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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也，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已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洲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

　　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

　　孔子所云之一贯，即一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己。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体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九）

　　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是鄙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

　　吾执御矣。”（九）

　　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守故事，决非当时这实况。

　　今试再推扩言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

　　“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超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

　　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这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

　　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崇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同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

　　孟子：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

　　“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

　　“学不厌，智也。教不厌，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孝弟尽人所能，忠恕亦尽人所能。然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

　　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系何，则曰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毕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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