽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尤其是军备废弛，政治混乱，地方官掠夺压迫，一再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明代的辽东，西有蒙古，北有女真，南临大海有倭寇，这对明朝都是威胁。主要是“北虏”（蒙古）与“南倭”（日本海盗）成为明朝的大敌。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辽东为京师左臂，对辽东防守极严。从明初起，辽东就革去州县，改行都司卫所统治，经常驻有马步军十余万。但是这里尽管土地广阔肥沃，然而天气寒冷，一年只有一熟，居民少，地广人稀，封建压迫沉重，社会发展比内地较为落后。明初为供应军需粮食，在辽东大兴屯田，永乐时达到极盛，军士三分屯种，七分守城，阡陌相连，屯堡相望。对解决一部分军粮供应，促进经济发展及保证社会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时间不长，屯田很快遭到破坏，于是辽东经常出现粮荒，军饷也不足，要冒很大风险靠海道从山东运粮到这里来救济。

　　延至明中叶，辽东的经济生活更加困难，灾荒连年，封建统治者照样敲诈勒索，因而爆发一起接一起的民变和兵变。嘉靖间（1522－1566），巡抚辽东都御史吕经削减辽东军士的余丁和牧田，把撤下来的丁田造册征税，妄图增加剥削。巡视辽阳时，他又强行役使军士为其筑墙台，引起军士反抗，殴打都指挥刘尚德等，吕经仓皇踰墙逃跑。起义的军士将徭役册籍焚毁，鸣钟击鼓，号召民众，散发武器，关闭城门，释放囚犯，在苑马寺搜寻到吕经，将其衣冠撕裂，扭他到都司衙门。明朝兵部得知，下令安抚义民，撤回吕经。继辽阳之后，广宁、抚顺相继发生了兵变。历经几年时间，为巡按辽东御史曾铣镇压【《明世宗实录》，卷173，12页；卷174，4~5页；卷175，7页。】。

　　最严重的是神宗时期的虐政，造成了辽东大乱。促成这一局势恶性发展的是李成梁和高淮。李成梁字汝噐，高祖以来世为铁岭卫指挥佥事，本人英勇骁健，有大将才，因一时家贫，到四十岁以后才得袭职。隆庆元年（1567年）积功至辽东险山参将。到了万历初年，由于屡次反击蒙古察哈尔部侵犯，升为辽东总兵官。后来又不断战胜蒙古及女真对边境的骚扰，深得明朝的重用，加官至太子太保，封宁远伯，世荫都指挥使。现在辽宁省北镇县城内还留有明时为李成梁修建的牌坊，上写“镇守辽东总兵官兼太子太保宁远伯李成梁”等字。李成梁在保卫辽东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及社会安全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他先后镇守辽东三十年，成为“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的第一人。他既贵且富，骄横跋扈，培植家族势力，一门皆将，弟成材为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都当上了总兵官。军费、马价、盐课、市赏等钱，无不贪污，甚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凡朝廷内外达官要人，他都与之勾结，饱送贿赂，使他们为自己利用。而他的战功，有许多是虚冒。他都是在遥远边境作战，欺骗蒙混，无法对质。有时敌人侵入内地，借口坚壁清野，观望不战；还有以败为胜，杀良民充功领赏。自内阁、督抚、监司，各个部门的人都跟着他转，谁反对，就打击排斥谁。万历初年，兵部侍郎汪道昆巡阅辽东边境，李成梁建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喇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四堡于长佃、长岭等地，可以开拓新疆七八百里，广收耕牧之利。这一建议上报朝廷，得到批准。

　　几十年以后，宽佃等六堡已经建成，陆续到这里落户安家的有六万四千余户。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竟以“地孤悬难守”为名，与总督蹇达、巡抚赵楫提出放弃这一地区。他们为贯彻这个决定，强迫人民搬到内地，居民留恋家室，这些人就调动军队威胁，造成很多人死亡。为此，兵科给事中宋一韩极力反对李成梁等的做法，认为宽佃等六堡不可弃，弃六堡是资助努尔哈赤，应定为通敌大罪。熊廷弼经过调查，也指出放弃宽佃等六堡有利于努尔哈赤，不利于明朝。明神宗有意包庇李成梁，对正确的言论一概置之不理【《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在李成梁称雄辽东时，高淮也到了这里肆意横行，为非作歹。高淮本是一名无赖宦官，他用贿赂的手段，得到明神宗的宠信，当上了辽东的矿税监。最猖狂时他亮出的头衔是：“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高”【《李朝实录》，宣祖卷160，120页。】。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来到辽东，到三十六年（1608年）被军民赶跑，共在辽东作恶十年。

　　明神宗决定派高淮为辽东矿税监，不少有远见并关心明朝命运的官僚提出反对。时任辽东巡抚的李植委婉地指出，怂恿高淮到辽东开矿收税的是不顾国家大计，只为个人自私自利，说明神宗的命令“非出自皇帝的本心”，企图给这个最高统治者一个台阶，让他收回成命。李植的一相情愿对明神宗毫无用处。不是别人，正是明神宗亲自决定派高淮。他曾专为高淮征税的山海关税店赐名“福阳店”。原来任命高淮的敕书，上面没有“镇守”字样。高淮自己公然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指责他欺世盗名，官司打到了明神宗那里，明神宗也就站出来给高淮解围，居然说：“朕固命之矣。”【《明史》，卷305，“高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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