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至诚至爱的朋友
1876年底梅克夫人（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冯·梅克）走进了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他们在延续了14年的书信往来中彼此沟通、贴近，却从未正式见过面。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撑着对方的生命。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成为柴可夫斯基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份情感。有了梅克夫人的支持和爱，柴可夫斯基才有了日后的一切。
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是交通道路工程师冯·梅克的遗孀。她1831年1月29日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的庄园坐落在莫斯科西南的叶里尼斯克县兹拿缅斯克村。父亲酷爱音乐，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在父亲的关注下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贵族出身的母亲精明干练，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母亲的影响下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形成了坚强的性格，不但有很强的自主性，而且善于支配别人。她17岁时出嫁，丈夫卡尔·乔治·奥托·冯·梅克出身于里加的一个德裔名门望族，他比梅克夫人大12岁。
冯·梅克是工程师，在政府部门供职，年薪稳定但只有1500卢布，维持他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俄国施行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时，精明的梅克夫人劝说丈夫辞去政府的公务。从此她帮助丈夫进行工程事业。冯·梅克修建了莫斯科—梁赞的铁路，此后他们的两个儿子又把铁路延长到喀山，最后又一直修到乌拉尔。1876年冯·梅克50岁时死于心脏病。死后留下相当可观的遗产，留下两条铁路还有11个孩子，当时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4岁。
丈夫死后，梅克夫人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与外人接触。尼古拉·鲁宾斯坦是梅克夫人家惟一的常客。她去剧院听音乐会时总是独自坐在包厢里，尽量避开别人的注目。
她高高的个子，步履持重，举止端庄，深蓝色的眼睛总是若有所思地望着，有时在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种喜怒难辨的目光，不知是她当时情感的反映还是她想起了什么使她激动的遥远的往事。他话音低沉，音色清纯，说话温稳自信。在梅克夫人的世界里，她是一个君主，她在孩子、家人和下属中间享有绝对的权威，大家对她尊重服从。但她并不永远严肃冷漠，她也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具有浪漫气质，充满了母爱。她能够理解人们的弱点，如果人们做错了事，只要不是故意作恶，她都会原谅。
梅克夫人努力摆脱家庭琐事的烦扰，在音乐中去寻找安慰。她对音乐的爱好是真诚而又强烈的。她甚至从国外请来有才华的音乐家来自己家工作，为她编曲、伴奏。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年轻的德彪西就在梅克夫人府上做过音乐师。她给这些音乐师丰厚的待遇，让他们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使他们能按自己的计划从事音乐创作。当然音乐师们每天也要用几小时为她演奏她所挑选出的音乐作品，或是为她伴奏。她自己也常常弹奏钢琴。冬季她一般在国外，如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度过。她也让音乐师陪她同去这些地方。
梅克夫人第一次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是在她听了《暴风雨》的演奏之后。乐曲掀起了梅克夫人心中的“暴风雨”，以至于她“有好几天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创作这种撼人心魄音乐的该是怎样的人呢？——她急于打听清楚。从她的朋友尼·鲁宾斯坦那里知道了柴可夫斯基的身世和现状。
梅克夫人想聘请一位专职的小提琴手，为了在她弹钢琴时给她作伴奏，并按照她的意愿改编要演奏的乐谱。尼·鲁宾斯坦给她推荐了柯代克，他正巧是柴可夫斯基的学生。这段时间梅克夫人非常热衷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和崇拜者，柯代克在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的同时，给梅克夫人讲述了许多关于自己老师的事情。梅克夫人细心听他介绍，事无巨细都要知道个一清二楚。通过柯代克的讲述，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和他的音乐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惊喜地发现写出这些动人乐曲的作者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自崇高、深邃而又美丽、真诚的心灵。这个重大发现给她趋于死寂的心灵注入了活力，她明白了自己的需要，她要向他走去。
梅克夫人向柯代克详细打听关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情况，了解到他经济窘迫，她决定设法让他增加收入。她反复考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既能在经济上赞助柴可夫斯基，又能使自己有机会多得到他的音乐。按这种办法做，也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她真的这样做了。
1876年12月梅克夫人通过尼·鲁宾斯坦委托柴可夫斯基写一首提琴曲编配钢琴伴奏曲。柴可夫斯基很快完成了编曲，得到了梅克夫人相当多的报酬。接着，梅克夫人又请柴可夫斯基再写一首改编曲，并给他写了一封致谢函，感谢他如此迅速地执行了她的委托，并且告诉柴可夫斯基说，他的作品使她陷入狂喜，有了他的作品，她能生活得愉快、舒适。柴可夫斯基收到梅克夫人信的第二天很客气地复函，对她的夸赞表示衷心感谢，并且说，知道世间竟有像她这样的人忠诚热烈地爱着音乐，他感到一种安慰。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以通信形式维系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音乐把他们联系起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给梅克夫人造就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没有的而她又十分渴望的世界。在孤寂寡欢中生活的梅克夫人需要这样的音乐，也需要创作这样音乐的人。梅克夫人写信告诉柴可夫斯基：“在你的音乐中，有着多少快乐和忧愁呵——虽然是忧愁，那还是谁也不肯放手的忧愁。在你的音乐中，一个人感到了他最高的权力，他最大的希望，和现实所不能供给的一种幸福。”应梅克夫人的请求，柴可夫斯基曾写过一首《丧礼进行曲》（此曲从未发表过，已失传），听了他的这首曲子之后，梅克夫人又写信说：“太美丽了，它把我提升到如我所希望的一种飘飘然的状态，在这当中可以忘记世间的一切辛酸。我听了，在我脑中和我心中所搅起的混沌是难以言状的。我的全部神经在战栗。我要哭，我要死。我憧憬另一种生活，但那不是别人所信仰和渴望的生活，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是一种不可知的，无法描述的生活。生、死、幸福、痛苦全都混在一起了。我从地球上飞升，我的太阳穴在跳动，我的心在颤抖，云雾遮掩了我的眼睛，我只听见那音乐的迷人的声音。一个人失去了外部世界，只感到内在的美，并且厌恶醒来，天啊，能够把这样的时光分给别人享受的，是多么伟大的人呢！当我倾听你的《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或是别的曲子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跳进你的灵魂里去呀！”梅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得到了自己内心所渴望的东西，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音乐家和人分别开来，而在音乐家身上，比在旁人身上更能寻找她所憧憬着的人所应有的特质”。梅克夫人觉得在柴可夫斯基身上有音乐家和世人最完美的结合。这使她欢喜，使他对柴可夫斯基的一切都感兴趣。她希望“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和大概在做着什么事”，她希望得到他的相片，她要“从他的脸上寻找他写音乐时激动的思想和感情”。而当索要相片如愿以偿时，她感到非常快活，“那可爱的相片使她的世界燃烧，使她的心又光亮又温暖”。
然而梅克夫人虽然对柴可夫斯基如此崇敬倾慕，却不愿意与他谋面，只愿意在远远的地方想念他，在他的音乐中倾听他。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她直言不讳：“我曾一度衷心地热望和您本人见面，但现在我感到，您越是使我着迷，我越怕和您见面。在我看来，到那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跟您交谈了……目前，我宁可远离您而想象您，宁可在您的音乐中和您相印。”
心灵的沟通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当梅克夫人这样一位智慧、仁爱的女性向柴可夫斯基率直走来时，他立刻接纳了她。他意识到他们有着同样的精神世界，于是他对梅克夫人的诚挚友情报以同样的真情。他衷心感谢梅克夫人给予的同情和帮助，并且愿意走进她的内心，愿意知道她“至今所没有说出的一切”。柴可夫斯基愿意为她作曲，并把和她共同讨论音乐当成一种快乐。当然，柴可夫斯基也很同意她所规定的交往方式——仅限于通信，他说：“我觉得在面对面的了解之后，您立即会发现，我本人和我的音乐之间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么和谐一致。”
在互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他们彼此的倾慕之情在迅速增长着。1877年5月，梅克夫人第三次委托柴可夫斯基为她写曲，这次让他写一部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曲子，曲名是《谴责》，要求在曲中“表现出不堪忍受的精神疲乏……要有破碎的心，被蹂躏的信念，被伤害了的自尊，消失了的幸福……在这《谴责》中，要听见不幸的憧憬向失望的投降，要表现灵魂的衰萎，此外还可以有死亡……也要有被剥夺了的幸福的回忆”。梅克夫人认为，“没有比音乐更能描写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而谁也比不上柴可夫斯基更能懂得它。她深信，她是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念送到了最适当的去处了”。梅克夫人觉得在精神上已经和柴可夫斯基如此靠近，所以才有勇气向他敞开心扉。
柴可夫斯基总是乐于满足梅克夫人的要求的。当梅克夫人提出让他写《谴责》后，作曲家先向她表示会尽快写成她所要的作品，跟着他给梅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分析了梅克夫人屡次委托他写曲的动机：“第一，你真需要我做些什么；第二，你希望帮助我。”柴可夫斯基觉得这一次梅克夫人完全是为了第二个原因让他写曲，这使他感到不愉快。他不愿意为了得到金钱，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匆匆滥写一些曲子，他“不想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而对艺术有所不忠，利用技巧的纯熟，以鱼目混珠”，尽管他承认自己缺这个“珠”。他已经意识到梅克夫人对他的这些委托都是“伪装得并不高明的施舍”，于是他宁愿直截了当地向她借钱。他对梅克夫人如实讲了自己在经济上的困境，现在他觉得梅克夫人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向其借钱而自己不会感到害羞的人。柴可夫斯基希望把自己的一切债务交到一个慷慨正直的债主手里，靠她的帮助，“能够摆脱其他许多债主的恶爪”。柴可夫斯基很珍惜与梅克夫人通信的机会。他觉得“封封信都说付钱和收钱，这种通信绝对不能坦白的”，他不希望和梅克夫人总是做音乐交易。柴可夫斯基愿意为她真诚地写曲，而不愿用写曲赚她的钱。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对她的坦率请求看作是对她的信赖和友谊，从而对他充满了感谢，并且立即给他寄去3000卢布的贷款。
梅克夫人生活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也生活在他的欢乐和苦难中。对他的感受和思考，对他的所作所为，梅克夫人都明了。在他们以书信交往的14年中，善解人意的温良的梅克夫人始终在近近的远处关照他，守护他。梅克夫人说：“你是惟一能够给我这样深刻，这样巨大的幸福的人，我无限感激，只希望这将永无止期，也永不改变。”“我需要你，你是我所热爱的一门艺术的纯洁的先知。”而柴可夫斯基觉得梅克夫人的友谊“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对我这样亲切，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应和我每一个想法和每一次心的搏动……无论我想什么，总要想起我遥远的朋友，她的爱和她的同情已经成为我存在的基石。”
柴可夫斯基把《第四交响曲》献给了梅克夫人，把它称做“我们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凝聚了他们崇高的诚挚的爱。
2. 《叶甫根尼·奥涅金》
1877年初，柴可夫斯基想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五部歌剧，他音乐界的同行斯塔索夫有一种看法，认为创作交响曲的柴可夫斯基不适于写歌剧。还有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因为他的前四部歌剧，除了《铁匠瓦库拉》受到欢迎外，其他三部歌剧并不成功。而柴可夫斯基说：“我在这条道路上定下了一站：歌剧，不论您怎样说我不擅长于创作这种音乐，我将毫不犹豫地走我自己的路。”柴可夫斯基觉得歌剧是一种最容易与群众接触的音乐形式，他说过：
“歌剧有一种优越性，它能用音乐语言和群众说话。”当时俄罗斯歌剧已达到了繁荣时期，在所有反映俄罗斯生活题材的歌剧里，主人公都是历史人物或农民，包括柴可夫斯基自己写的歌剧也是如此。现在他想寻求另一类主题，他想表现自己周围的最普通的人的生活和感受，用歌剧这种体裁探索和反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他最关心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他要在歌剧体裁领域中体现“人类心灵活动”的方式。他开始寻找适合自己所设定的这一新目标的歌剧的创作题材。
5月初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来到著名女歌唱家叶丽莎维塔·安德烈耶夫娜·拉甫罗斯卡娅家作客。他们谈到了歌剧题材问题。拉甫罗斯卡娅建议说，可否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改编歌剧。柴可夫斯基考虑之后，觉得她的提议很好，于是他当天晚上就把普希金的原著重读了一遍，他再次被普希金的作品深深感动，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他当即写出了场次大纲，从原诗中挑选了所需素材，准备请好友席洛夫斯基编写歌剧脚本。
这年夏天柴可夫斯基住在莫斯科近郊席洛夫斯基家开始创作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热忱满腔地工作着。这期间他给弟弟莫杰斯特写信说：“《奥涅金》里的诗意有多么丰富啊，我没想错，我很了解，在这部歌剧里，舞台效果和动作不多，但是这个题材从总体上所包含的诗意、人情味以及题材的纯朴与诗作的天才文笔，这一切都加倍地补偿了所有的缺点。”
柴可夫斯基甚至不把这个歌剧称为歌剧而称为“抒情场面”，因为他不把注意力放在故事情节和事件上，而是着力表现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作曲家给普希金的这部描写19世纪初俄国生活的作品带来了自己时代的特征。他把剧中人物对幸福的向往以及他们和命运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了。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的音乐刻画中，对普希金笔下人物的描写增加了新的特点，使得塔姬雅娜、奥涅金、连斯基的形象比在普希金小说中有了更为强烈的悲剧色彩。
柴可夫斯基从青年时代就时常被塔姬雅娜这一充满诗意的形象所感动。她是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女性的美好典型。生活在僻静乡间的塔姬雅娜对未来怀着美好憧憬和幻想。潇洒风流的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出现，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她热烈地爱上了奥涅金，并且大胆地给他写信向他倾吐爱情：“我的整个生命就是必定与你相会的保证。”歌剧就是从塔姬雅娜写信一场开始的。代表塔姬雅娜形象的主题音乐具有俄罗斯浪漫风格。作曲家用充满激情的音乐表现少女真挚、强烈的爱情。柴可夫斯基说：“当我演奏一场音乐时，与其说是灵感的火光燃烧着我，不如说是普希金的火焰燃烧着我。”这一段音乐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柴可夫斯基对普希金原著中的奥涅金做了一些改动。没有触及奥涅金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只说他是“都城一位寂寞的社交家”。奥涅金没有接受少女的纯真爱情。在他那段著名的咏叹调《您给我写了信》中，奥涅金的冷言说教使可怜的塔姬雅娜受了委屈和伤害。她带着心灵的创伤接受了无爱的婚姻，做了格列明公爵夫人。两年以后当奥涅金带着爱意回到塔姬雅娜身边时，她的心破碎了，她仍深爱着奥涅金，但她又必须忠于自己的责任。表面的平静掩盖着内心的痛苦。此时多变的音乐旋律和生动的唱词把她激烈的内心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歌剧中连斯基的形象也与在普希金原作中有所不同。作曲家对这个青年人怀有深深的同情。柴可夫斯基笔下的连斯基真诚、善良，具有崇高的理想，忠于自己的爱情，然而现实生活使他的梦想破碎。当他不得不和过去友人奥涅金走上决斗场时，他已经预感到不幸的来临。“青春，青春，美好的黄金时代，你到哪里去了？未来的时光给我准备了什么？我的目光枉然地将它捕捉，它隐藏在黑暗里……”一曲惊天动地的连斯基咏叹调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啊！人们惋惜的不仅是年轻诗人的早夭，命运的遗憾是属于大家的，连斯基的向往和追求，连斯基的失落和茫然是常人所有的，这首咏叹调在人们心底引起永恒的共鸣。
在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柴可夫斯基用富有俄罗斯民间风格的旋律，对俄罗斯贵族社会的生活和俄罗斯美丽大自然做了形象逼真的描绘。
1878年2月柴可夫斯基完成了这部歌剧。1878年12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戏剧节上首演。1879年3月下旬在莫斯科小剧院正式上演，由尼·鲁宾斯坦指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演出。在演出前柴可夫斯基专程从巴黎赶回莫斯科。他不露声色地去剧院看排练，躲在大厅里光线很暗的小角落，不让别人发现他。他觉得乐队和合唱队都演出得不错，而独唱演员应该再唱得好一点。正式公演时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弟弟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都来观看演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同事们都来欣赏演出，不常在公众前露面的安东·鲁宾斯坦也前来观赏。尼·鲁宾斯坦在开演前发表了一篇讲话，并向柴可夫斯基献上了一个花环。演出闭幕时，作曲家被观众不止一次请出来。演出结束后，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晚宴，晚宴上大家都很快活，一直热闹到第二天凌晨。
《叶甫根尼·奥涅金》受到了音乐界的好评。尼·鲁宾斯坦说，这是俄罗斯艺术的伟大成就。塔涅耶夫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他对歌剧的演出赞叹不已。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也出席观看了排练，他认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音乐迷人、火热，有青春气息，异常美好而富有诗意。”柴可夫斯基在演出的当天写信给梅克夫人说：“总之，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向我表示了对《奥涅金》的喜爱，其强烈和真挚程度令我十分惊喜。”人们都十分关心《奥涅金》的演出，那段时间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小剧院场场满座。
1881年，该剧在莫斯科大剧院公演。1884年10月彼得堡玛利亚剧院也上演了《奥涅金》，演出很成功，轰动了彼得堡的演艺界。人们对作曲家的新歌剧表示一致赞赏，就连一贯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百般挑剔的人也都表示对《奥涅金》的音乐和表演给予了肯定。
这部歌剧很快就在梯比里斯、哈尔科夫、基辅、喀山等俄国其他城市上演。不久又在国外演出，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从此《奥涅金》成为俄国和欧洲许多剧院的保留剧目。1888年12月6日捷克著名音乐家德沃夏克指挥，在布拉格国家剧院上演时，德沃夏克评价说：“这是一件惊人的作品，充满着真挚的感情和诗意，同时又表现得惟妙惟肖；总之，音乐是迷人的，它深入人心，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每当听到它时，我就觉得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成功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开阔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新阶段，而且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歌剧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
3. 不幸的婚姻
在莫斯科生活的十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工作是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放在音乐创作上。几年前他已从尼·鲁宾斯坦的家里搬了出来，住到自己租的一个只有两室的小公寓。他愿意独处，不喜欢和别人交往，也很不容易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一种怕羞的感觉，而且不大信任人，这种感觉似乎一天天在增长”。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只是他无法不让自己时常“陷入一种伤感的气氛”。然而他自己也深深感到，“没有密友是很糟的”，至于结婚，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出于他的本性他并不渴望结婚。1876年9月他在给弟弟阿纳托里的信中谈到关于这个问题时曾说：“我曾告诉过你，我要将我的生活做一个重大改变，其实我根本没有作过这样的的决定！我只是想想而已，虽然这也是正正经经的想。其实我在等待一种外力强迫我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那小小的公寓，我的寂寞的黄昏，我的生活安逸和平静，对于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我一想到要结婚就必须放弃这一切，我就感到不寒而栗！”他这种对自己和对未来的困惑一直在继续。
也许，凡是命中注定的，真的都将不可逃脱。没过多久，命运果然给了他一次尝试婚姻的机会，而且这场婚姻的苦涩却给他造成了终生的灾难。
1877年5月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收到了他的一个女学生安东尼娜·米柳柯娃的一封求爱信。她28岁，长得还算漂亮，心地善良，受教育不高，家境不富裕，靠自己生活。她还有一个母亲。女学生在信中表达了对柴可夫斯基的尊敬和爱慕。柴可夫斯基每当接到类似的信件往往是不予复信的。而安东尼娜的信写得极其恳切、真挚，使他不得不作出答复。尽管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很礼貌地拒绝了姑娘的求爱，然而他们之间的通信却从此开始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应邀去拜访了她。见面时，柴可夫斯基向安东尼娜表示了给她回信中同样的态度。柴可夫斯基说对于她的爱恋只能报以同情和感激，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然而，事后柴可夫斯基又反复考虑，觉得这样对待一个爱着他的姑娘恐怕不妥。柴可夫斯基虽然不爱她，但无意伤害了她。当时他正在创作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那个奥涅金对善良的塔姬雅娜的冷漠是柴可夫斯基所不赞成的。他联想到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他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做奥涅金式的人物。他认真想来，觉得自己给姑娘的复信和对她的应邀访问实际上对安东尼娜原来就燃烧起来了的爱情之火起了助燃作用。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看见姑娘在为爱而痛苦，他很不忍心。他知道，如果突然摆脱她，更会使她痛苦难忍。安东尼娜向他表示爱情的灼人的信一封接着一封：“不要叫我失望啊，你不答应我，那你只能浪费时间罢了。没有你，我不能活，为了这个，我也许快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了。”“我请求你，再到我这来一次。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痛苦，那一定会大发慈悲，满足了我的愿望的。”
安东尼娜以生命作抵押的爱的恳求，使柴可夫斯基没了退路。牺牲这个少女，让她毁灭，来拯救自己的自由，柴可夫斯基不忍心这样做。他不能不做出让步了。于是他跑到安东尼娜那去，坦率地告诉她说，他真的并不爱她，只可能成为她的一个忠实朋友。柴可夫斯基向她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毛病：性情孤僻，不善交际，情绪易变有时甚至很反常。还有他的经济境况也不宽裕。柴可夫斯基向她交代过自己这些弱点之后再次问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还愿意嫁给他吗？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愿意。”她说，“没有一种过失可以使我不爱你。这不是一时的爱情。这是长时期积累起来的情感。我现在简直不能够，也不会摧毁这种感情的。”柴可夫斯基对安东尼娜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那种能燃起爱的激情的年龄了。我对谁都不会再发生爱情，而您是第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女人。如果一种平静的、兄长式的爱能使您满足的话，我愿意向您求婚。”安东尼娜对一切都同意，哪怕是兄长式的爱她也觉得求之不得。她只愿能守在柴可夫斯基的身边，只愿意能关心他，和他生活在一起。柴可夫斯基以为，他俩已达成协定，一切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其实，安东尼娜是不会满足于“兄长式的爱”的，她相信在今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有能力做到让他成为她所希望的那种好丈夫。
1877年7月18日，37岁的柴可夫斯基和热恋着他的安东尼娜在圣·乔治教堂举行了婚礼。他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才把结婚的消息通知家人。出席结婚典礼的只有弟弟阿纳托里和柴可夫斯基的学生柯代克。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他们准备先去探望柴可夫斯基的老父亲，等回到莫斯科后再去乡下看望安东尼娜的母亲。
婚礼一举行过，只剩下柴可夫斯基和妻子俩人的时候，他感受到了难耐的烦恼。他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是完全属于他的。从此以后他俩的命运就再也不能分开，他有责任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此时安东尼娜爱的欲火燃得他不知所措，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接纳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安东尼娜将永远是个陌生人。在他的心里只有音乐，他觉得自己是属于音乐的。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只是音乐，这是不可以被任何东西取代的，没有了这个部分，他“未来的生活仅仅是一种枯涩的生存”。这是太可怕的事。他该怎么办呢？安东尼娜没有错，让她感到丈夫不爱她，觉得她是累赘，这很残忍。若要装假，而且一辈子装假，那就等于一辈子受刑，他也办不到。妻子所期望的那一切，他都不会做。他感到了可怖的绝望。
在彼得堡住的一个星期，他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心理、精神上受的折磨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以后，他无法推卸对岳母的拜访。岳母一家人庸俗的习气使柴可夫斯基很反感，于是他借口说去治病，把妻子留下，自己去了卡明卡的妹妹家。正巧弟弟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当时也都在卡明卡。他们劝慰哥哥，让他在卡明卡疗养休息一段时间。在妹妹家里，和亲人们在一起，宁和温馨的气氛使他过度紧张的神经镇定下来，他的焦躁不安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
从卡明卡回来以后，他和妻子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星期。从理智上说，他知道应该尽量努力让自己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很沉重，觉得这种婚姻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为了躲避和妻子相处，他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莫斯科僻静的街头游荡，忧郁苦闷让他感到绝望，他想到了死。自杀，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并不容易。他想到了他的亲人们，他的妹妹，他的两个弟弟，他的老父亲，他的自杀会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对生活和对音乐的爱也使他没有勇气一下子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来到莫斯科河边，借天黑无人，跳进齐腰深的冰冷的河里，企图用这种办法得病致死。但事情没有如他想的那样，现在死神还不愿意收容他。他病了，但没有死成。出路在哪里呢？痛苦在继续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失常了，他的神经已到崩溃的边缘。他决定逃离，出走，“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独自一个人休息，去思考、去医病，最后去工作”。
柴可夫斯基和弟弟阿纳托里商量好了一个离开莫斯科的计划。弟弟在彼得堡以音乐学院指挥纳甫拉夫尼克的名义给柴可夫斯基发来电报，假说学院有公事，招柴可夫斯基速去彼得堡。10月6日，柴可夫斯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第二天早晨，阿纳托里去车站接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柴可夫斯基变得憔悴苍白，弟弟已经几乎认不出他来了。阿纳托里把他安顿在一家旅馆，当时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病发作不省人事，连续昏迷躺了48小时。医生说只有彻底休息才能使他神志恢复清醒，为了免受刺激，医生让他最好不再与妻子见面。
阿纳托里前往莫斯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尼·鲁宾斯坦。尼·鲁宾斯坦陪同阿纳托里一起去见安东尼娜，一五一十把柴可夫斯基的情况告诉了她，也把医生不让柴可夫斯基再见她的建议告诉了她。尼·鲁宾斯坦和阿纳托里劝安东尼娜同意与丈夫离婚。安东尼娜很友善地接待他们，恭敬地给客人递上茶水，听了鲁宾斯坦带有决断性的言词，她仍然表现得很镇定。起初，她并不相信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没有想到事情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她觉得柴可夫斯基不可能从此永远离开她。安东尼娜说，为了柴可夫斯基，她一切都可以答应。于是商定先夫妻分居，退掉原来在莫斯科租用的住房，卖掉所有的家具。阿纳托里把安东尼娜暂时安置到了卡明卡亚历山德拉那里。
10月中旬，在阿纳托里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去了西欧，先在柏林停留了几天，后来去了瑞士，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克拉伦斯住了下来。他决定在这里休养一段时候，“让世界忘却他”。
妹妹亚历山德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她不顾自己已经很重的家务负担，怀着深深的同情收留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们还以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只是因为一时的误会和不悦，不久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亚历山德拉给哥哥写信，说了许多安东尼娜的长处，希望他能妥善处理矛盾，争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不可能再回到安东尼娜身边的原因，让妹妹不必再做劝和的努力，信是这样写的：“萨沙，怎么说呢，我应该毫不推卸责任的说，我是安东尼娜冷酷无情的丈夫。她一点都没有错，她很可怜，而我在她面前是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残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能够和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带来荣誉的艺术家。我感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强的艺术力量，我还没有做到我能做到的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来做到我还应做的一切。然而现在我却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和安东尼娜之间发生的事情。请告诉她，不要再用指责和威胁来折磨我，也请她明白这一点：应该让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责任。”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这样一封信，内心并不轻松。
柴可夫斯基觉得安东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东尼娜真诚地爱他，但是“她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诉她，他并不爱她。柴可夫斯基能问心无愧的是他从来没有对她违心地表示过爱情，但是在安东尼娜的顽强而又固执的爱面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应设法增进对妻子的爱情，可是最终他却无法做到，想到这一点，柴可夫斯基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过失。安东尼娜过于自信了。她本来相信结婚以后一切都会按照她所预想的去实现。然而她的表现在柴可夫斯基那里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计划怎样，我在阅读什么，我关心哪些知识和艺术问题，对于这些，她从来没有丝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确，安东尼娜连在哪里可以买到柴可夫斯基的乐谱都不知道，她从来不去听音乐会，对他的作品“连一个音符都不知道”。安东尼娜很喜欢说话，她的话题离不开琐碎无聊的事情，她常常说过去曾有多少多少异性钟情于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贵……这些谈话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厌烦。
柴可夫斯基把与妻子有关的一切缮后事宜都委托给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处理。他一直负担安东尼娜的生活费，起初每月50卢布（这是他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工资），后来增加到100卢布。到1889年，安东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给她增加钱数，此时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3000卢布的生活津贴。柴可夫斯基本来是有理由停止给安东尼娜生活费的，因为他早已知道安东尼娜已和另一个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让她如愿，给她增加到每月150卢布。
离婚协议始终没有达成。为了能达到正式离婚，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同意承担一切在法律上能构成他们离婚的罪名。可是安东尼娜一再声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谎。她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时期以后，阿纳托里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亲家里。
安东尼娜从青年时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倾向，常常说话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这些毛病在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后生活的磨难中更加剧了。1896年，安东尼娜的精神病症状更加明显，不得不进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日子。她死于1917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后不久，谈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为人，安东尼娜这样说：“他在所有的人面前的行为都是忠实高尚的。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责他有什么不好的品行。他命中注定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帮助他周围的人们。”
4. 《我们的交响曲》
命运之神在给了柴可夫斯基毁灭性的严酷打击之后，却又慷慨地赐给了他足以终生依傍的保护神。梅克夫人及时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在那场不幸的婚姻中所经受的痛苦磨难，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此刻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而这自由是需要用物质金钱做后盾的。梅克夫人除帮助他还清全部债务以外，还决定从此以后每年向他提供6000卢布的资助，而且立即给他寄去了第一笔款。梅克夫人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帮助她的爱友的时机。她衷心希望柴可夫斯基能生活得好，能有充分的自由从事他喜欢做的事——音乐创作。她认为，不是血肉的关系，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个人有权利去支援另一个人。她把帮助柴可夫斯基摆脱困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她写信告诉柴可夫斯基：“你要知道，你给了我多么愉快的时光，我对此是多么的感激，你对于我是如何的了不起，而我是多么需要你，恰如你一样；因此，这倒不是我来帮助你，而是帮助我自己。”
柴可夫斯基在瑞士克拉伦斯安顿下来，这是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城。从他所住的别墅窗外望去，可见终年积雪的萨瓦山。这里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在宁和清静的生活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了正常，但在内心深处的隐痛却仍然无法消去。
回想起刚刚熬过的那场心灵的劫难，在感到心有余悸的同时，又充满了对梅克夫人的无限感激：“你知道你对我有多大多大的帮助呀！我是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我之所以不跳进去，惟一的理由是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的友情拯救了我。我将怎样报答你呢？唉，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时期你可以用得着我呀！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爱，我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除了用我的音乐向你服务之外，别无他路。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从今以后，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当工作的欲望以加倍的力量恢复过来时，那是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而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一秒钟也不能忘记是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进行我的事业。我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可做，不是虚伪的自谦，总之我直到现在为止所写的一切，和我所能做的和我想做的比较起来，似乎都太微弱，太不完全，但我一定要做到我想做的一切……”
柴可夫斯基被他的第四交响曲的创作所吞没了。这部交响曲是他内心情感的记录，是他那一时期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怀着极大的热诚写第四交响曲，他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任何一部作品的管弦乐谱花去我这样大的气力，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一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写这部交响曲时的情绪决定了这部乐曲的构思。除了他经历的个人生活悲剧所引起的剧痛以外，他的精神危机也来源于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状况。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牵动着俄国民众的心，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不能无动于衷。1876年4月保加利亚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遭到土耳其的残酷镇压，这激起了全世界先进人士的愤怒。保加利亚爱国者大量牺牲，这使斯拉夫民族独立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1877年俄国、土耳其之间开始了战争，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队开往前线。广大俄国民众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对支援斯拉夫民族运动有顾虑，怕因此削弱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国内反动势力日益猖狂，对革命、进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压力。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空前的压抑窒息。柴可夫斯基以他特有的敏感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他痛心地看到“每天都有家庭失去亲人，陷入困境”。血流成河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战争残害着人的生命，使人们陷入痛苦的深渊，这一切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十分沉重。
第四交响曲正是反映了作曲家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也融合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情绪。柴可夫斯基说：“在这部交响曲中，没有一个乐句不是经过我深切感受的，没有一个乐句不是我心灵的回声。”作曲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对这部交响曲作了详细的解释：
你问我，这部交响曲有没有明确的标题，通常人们问起这个问题来时，我总是回答：“没有，一点也没有。”老实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怎么能把写作一部没有明确情节的器乐作品时心中产生的那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叙述出来呢？这纯粹是一种抒情过程，这是通过音乐传述的心灵的自白……就如同抒情诗人用诗句倾诉衷曲一样。不同的只是音乐有无与伦比的有力手段和准确巧妙的语言来表现千变万化的内心情感……
在我们的交响曲里是有标题的，也就是说可以用语言来解释它所要表现的内容。但是我只能够，也只愿意对您一个人指出整个作品及分乐章的涵义。当然，我也只能做概括的说明。
引子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它是主要乐思：这是注定的命运，这是一股命运的力量，它阻碍人们追求幸福，使你达不到目的，它嫉妒地窥伺着，不让人们得到平静和安宁，它就像达摩克里斯的剑①一样高悬头顶，每时每刻都令人惴惴不安，它是永远不可制胜、不可克服的，只好顺从，只好无望的忧伤。
①达摩克里斯的剑--危险临头的意思。据希腊民间传说，达摩克里斯受命坐在一根头发丝悬挂的剑下，以示处境危急。
痛苦和绝望愈来愈强烈，不如回避现实沉入梦幻。
啊，欢乐！温柔甜美的梦幻出现了，一个幸福愉快的人的形象一闪而过，招引人们向往某个地方：
多么好啊！那个纠缠不休的快板第一主题现在已经远去了。梦幻逐渐占据了整个心灵。一切忧愁、烦恼都被忘却。瞧，这就是它，这就是幸福。
不，这是梦幻，命运此时又把人们从梦幻中唤醒。
总之，整个生活就是艰苦的现实与飘忽的梦幻的不断交替。避风港是没有的，在大海里浮游吧，直到它把你吞没投入深渊。这就是第一乐章的提纲了。
在第一乐章中，和平的、迷人的、令人悠然神往的，也令人怅惘的圆舞曲和严峻的、无情的战争号角声相对立。这种鲜明的对比具有巨大的表现力。作曲家把欢乐心情和焦虑不安的情绪交织起来。这种忧虑是由于想到“命运”而产生的。
心灵充满对幸福的强烈渴望，但这种渴望却得不到满足，继续与冷酷无情的命运抗争，但毫无结果。痛苦的心灵在顽强的反抗强大的暴力，它在斗争中保存自己的生命力。
第二乐章的提纲，柴可夫斯基是这样写的：“第二乐章反映的是另一种愁思。黄昏时分，工作累了，我们独自闲坐，觉得很伤感，拿起一本书来读，但书却从手中滑落。一连串的回忆涌上心头。年轻时代的回忆甜蜜温馨，然而那已成过去一去不返，令人愁伤。抱憾过去，却又不愿重新开始生活。生活让人感到疲倦，想歇息一下，回首往事。你记起了多少事情啊，有过热血沸腾，也有过生活满足的欢乐，有过艰难时日，也有过无可补偿的失落。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中，是忧郁而又有点甜蜜的。”
第三乐章：“没有表现明确的感觉，是一些不可捉摸的形象。当你喝了一点酒，微微有点醉意的时候，它们就在想象中疾驶而过。心里不愉快，但也不忧愁。你什么也不想，只是让幻想自己驰骋，而它又不知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描绘一些奇异的图画……突然间你想起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大老粗，听见了一曲街头小调。后来，在远处又有军队行列走过。这些画面都是不连贯的，都是在你刚要入睡时在脑海中疾驰而过的形象，它们与现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是奇异而陌生的。”
第四乐章：“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乐的缘由，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到人民中去！瞧！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利用他们的时间，怎样去享受，于是就出现了民间节日的欢乐景象。但是，当你刚刚在别人的快乐情景中忘掉了自己，那缠扰不休的‘命运’又重新出现，他教你想起自己。但别人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并不理会你的孤寂和忧郁。啊！他们多么快乐！他们多么幸福，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纯朴的。不要说人世间一切都是悲哀的，也有质朴的，但却是强烈的快乐。在别人的欢乐中去得到快乐吧，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末乐章反映了柴可夫斯基当时理智的思考。他力图找到摆脱“命运”压迫的出路。他开始明确地感到，人类整体的生活基础是牢固的。这种生活沿着自己的轨道进行。人们满怀信心地去赢得光明美好的明天，不怕痛苦、流血和死亡。个人的苦难和毁灭对于人群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伤痛而已。
柴可夫斯基给末乐章选用了《田野上有一株小白桦》这首俄罗斯民歌主题。富有浓厚俄罗斯民族气息的《白桦》主题雄浑有力的旋律体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
187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配器。他把这部交响曲献给了梅克夫人。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也许我是错的，但我认为这部交响曲与众不同。它是我到现在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交响曲。我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你一听到就会知道我是如何经常地想着你。如果不是为了你，它能有完成的一天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完了。那时曾写了一张字条：“如果我死了，原稿送交梅克夫人。”后来也就忘掉了它。我在这里开始工作时才又发现了这张字条。当时我要把这部最后作品的原稿送给你。现在，靠了你，我不但活着，而且可以充分地献身于工作。我意识到从我的笔下写出了我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东西……
知道《第四交响曲》已经完成了，为了印行出版，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1500法郎。写完这部可纪念的作品后，柴可夫斯基的心情非常愉快。他给梅克夫人在信封中寄去了美丽的花朵。他写道：“这花，让你记起南方、太阳、大海、温暖……在森林里我快活得很，我必须把这告诉你。”
梅克夫人复信说：“花——使我陶醉，我嗅着它的香味，心里充满一种傲然的欣喜……这部交响曲将永远是我生涯的光彩。”
1878年2月22日，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指挥，初次演奏了《第四交响曲》。演出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成功。公众还没有立刻明白这部交响曲的深刻含义。尼·鲁宾斯坦的指挥也不如往常好，报纸的反应也很冷淡。
梅克夫人不顾天气寒冷和身体不适，冒雨前去参加音乐会。她独自坐在音乐厅的包厢里，欣赏这部献给她的交响曲的首演。她沉溺在交响曲波澜起伏的乐思之中。交响曲的每一个音符在她心头激起无尽的情思。作曲家在“命运”面前感受到困惑、悲哀和绝望，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作曲家在交响曲中对未来生活所寄托的渴望也道出了她心底的宿愿。她由衷地为自己的挚友的成功感到庆幸。第二天她立刻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祝贺的电报，然后又写信告诉他，大家都能接受他的交响乐，尤其喜欢《谐谑曲》这一乐章。鼓掌很热烈，音乐会结束时，听众还要求作者上台来。不过，梅克夫人也觉得乐队的演奏没有发挥足够的水平，对交响曲的效果有所削弱。
尼·鲁宾斯坦也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电报，告诉他，已经演奏了《第四交响曲》。但是关于公众如何评价，他只字未提，也没有向柴可夫斯基表示他本人怎样看待这部新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其他的莫斯科同行对这部交响曲也没有表态。这使作曲家非常失望。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非常着急，感到很惊讶和委屈，我的所有的莫斯科同行们居然都对此表示沉默。我原以为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如果不能为我的新作而感动，至少也会表示一点关心。”
同年11月，在彼得堡，由纳甫拉夫尼克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每个乐章演奏完之后，观众都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指挥连连向观众鞠躬致谢。弟弟莫杰斯特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如果说，交响曲这类作品的演出能造成狂热，那就数你的交响曲了。”
随着《第四交响曲》的完成和成功，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音乐作品表现了深刻鲜明的社会思想，体现普通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争取幸福这一思想。幸福被“命运”不断的破坏，而人们争取幸福的努力是永不停息的。作曲家用深刻鲜明的音乐形象表现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柴可夫斯基第一次创造了抒情交响乐，把世界交响乐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5. 宁静的日子
柴可夫斯基身居异国他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过着平稳得近乎单调的日子。每天在同样的时间总是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他却得到了绝对安静的创作机会。在国外休养的几个月以来，他完成了两部心爱的大作品，觉得自己前进了一大步。他感到光阴没有虚度，内心很充实，这期间他和梅克夫人的书信也涉及了更广泛深刻的内容。
这一天梅克夫人发动了新的“攻势”：“彼得·伊里奇，你究竟经验过爱没有？我想是没有的。你爱音乐太多了，因此来不及爱女人。我知道你的生涯中有过一次爱，但我认为那样的爱是柏拉图式的（虽然老实说，柏拉图从来没有那样爱过！）。这只是一半爱，是想象中的爱，而不是心上的爱，那并不是活生生的感情，人缺乏他这种感情是不能生活的。”
对于梅克夫人这样单刀直入的试探，柴可夫斯基坦诚应对。他巧妙地把话锋引上了关于音乐本质的深刻探讨：
你问我是否经过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问题稍换一个提法：是否体验过完满的爱的幸福，那么回答就是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我的音乐里找到回答。如果问我是否懂得爱的力量，那么，我可以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乐中表现爱的喜悦。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或者应该说，我让别人去判断。你认为音乐不能充分表现爱的感情，我绝对不能同意你的这种意见。恰恰相反，只有音乐才具备这种力量。你说需要用语言。不是的，仅仅用语言是不够的。而当语言没有力量的时候，更雄辩的话语（音乐）就发挥出它的无比威力。音乐有独具的功能去表现爱。虽然诗人也有自己表现爱的方式，语言在诗的形式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话语，它们已经变成了音乐，最好的例证就是：当你细心的把诗当做说话而不当作音乐来诵读时，那些诗句就几乎没有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意义，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不仅在文字上，而是纯粹音乐上的。我很高兴你把器乐评价得这样高。你说歌词常常伤害了音乐，常常把音乐从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我作器乐曲比作声乐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这些精深的谈话加深了梅克夫人对她心目中的乐圣的崇拜，也让她得以探知他的挚友的至诚的内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从瑞士又去了意大利。他们到过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他在意大利休养时，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发来的公函，派他作为俄国音乐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览会，让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8个月，给他1600法郎月薪。这份工作是尼·鲁宾斯坦为他争取到的。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尼·鲁宾斯坦以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为理由拒绝了这个工作。当时他的健康刚刚恢复，神经还很脆弱，经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乐会，要会见许多音乐家，还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这一系列的社交活动缠住，他将没有时间进行创作，而作曲却是他用来治疗疾病的手段。他觉得到国外来对自己说来最重要的就是安静和自由。从现在起他决心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给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说：“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抗议我去就任这个代表职务。”同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们才真正了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因为我拒绝到巴黎的会上去做音乐代表，也在指责我。他们不了解，像李斯特、维瓦尔迪这些人的显赫名声是可以压倒我的。在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个到巴黎去的外国音乐家都不会注意我。我在这些巨星中间，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我的朋友，人家都说我谦虚，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谦虚只不过是一种深深隐藏着的傲气。在现时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没有一个我是自愿在他面前低头的。然而天赋我这许多骄傲，却没有给我出售这些货物的本领。我简直害怕得有点不正常，也许这是因为过于骄傲的缘故。我不知道怎样主动地去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名望，我宁愿等它自行到来。”“惟一对我好的是布罗夫，不幸的是他的病体使他实际上离开了艺术界，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尽管如此，靠了他，我还是在英美两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尼·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拒绝去巴黎感到非常生气。他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充满指责怪罪的信，说他贪图安逸，逃避工作，说他夸大自己的病情。尼·鲁宾斯坦还去找了梅克夫人，认为她惯坏了柴可夫斯基，让她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尼·鲁宾斯坦的信大大伤害了柴可夫斯基。他写信对尼·鲁宾斯坦的蛮横态度提出抗议，申明了自己不能去当代表的理由。强调自己缺乏指挥天才，在国际音乐会上，需要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也要指挥演奏别人的作品，这都不是他目前力所能及的。如果演出不成功，会有损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整个国家的名誉，也违背了尼·鲁宾斯坦推荐他去当代表的初衷。柴可夫斯基在信中也对尼·鲁宾斯坦就梅克夫人和他的关系问题做了必要的澄清。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仁慈、细心、慷慨和能忍耐。不仅我的生命是靠了她，我能继续工作也是靠了她。能够继续工作，这对我说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对于我，她是上帝的化身……我和她的关系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
梅克夫人很快写信来安慰柴可夫斯基。她也认为柴可夫斯基没有必要去为参加博览会浪费时间，不愿意他到那种众目睽睽的场合去受刺激。没过几天，尼·鲁宾斯坦写来一封口气大为和缓的信，态度与前次截然不同。表面上他俩人的关系算是和解了，但从此以后，在他们之间却开始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
柴可夫斯基在国外的生活是靠工作、书信支撑的。除此之外，他养成了喝酒的习惯。每天晚上入睡前，总要喝上几杯白兰地，在有点酩酊的状态中安静地睡去。白天也要喝不少的酒。没有酒，他觉得活不下去，身边总带有小白兰地酒瓶。他觉得喝一点酒就可以写得好一些。这说明他的身体并未完全复原。
1878年3月，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年轻的小提琴家柯代克来到了克莱伦斯和柴可夫斯基做伴。柯代克是除梅克夫人外，柴可夫斯基最近的知己，他的到来，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安慰和快乐。从柯代克来了以后，他们住的那一带山间总是琴声缭绕。柴可夫斯基感到精力充沛，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乐思开始在他头脑里形成。此时，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最大的乐事。由于埋头作曲，他甚至不觉察时间是怎样过去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完了这首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表现了柴可夫斯基喜好的主题——艺术家对大自然和人民的态度。乐曲非常抒情，充满了活力、乐观精神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表现了一种渴望生活的心态。乐曲的末乐章用了俄罗斯民间舞曲的旋律，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
1878年4月，协奏曲的草稿完成后，柯代克拉了第一乐章。这首曲子准备由他作首次演出，但在排练过程中柯代克和柴可夫斯基都对曲中一些地方不满意。柴可夫斯基作了改动，很快就完成了全曲的配器。作曲家把这部协奏曲题献给奥尔，这是一位侨居在俄国的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对柴可夫斯基的友好表示很感谢，但他觉得这部曲子不够小提琴化，表示愿意代为修改，然而这部乐曲的手稿却在他手中原封未动地压了两年。
1879年《小提琴协奏曲》的总谱在俄国出版。1881年11月，俄国著名小提琴家、柴可夫斯基的朋友布罗茨基在维也纳的爱乐协会交响音乐所首次演出了这首乐曲。这是柴可夫斯基惟一的一部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国外首演的作品。布罗茨基很清楚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价值，他继续大力宣传这首乐曲。柴可夫斯基为此很感动，决定把该作品题献给他。这首曲子是俄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它已成为小提琴曲目中的经典作品。
6. 在布莱洛夫庄园
无论柴可夫斯基多么欣赏瑞士、意大利的美景，无论这里的平和宁静对他多么有利，他的心仍然向着俄罗斯。祖国的一切对他说来无比珍贵。北国漫长的严冬，冰雪路上静静驶过的雪橇，莫斯科街头昏黄的街灯，居室壁炉里燃烧着木柴的劈啪声，还有醇香四溢的伏特加酒……这一切都使他心驰神往。只要他一想到俄罗斯，他的心就充满了温柔的甜意。
半年前的那场疾风暴雨打乱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寻找新的生活支点对他来说并非易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是他立刻能去的地方，魂牵梦绕的卡明卡也变得有点不可知。达维多夫一家会怎样看待他呢？他们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吗？想到这些，多忧多思又异常敏感的柴可夫斯基感到忐忑不安。
4月下旬，柴可夫斯基回到了卡明卡。妹妹亚历山德拉、弟弟阿纳托里还有达维多夫一家人都热情迎接他。温暖的家庭气氛使他很快就安下心来。妹妹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处舒适的住房，还特意搬来一架钢琴。房屋的四周很优美，花园里花朵盛开，花香四溢。站在门前可以望见整个乡村和弯弯的小河。他又可以在安适的环境里写曲了。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乐事。在这里他继续写在克莱伦斯就已开始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作为休息他还写了《十二首中级钢琴曲》、《二十四首儿童钢琴曲》，正酝酿创作一部圣歌，即《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希腊神父，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
时刻关注着他的梅克夫人从莫斯科写信发来了邀请：“可爱的朋友！离开那里吧！听说你消瘦了许多，还说你现在什么也没有做。我在布莱洛夫的庄园是空着的，你能来我这里做客吗？这里很安静，你可以一直住到我南行的时候。现在天气很暖，这时人愿意远远地走回大自然中去，跑到森林和夜莺那里去。只有音乐才能超过大自然……我握你的手。别忘记衷心爱着你的她啊……”
梅克夫人温暖的召唤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5月中旬，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梅克夫人的布莱洛夫庄园。这是一个1.2万亩的花园，坐落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麓。庄园环境幽雅，景色怡人。柴可夫斯基受到梅克夫人的仆人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他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每天给梅克夫人写信。他给梅克夫人留下了一件有意义的礼物：三首小提琴曲与钢琴曲。他把这组作品命名为《怀恋可爱的地方》。
6月14日是尼·鲁宾斯坦的生日，柴可夫斯基应该前去祝贺。他来到莫斯科，参加了当日举行的生日宴会。柴可夫斯基觉察到，几个月前他拒绝去巴黎当代表一事所引起的矛盾造成的紧张空气并没有散尽。尼·鲁宾斯坦对他的到来很冷淡。同事们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大家友好关切地问长问短，这倒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仍然不喜欢见人。在当时的心境下，他是不喜欢待在莫斯科的。
这年夏季柴可夫斯基仍是在乡间度过的。7、8月间他来到达维多夫家的另一处庄园维尔波夫卡。他愿意远离别人，“一想起莫斯科就觉得不妙和恐怖”。这段时间他的工作进展很慢。那首钢琴奏鸣曲已经写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他着手整理一些在国外时写好的浪漫曲，有的是春天在卡明卡居住时写下的，其中有一首是为莱蒙托夫的诗《死人的爱》所谱写的曲。梅克夫人曾在信中引用过这首诗，所以引起了作曲家的注意。他总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能让梅克夫人欢喜。
梅克夫人对自己心目中的乐圣经常提出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柴可夫斯基为了回答梅克夫人的问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方法。
为了说明创作过程，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两类。一类作品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迫切需要，自己主动想写的；另一类是应别人的约稿而写的，即由于外界的动力。柴可夫斯基说，他获得成功的作品并不见得都是第一类，那些不成功的作品也不见得都是第二类。
对于第一类作品来说，不需要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努力，只要依从内心的声音就行了……这时候你忘记了一切，一种不可捉摸、难以言传的甜蜜感使心灵颤栗。你追逐着心灵不知飞往何方。时间已经悄悄溜了过去。这种情况的写作，就似乎是在梦游一般。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瞬间是难以用语言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笔端或只是形成于脑际的都是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此时如果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一切将成为这个艺术家完美无缺的作品。
创造第二类作品，有时就要调动自己的灵感，这时要克服懒散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于是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有时胜利来得容易，有时灵感却完全消失。但我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不罢休，因为人们很容易懒散。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比陷于懒散之中更糟糕的了。不能等待，灵感是不爱拜访懒汉的客人，她要会见那些想见她的人。
柴可夫斯基在创作音乐方面有一种独特的功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的头脑都有一部分是属于音乐的，这一部分总在不停地工作。尽管他也许正在会客或与人交谈，他可以把当时涌现的乐思牢牢记住，过后再写下来。有时这些乐思是他新作品的主题，有时是他自己正在写着的作品所需要的乐段。
柴可夫斯基认为从起草到定稿的工作阶段意义重大。他的草稿往往是写在自己手边的随便一张纸上的，写得很压缩，密密麻麻，心里出现一个旋律，随之就有它的和声出现，如果和声很复杂，就在草稿上注明声部。如果和声很简单，他就只把低音部写下来，有时只作个记号，或完全不写，因为那些音乐会一直停在他心里。柴可夫斯基说，歌词决不能按照音乐填上去，因为唤起适当的音乐表现的正是歌词。也就是说如果选定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会引起它自身的音乐表现。他说：“一部作品的最初草稿写起来是非常有趣的，有时会引起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但同时也会使神经处于极度的亢奋和紧张状态，你会废寝忘食。”
为了让梅克夫人亲眼看见他是如何进行创作的，柴可夫斯基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原谱寄给了她，同时还建议她把这份原谱与秋季即将出版的该曲的钢琴及声乐改编谱进行比较。梅克夫人接受了柴可夫斯基的提议，但她知道作品的手稿对于作者说来是十分宝贵的，她执意要柴可夫斯基收下500卢布作为原稿的报酬。柴可夫斯基回信说：“这原稿是无价的呢！”但他同时还承认：“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碰见有人对我的手稿本发生兴趣。其实我的名气还不到使我的手稿也具有价值的地步。”
梅克夫人喜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珍惜他的创作能力。有一次在一封信中劝他注意休息以保存自己的力量，让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达到顶峰，并在高峰境界长留。如果真能这样，那将是他艺术的光荣和人类的快乐。梅克夫人满怀深情地要求柴可夫斯基说：“如果我的焦虑对你能多少起点作用的话，如果你能为我稍微保留一点儿的话，我就十分快活了……”柴可夫斯基懂得梅克夫人的好心，也知道她的建议是合理的，他回信说：
但是我怎么能够呢？草稿一写出来，我就非把它写完不可，不然我就不能休息。曲子一写成，我觉得又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要开始写另一部新作品。对于我，工作就像空气一样的必不可少。只有苦闷的时候我才会懒散起来。我怀疑我的生命是否允许我的才能达到充分的发挥。我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会恨我自己。于是产生另外的想法，即我本身是毫不中用的，只有我的音乐作品能够补救我的缺点，把我提升到人的地位。这种想法控制了我，使我苦恼。为了逃避这种疑虑的苦恼，我鞭策自己开始一个新的任务，于是我就像栗鼠跳进轮子似的团团乱转。有时，一种无法克制的懒惰统治了我。我不知所措，我很失望。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我尽力和它斗争。我多半已经有了忧郁症，我知道必须控制我自己，别让自己陷入懒惰。只有工作能够拯救我，于是我工作着。至于你那友谊的劝告，我是很感激的，我将尽可能听从你的劝告。
可是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又写道：
我简直不能离开工作……当我的本性充满了灵感的光辉时，我想，我决没有权力去和它斗争，因此，我请求你不要烦恼，因为我不肯遵守我的诺言。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和你在一起的。我一次一次地问我自己，这些章节会不会使你满意，这些旋律会不会使你感动。因此，这些作品除了你之外，不能献给任何人。这些作品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
7. 告别莫斯科
1878年秋天，柴可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看望年迈的父亲和弟弟阿纳托里。那些日子彼得堡的天气很坏，云雾迷漫，阴雨连绵，到处湿漉漉的。哥萨克的巡逻兵布满街头。土俄战争中打了败仗的俄罗斯军队在灰溜溜地撤退。“这是可怖的时代，可怕的年月，一方面是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一个阿克萨科夫①只因直言不讳而遭流放；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激进青年惨遭厄运，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连乌鸦都不愿飞临的地方。处于这两种人之间的民众对这些都漠不关心，深陷于明哲保身的泥沼之中，以冷漠的眼光观望着一切。”柴可夫斯基对周围的政治形势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政府在土俄战争之后采取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恐怖，使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更加忧国忧民。想到自己未卜的前途不禁感到茫然。
①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6-1859）：俄国作家。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柴可夫斯基被周围的人们认出来了，他们眼睛盯着作曲家望着。他想避开，但不可能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忽然意识到在莫斯科他会生活不下去的。他发现自己还是那么怕见人，然而他又必须回音乐学院工作。该怎么办呢？
柴可夫斯基在亚历山德罗斯基学院对面的一幢公寓安顿下来。第二天他去音乐学院讲授他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觉得离开了一年多的音乐学院现在“肮赃不堪，像令人作呕的监狱”。他摆脱不了对周围一切的厌烦情绪。每次一下课，他就飞快地坐上马车，跑到城外的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公园里去。他很怕碰见人，晚上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最让他苦恼的是，他完全不能搞音乐创作，情绪高度紧张，毫无灵感。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怎样快点想办法离开这个他无法再适应的环境。他觉得“在他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他必须跳越过去，否则会导致完全的毁灭”。莫斯科是他所爱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有太多的愁苦和折磨。彼得堡更是他无法接受的，光是那些纷繁的社交就让他难以招架。离开莫斯科又能到哪里去呢？今后该怎样生活？他若离开音乐学院，他在音乐学院的课由谁接替？也许应该为了音乐学院的工作牺牲自己？可是转念又想，目前，凭他这种精神状态，他料定自己不会再是一个好教师。如果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他所爱的工作——音乐创作，不也是他的责任吗？音乐创作对他来说，现在已包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
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拉罗什和卡什金这两位老朋友有时还陪他共进晚餐。柴可夫斯基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时，才能感到些许快乐。
过了些天，尼·鲁宾斯坦从巴黎回到了莫斯科。人们像迎接凯旋的总督一般隆重热烈地欢迎他的归来。9月20日，尼·鲁宾斯坦曾在巴黎博览会举行的三场俄国作品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在巴黎演出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再次指挥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会场盛况空前，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在给尼·鲁宾斯坦接风的宴会上，他把柴可夫斯基大大夸赞了一番，说：“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给巴黎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说：“拥有柴可夫斯基这样的杰出人才是音乐学院应引以为荣的。”到会的人们纷纷前来恭贺柴可夫斯基。这种场面使柴可夫斯基又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再次受到现实的冲撞，觉得无法再忍耐下去。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尼·鲁宾斯坦，说出了他要离开音乐学院的想法。这位院长没有对他表示挽留，立刻同意了他的辞职。
梅克夫人曾向柴可夫斯基推荐了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处。柴可夫斯基接受梅克夫人的邀请，来到她在罗杰斯特文斯基大街的公寓，想来察看一下。梅克夫人的管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热情接待了他。在管家的引领下，柴可夫斯基留心地看过了梅克夫人的每间屋子，试弹了房间里的两架钢琴，觉得都很好用。他很欣赏梅克夫人家中的油画，尤其喜欢其中描绘冬景的那一张油画。他觉得那是他的《第一交响曲》第一章的画面，画出了冬日的一条积雪的道路，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柴可夫斯基还去观赏了梅克夫人原来建议他住用的屋子。考虑再三，他还是没有住下来。他对住在这个“可爱的避难所”顾虑颇多。他想，人们若是知道柴可夫斯基住进了梅克夫人的公寓会议论纷纷，弄得满城风雨。不过他还是写信告诉梅克夫人：“只有在你的家，我过了两个钟头完全解放出来的时光。”
10月18日，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院上了最后一堂课。19日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尼·鲁宾斯坦还有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卡什金、塔涅耶夫、阿尔别列契特等人都前来与他话别。当晚，柴可夫斯基踏上了开往彼得堡的火车。从1866年1月，26岁的柴可夫斯基初登音乐学院的讲台到现在度过了整整13个年头。莫斯科是他走上音乐之路的起点，在这里他的才华崭露，在这里他开始走向辉煌。如他自己所说：“毫无疑问，如果命运不把我拖向我住了12年多的莫斯科，那我将不可能做出我所做的一切。”可是现在他必须离开这里了。人的情感世界有太多的风云变幻。那些他用心血编就的悲喜故事早已镌刻在他的心底。莫斯科造就了他，莫斯科给了他许多光明和美好，可是莫斯科又与许多不可言状的苦涩和哀愁联在一起。这一切都使这个城市对于他成为一个永远值得怀念，非常可爱但又有点可怕的地方。滚滚乐思在他的心海翻腾。他要创作，他需要自由，需要过一种任他所好、随他所想的毫无拘束的生活。他要把他的全身心都献给音乐。
再见了，亲爱的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