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是活跃在《莱茵报》编辑部最年轻的一个，由于他的笔力和几篇文章见报后社会反映良好，报社公司股东们极力把他推到了主编的位置上。
科伦是莱茵省的经济中心，7万多人口，又开通了铁路，工商企业发展较快。《莱茵报》是1842年1月1日在这里创刊的，前身是《莱茵总汇报》，后因政府机关刊《科伦日报》的竞争而改刊为《莱茵报》。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分子们注意了这张商人报纸。卡尔极力推举出鲍威尔的姻戚鲁滕堡出任主编，这之后，青年黑格尔分子就成了《莱茵报》的经常撰稿人，致使报纸的商业性日趋政治性。
10月初，卡尔迁居科伦，10月15日出任主编。
卡尔任《莱茵报》主编的同一天就写了《共产主义与〈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尖锐批评了这份反映报纸对共产主义问题所进行的武断指责。《奥格斯堡总汇报》认为，用法国贵族的命运来恐吓刚刚产生出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一些有钱的少爷们只是想玩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决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工人均分。
卡尔又以《共产主义》一文回答了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指责。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具有欧洲意义的重要问题。随着中等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们面临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在法国革命时的情况，即那时中等阶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现在，一无所有的阶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31年和1834年工人起义，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卡尔在《论普鲁士的等级会议》中指出：“真正的国家是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即不是由其他人产生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自身产生出代表权。要有代表——一般说来这是受动的东西；只要物质的、更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不应当把代表权看作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特殊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看作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看作这样一种国务活动，即它不是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跟人们的国家生活的其它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通性。”
卡尔·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仅仅是激进的民主要求，而且在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物质活动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时，在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方面还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马克思的观点开始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观点中冲出来，形成自己的新的世界观。《莱茵报》主编的激进给他的《莱茵报》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他的实事、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在人民心目中产生了共鸣。在马克思领导下的《莱茵报》异常活跃起来。
马克思10月15日担任《莱茵报》主编的那一天，总督冯·沙培尔向政府说，《莱茵报》仅有885个订户。也就是说，只有《科伦日报》订户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份报纸在莱茵省也不受欢迎。因为它带着年轻人所持有的那种傲慢态度，攻击国家和教会的现存制度，却提不出可以代替它的任何更好的办法。
然而，11月10日，不到一个月，总督焦虑不安地向柏林报告说，报纸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歧视政府。现在的销售量已达1820份。……已达3400份……！
《科伦日报》受到了威胁，《莱茵报》的影响扩展到普鲁士。
这个黑头发黑胡子的年轻主编被检查官死死盯住了。他要同检查官作或明或暗的斗争，又要同胆小怕事、怨天尤人的股东们周旋。
给检查官送去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删除，出版时，一些必要的文章又巧妙地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马克思从群众捧读《莱茵报》的笑脸上、从日渐增多的销售数量上看到了自己编辑报纸的成功。他不由会心地微笑着给朋友们讲述他怎样同检查官演恶作剧。
当时必须连夜把清样交检查官，以便报纸可以在第二天出版。检查官用红铅笔东勾西画之后，常常给印刷厂带来十分费时的夜班工作。
一天晚上，检查官正要带他的妻子和几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去参加省督邀请的大舞会。但在赴会之前，他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书报检查工作。可是恰好在这天晚上，清样没有在通常的时间内送来。检查官等了又等，因为他不敢玩忽职守，但又必须在省督面前露露脸，好让别人见见自己的这几个女儿。差不多22点钟了，检查官非常烦躁，于是他就打发妻子和女儿先去省督那里，同时派仆人到印刷厂去取校样。仆人回来报告说，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查官大感失望之余，驱车前往距离很远的马克思寓所，这时已近夜间11点。
经过长时间的敲门之后，才见马克思在三层楼上的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
“清样？”检查官向上大声吼叫说。
“没有！”马克思朝下呼喊。“啊！！”……
“我们明天不出报了！”
马克思砰然把窗门关上。
《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发表出来了。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发表了。
然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有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和建议》等文章最终还是禁止发表。
《莱茵报》与政府的对立已进入公开化、尖锐化。
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内阁会议指责《莱茵报》是一家倾向极坏的报纸。
马克思在1月25日给卢格写信：“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你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就会抱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查封《莱茵报》的法令通过后的第十天，即在1月30日，科伦举行了集会。会上通过了致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取消这一法令。请愿书是秘密印刷的，且相互传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约千余人，并于2月18日寄往柏林。请愿书不仅来自反映激进知识分子情绪的城市，而且来自农业地区、来自乡村贫民的呼声。别恩堡——特拉尔已赫和郊区的52名贫苦的葡萄酒酿造者，在请愿书中写道：“《莱茵报》是否散布了谎言，是否诽谤了管理当局，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懂得，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的贫困状况，讲的都是真话，而这些真话再也不能不讲了。”
3月18日，《莱茵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如下一个声明：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
这一天，《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
在最后一期里，它宣告了为之而斗争的自由的信仰：
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出海航行，
把祸患连同锁链和皮鞭统统埋葬；
水手们不需要监视，
他们都忠于职守。
让人们去说我们把命运作儿戏，
让他们去嘲笑和谈论各种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嗤笑，
但他毫不畏惧铺向新世界的路。
新的战斗在彼岸等待着我们，
在战斗中我们会遇到战友，
如果征途上注定要遇险——
在艰难中我们将忠于自己。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去了荷兰。为了下一步的远离故乡，他走访了母亲方面的亲戚，疏导自己同母亲的关系，并同姨父莱昂·菲力浦谈谈他父亲的遗产的问题。
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对他政治上的反对还依然不能和解，并以马克思违背了父亲生前要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等等为原由，仍然铁面一张，拒绝给马克思生活上的经济接济，连享受父亲遗产权问题也仍然没有希望。他忍受着母亲剥夺他的这份应有的权利。
他徘徊在威斯特华伦住宅——这栋曾“收藏过他的瑰宝”的房子，这里已换了主人，心上人已同她的母亲为摆脱很有权势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歧视，早离开了这里。
马克思在特利尔小居后，无言地告别了生养他的本应是慈爱的母亲和留下幸福童年的那块眷恋的土地。
5月，马克思去了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克罗茨纳赫有名的矿泉浴场，燕妮和她的母亲住在这里。
这位黑胡子青年，乌黑的波浪卷发蓄得差不多披肩深，里穿坎肩褂，外披长翻领风衣，离开了《莱茵报》却依然还是那一位主编的翩然风度。
他想起了燕妮，想起了自己的政治斗争一时连燕妮也不完全理解，何况母亲那极僵化的脑袋。
进入《莱茵报》后，马克思逐渐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燕妮常在关切地注视着马克思的生活和斗争，她也担心马克思卷进政治斗争而难免遇到的危险。她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进政治里去了，这是最危险的。小卡尔，你时刻要考虑到：你家里有一个爱人，她正期待着你，惦念着你，她与你休戚相关。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是多么想见到你。”
“唉，亲爱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想念着你和你的爱，我是多么经常地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祈求福祉降临你头上，然后，做着回忆过去和未来的幸福的梦，这又是多么甜蜜。”
“我回来了！我亲爱的！”马克思在1月份就决定要尽快结婚，并要带燕妮离开德国侨居国外去。马克思的到来，未婚妻和未来的岳母都是已经知道了的。
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婚姻。父亲是政府的顾问官，兄长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成了名利十足的普鲁士内政大臣。贵族出身、年华似锦的燕妮，又被公认为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舞会的皇后”，到处使人们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燕妮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7年前就把自己许配给一个普通市民阶级的子弟，眼下，这位没有固定职业而四处流荡的博士，又毅然放弃了普鲁士请他做官的机会，可想而知，眼下完全不能预卜她（他）们共同生活后的前途如何。
然而，为了圣洁的爱情，他们苦苦等待，相思7年多。燕妮和母亲同自己的“虔诚主义”家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马克思几乎失去了母爱，他们都已吃尽了苦头，也品味了其中的甜头……
相思7年的一对情人，终于在这天然的浴场紧紧地放任尽情地拥抱着，酸辣苦涩的泪水流进浴场天然矿泉的清醇里……他们各自触摸到对方手上的戒指，又掏出来“花手绢”抹了双双一把一把的泪水……又叙起“花手绢”的故事……
6月的骄阳，在克罗茨纳赫的尼柯斯士教堂的上空闪烁着光辉，汇纳莱茵河畔之精灵的有名的浴场在洗涤着这一对年轻人相思7年的疲惫。人不作美，大自然却为他们尽献其美，充分恩赐予这一对苦挣苦熬过来的圣洁的情人……
“我们马上结婚，永远不再离开！”马克思提出来了。
“马上结婚！结婚！”燕妮也说，岳母也终于答应了。
1843年6月12日，马克思和燕妮由证婚人主持，在燕妮母亲的克罗茨纳赫的住宅里签订了“婚约”：
“现在科伦的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先生和现住在克罗茨纳赫的无职业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婚约。”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梦寐了7年之久的这天来到了，他们在著名的罗茨纳赫浴场和母亲的住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大街、浴场出现一对令人羡慕的盛装青年男女。男子满头整齐的乌发，胡须发出淡青色闪闪的亮光，手挽着一个娴静、姿色出众的深色棕头发的姑娘。他们在阳光艳丽的小城里徜徉着……
河边枝头的鸟儿也飞来这间河畔的新房，扒开那曙红色的窗帘，探着人间相思7年后的燕尔恩爱，窃听那账房里动人的呢喃情话……
在他们后来往来的信中无不证实了多情生灵听壁脚的感知：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条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
“我非常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孤独，而我的命运又很好，我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旁边有我的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
“……”
蜜月里，他们在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的陪伴下，作了新婚旅游，从克罗茨纳赫到普法尔茨到巴登——巴登，再回到克罗茨纳赫。
这期间，马克思去了一趟德累斯登，和卢格一起完成出版《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
燕妮关切地问：“我亲爱的卡尔，您的下一步准备怎么走？”
1843年初的一天，也就是普鲁士政府的查封《莱茵报》法令通过不久，又一个陌生人突然到《莱茵报》编辑部大大咧咧地要找主编。
“马克思先生在吗？我是他父亲生前的朋友，叫埃赛尔。”
埃赛尔已是普鲁士首席监察枢密顾问官高级官员，马克思很快记起了他。
“《莱茵报》要查封停办，我出于与你父亲的友谊，也是奉普鲁士政府意图，来请你去担任《普鲁士国家报》撰稿人。”埃赛尔用不带商量的口气说。
“叔叔，感谢您对我父亲的怀念和对他儿子的爱护。”马克思深切地说，并不由得看了看随身带的父亲的银版照片。
“小卡尔，你马上作个简单移交，今天就可以跟我走。”说完，埃赛尔满意地笑了。
“不，叔叔。《莱茵报》硬要查封，我还敢去《普鲁士国家报》登大雅之堂吗？那是不适应的。”马克思认真地说。
“会适应的，用不着，我也不会特意来请你上任的。孩子，国家报的撰稿人，显赫的位置，又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老人也恳切地说：“我们老了，只看你们长大成人了！”
不说职业的显赫，就说固定收入，这对一个已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在普鲁士境内不会有其他机会创家立业的人来说是十分急需要的。这也可以为马克思举行隆重的婚礼创造多方面的条件，从而使他心爱的燕妮得到安宁和幸福的家庭；加上燕妮的哥哥在普鲁士政府已有了重要地位，结婚成家后在政府当更大的官是可想而知的。可是，马克思对这些都看不中，尤其是一想到燕妮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更心烦起来。
“叔叔是一片好心好意，但有人是想要收买我，让我不说真话。为着他们长此以往过安宁日子，这怎么能办得到！”
马克思说得有些激动：“叔叔，《莱茵报》不封不行？我退出编辑部总可以了吧！”
“……”顾问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请叔叔放心，我退出《莱茵报》，也不去其他国家报工作，相信我一定会长大成人的。我是不会给爸爸和爸爸的朋友脸上抹黑的！”
顾问官只好悻悻离去了。
马克思拒绝了政府的委任。为了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为人类而工作，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他咬了咬牙关，挺住各种困难，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宁愿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作宙斯的奴仆。
到巴黎去！到“新世界的首都”去！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这对年轻的夫妇放弃了在德国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来到了异国他乡——法国巴黎。随同的只有女佣人德穆特（琳蘅）。他们很快就把家安置在巴黎瓦诺街38号。
巴黎是座拥有33座塞纳河大桥的城市。燕妮和马克思喜欢这座城市，他们觉得再没有一座城市能有这样漂亮的街道和富丽堂皇的建筑了！
可马克思不是带妻子来巴黎观光的，他来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尽快出版和发行《德法年鉴》这种作为“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刊物。
一天，这对年轻的夫妇走过市政厅的时候，碰巧遇上一阵暴风，突然大雨倾盆。燕妮和马克思顶风斗雨欢快地跑起来，后来他们在路易·菲力浦大桥旁、格勒河岸才停下来，屏息地站着，含笑地观赏着风雨奇景。
他们安详地在大雨中慢慢走过大街，并从波旁河岸拐到圣路维希岛，这时天空电闪雷鸣。塞纳河对面奥姆岸上矗立着一长串灰色的房子，它们彼此不同的屋顶，互相掩映，清晰地显出轮廓来。市政厅的青色石板屋顶和圣·保罗教堂的包着铅皮的半球形屋顶被暴雨冲刷得闪闪发光。
他们俩走着走着，只差几步路就到了住所，可马克思却还挽着燕妮在雨中往前走，不留意下雨的事了，他的思想又回到了他的《德法年鉴》上去……
“你知道吗？是谁寄给我一篇文章？”他突然问。
燕妮摇了摇头，雨珠从帽子上淌下来，眼睛一片模糊，任由马克思挽着走。
“恩格斯！就是那个‘商人的儿子’，他住在曼彻斯特。他的文章确实可以用，是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多得的文章，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那枝笔确是非常争气的。我将把他的文章放在我的年鉴的第一期上，文中可以看出这位‘商人的儿子’非常透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非常难能可贵啊！”
燕妮注意地倾听，默默地贴近马克思走着。这当儿一位打伞的女人与他俩撞个满怀，他们才发现早已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住宅。
“卡尔，你知道吗？”燕妮却快活地说：“我在家乡压抑地度过了精神上的孤独生活之后，在这美丽的巴黎我将在精神上要好好地这么轻松自由自在的了！”
在巴黎的头几个月里，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德法年鉴》的编辑出版具体的准备工作上。由于卢格生病，编辑的责任几乎完全由马克思独自承担，到1843年底，出版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第1—2期的合刊号。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创刊号以马克思和卢格的通信开头，发表了马克思1843年3月和卢格9月写的《致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文章以其对革命形势深刻的分析和对劳动人民革命前途充满的信心，从巴黎很快影响到德国。
《德法年鉴》只出创刊号，就不得不停办了。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发生了原则上的分歧。正如梅林所说，在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马克思像一艘劲艇，乘风破浪，终于驶到了开阔的海域。而卢格则像一块核桃壳，畏畏缩缩地极想退却到岸边的浅滩，这就使马克思同卢格的分道和决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卢格不同意马克思使《德法年鉴》具有民主精神和共产主义倾向，他说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德国共产主义者，他们想解放全人类，还想通过财产公有和公平分配的办法来消灭私有制。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号召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实现“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这样，导致《德法年鉴》在德国发行的部分多数被普鲁士没收，致使马克思的经济状况陷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普鲁士不但组织没收了《德法年鉴》在德国发行的部分，还下令：马克思、卢格和亨利希·海涅只要一踏上普鲁士国土便立即予以逮捕。
这时，胆小怕事的卢格被马克思赋予的这个号召公开革命的刊物吓倒了，他无耻地撕毁了和马克思签订的出版合同，尽管他经济条件相当富裕，却拒绝付给马克思应得的工资，并提出要马克思把未售出的刊物拿去作为他的经济补偿。
马克思这个新家庭开始发生了经济危机。
困境中的燕妮对马克思更加倍的爱、体贴、安慰，他们以童年的梦幻——永远在一起生活为最大的满足在熨平着两位新人的心扉。
琳蘅对马克思和燕妮怀着极大的尊敬。他是摩塞尔一个农民的女儿，自幼在燕妮的家里，与燕妮亲姊妹一般，以致她自愿追随这对相思七年的圣洁的夫妇，过着流亡生活。顽强、贤惠、聪敏、朴实的琳蘅有着井井有条的思想和节俭的美德，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她也会调理出可口的菜肴端到桌子上来。她敬佩青年博士的不倦的工作能力和过人的智慧，但也了解他的急躁的癖性和其他一些缺点，她用女性特有的聪颖同他周旋，代他调理着经常遇到困难的家庭。
当她见马克思显出一副难过的神色时，她知道又是烟瘾难熬了。这时，琳蘅常常微笑着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满把的雪茄烟放到主人面前的烟碟里，琳蘅轻快地说：“呶，我有雪茄烟。”
马克思露出了愉快的笑容，他虽然知道自己口袋里分文没有，还是满怀希望地到外衣口袋里去掏，又只好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哑然地笑了：
马克思又愉快钻到了书堆里去，又开始了对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中心——法国的革命历史研究起来，并伏案给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写文章。
1844年4月30日，马克思和燕妮在巴黎的好友——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因《前进报》的事垂头丧气地来到了家里。
燕妮已卧床两天了，一对新人热恋的第一颗种子正在不安分起来，她不能同他们谈话。
琳蘅这时会立刻代替燕妮去招待客人的，并去说几句燕妮这时想要解他们烦闷的话来，直至燕妮对琳蘅露出满意的微笑。
这时，无论是马克思或他的朋友在家中苦恼，琳蘅会搬出棋盘来，她自告奋勇地向对方请战，痛痛快快地“杀”一场。
诗人在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感叹地愉快离开了。
“时候到了，快去找助产婆！”琳蘅在客人离开后高兴地告诉马克思。
1844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这一天，马克思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小燕妮诞生了。
小生命正降临到家庭经济受困的非常时期。
正在这时，琳蘅站在厨房里束手无策，钱又都用完了，商人又都不愿意对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赊贷一点东西。她却并不沮丧，想到了自己的旅行袋，在她的换洗衣服下面还有几件从家乡带来的自己亲手绣制的纪念品：两种不同的绣花围裙，他细心地挑了一对送到当铺换了钱。
钱又换来了孩子的食品和雪茄烟来。
对马克思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德国政府又不安起来，他们同法国政府交涉成功，一天，法国驱除马克思出境的传令来到家中。
马克思不得不要立即离开巴黎，并对家中的事情作出处理。
燕妮因特殊情况还需留在巴黎。
因钱的问题，马克思不得不十分难受地想到，他们只够把琳蘅送回她家乡的路费，并还得暂时拖欠她的工资。
让琳蘅分离，这是万不得已的事，他和燕妮都感到非常难过。
当燕妮含泪告诉琳蘅他们不得不分离的时候，琳蘅却并未显出难过来，她很镇静，表面上看来她是很乐意回到她的摩塞尔乡下去的。
燕妮要琳蘅到当铺把她的陪嫁的一些银的刀叉餐具都典当了，凑足盘缠让马克思尽快离开了巴黎。
琳蘅没有拿工资的希望，也没有打算去再找职业，当她知道了马克思要去的地方时，她秘密地带着她的行囊，又悄悄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