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者吾喪我　故有儒墨之是非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知）則知之。】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這句話是具體舉例，來闡發上面的一般結論，看看“言”是怎麽墮落爲“是非”的。 　　本來，儒墨兩家有相異處，也有相同處，而且相同處多於相異處；相同處在根本上，相異處則在枝節上。如性善論，遵天道，法先王，尚聖賢，敬鬼神，民爲貴，重教化，施仁政等，這些根本原則，兩家都是一致的。兩家的分歧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如父母死後守孝時間該有多長；君主要不要直接參加生産勞動；是提倡不分親疏的兼愛，還是先做到愛家人、親人，然後將這種仁愛由此及彼，推廣到天下，等等。這些問題，與前面所說的重大原則比起來，屬於操作方法層面上的、是完全可以商量的。偏偏兩家不是求大同、存小異，而是逐漸把精力集中到這些枝節問題上，揪住不放，相互攻擊。“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你說錯的，我就說是對的；你說對的、我就說是錯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言蔽之，全盤抹殺。這樣論戰的結果，不是使真理越辯越明，而是將是非凸現出來，佔據了受衆的視聽，叫受衆誤以爲是非所在，即是兩家之“言”——理論的核心所在。是非之爭越突出，離開立“言”的授業、傳道、解惑的本來宗旨就越遠，離開真理也就越遠。這就叫“道隱而有真僞，言隱而有是非”。這種通過設立個對立面，而樹立起來的“道”的旗幟，不是真正的“道”，至多是“小成”而己。這種由是非論戰而發展壯大起來的“言”，不是真正的闡“道”之“言”，不過是不結實的“榮華”。“小成”是“道”的異化，“榮華”是“言”的異化，異化的後果就是“道”與“言”的“隱”。莊子通過對儒墨兩家是非之爭的批評，揭示了世人習慣于借助對立面來進行思考（即後文之“八德”）的認知方式的局限性。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知）則知之。】 　　這段話的標點，我與各往家都不同，分歧主要在對“明”字的理解上。 　　郭象注“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句就出了毛病。他說：“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照他的說法，變成是“莊子”要肯定儒墨所否定的，否定儒墨所肯定的了。這樣解，上面一句“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就不知所云了。郭象把上面一句注爲“儒墨更相是非”，承認省略的主語是“儒墨”；到這一句，突然把主語換成“莊子”，竟然覺得沒必要作一下解釋，這樣的膽大妄爲，只有在郭象的注文中才能見到。所以連成玄英也不采此說。“世皆以他爲非，用己爲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無過，還用彼我，反復相明。”但成玄英還是沿襲《郭注》，把“明”理解爲對立兩者反復相明。 　　到了王先謙，他提出：“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明”變成了“本然之明”，一個莊子獨創的專有名詞。 　　《今注譯》中引近人唐君毅、勞思光、陳啓天諸家之釋，都是在王先謙觀點的基礎上生發出來，認爲這是《莊子》中一個特別的辭彙。唐說：“去成心而使人我意通之道，莊子即名之曰：‘以明’。”勞說：“莊子認爲儒墨各囿於成見。而欲破除彼等之成見，則唯有以虛靜之心觀照。”陳說：“莫若以明，謂不如超出彼此是否之上，而以大道兼明之。” 　　陳鼓應是肯定勞說的。他說：“各解以勞說爲是，‘以明’當是從‘心’上下去障去蔽的工夫，指去除自我中心的封閉而排他的成見。用現代的語言，‘以明’便是培養開放的心靈。”他把這句話澤爲：“如要肯定對方所非的而非議對方所肯定的，則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觀照事物本然的情形。” 　　以上各家，不管具體理解如何差異，有兩點是共同的。一是把“明”或“以明”理解爲一個名詞、一種狀態。二是在“莫若以明”後句斷。 　　但這樣的理解是非常牽強的。 　　我們可以看到，莊子行文力求深入淺出，化難爲易。不獨莊子，先秦諸子都是這個風格，因爲他們要靠言說去打動人心，爭取受衆。因此，莊子一般都採用人們習以爲常的概念，不得已創立專用名詞、專門說法，都要作詳細的解說。可以說本章文字，都是在爲“吾喪我”這個命題作注。本章中使用的其他概念，如前文出現過的“吹”、“天籟”、“地籟”、“人籟”，莊子都明確作了界定；後文將出現的“指”、“馬”、“庸”、“通”、“得”、“德”等，在當時是人們熟悉的，或某家作了詳盡論述的，不會引起誤解。莊子沒必要在這裏提出一個隻此一家的“明”或“以明”來，即使提出，也應說明，不致使讀者妄生種種猜測。 　　但把“以明”理解爲一個概念，似乎也有依據。後文中有“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句。“此之謂以明”，譯成現代語，不正是“這就叫‘以明’”嗎？孤立地抽出一句來譯，也可以這樣解，但聯繫上下文來看，這樣譯就不對了。這句話是承著前面的話的意思而來的。前文中有這樣的話：“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這句話裏的“明”是動詞，使動用法，“使彼明瞭”的意思。“欲以明之”，直譯就是“想用他所喜歡的、擅長的來使別人明瞭”。“明”作動詞用，在《莊子》中很多，如《在宥》篇中就有“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不明於天者”，“不明於道者”等語。按這樣的理解，“此謂之以明”，其實是“此謂之以明彼”的省略形式。意譯爲：“這才叫讓別人明白道理。” 　　《莊子》把“明”作爲一個獨立概念使用的地方很少，只有《天下》篇中“明由何出”一句。其他都與別的名詞組成偏正或聯合片語，如“日月之明”、“大明”、“神明”、“聰明”等。“明由何出”之“明”，可以理解爲“智慧”。但若把這個義項搬到這句話中來，就不妥。此句若意譯爲：“與其去指摘對方的是非之處，還不如用智慧去說服他們。”這話意思誠然不錯，卻也是廢話一句。指摘對方是非當然不如用智慧去說服來得好，但能發現對方的錯誤不是智慧嗎？怎麽才叫智慧呢？你說不要指摘對方的是非，你這樣說，不也以“指摘對方是非”爲“非”嗎？不也在指摘對方是非嗎？ 　　而《莊子》中把“以明”作爲一個獨立概念來使用的地方，更是絕無僅有。本書中還有兩處把“以明”放在一起的句子。 　　《胠篋》：“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很顯然，這裏“所以”是一個詞，“明”又是一個詞，且是動詞。 　　《達生》：“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這裏，“以”還是一個詞，“明”還是動詞。“修身以明汙”，即“以修身來明汙”。 　　由此可見，把“以明”理解爲一個莊子獨創的概念更站不住腳。 　　然而，從上述兩句中，我們恰可以看到，“以明”聯用，“明”作動詞解，是很容易說通的。在《莊子》中，作動詞時，“明”是使人明白，“知”是自己知道，兩者是有區別的。“莫若以明”，就是不如讓對方明白。明白什麽？就是後面跟著的那幾句要緊話：“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知）則知之。”整個一句話就可順順當當地譯爲：“想要肯定對方所否定的，否定對方所肯定的，不如使對方明白，物沒有不是那一方面的，也沒有不是這一方面的。從那一方面看不到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也就知道了。” 　　莊子這番話，點明了由論戰發展起來的辯論術的根本缺陷。辯論術著眼於個別觀點，而有意忽略由一個個觀點有機構成的理論體系。是非之辯發展的結果，是消解了“言”——理論的整體。不僅對方的“言”被消解，就是己方的“言”也被消解，成爲一個個“是”——一個個分割的觀點。這就是“言隱于榮華”。要克服這種情況，真正爲了求得真理而論辯指謬，就要從一己的立場打超脫出來，看看哪些是可以求同存異的。這樣，就會發現，真正水火不相容的是非衝突，實在是少而又少的。莊子在這裏提倡的是理解與溝通，但也僅此而已，與“空明的心境”、“虛靜之心”實在並不相干。這裏只是從聖人境界，來分析凡人是非之無謂，離開至人境界還遠著呢。硬把“空明的心境”等高深的意思塞進來，弄得莊子自己也“言隱于榮華”，這實在是諸公操之過急。 　　但讀者可以看到，要說明皇帝其實沒穿新衣，是多麽不容易啊！ 　　最後說一下，“自是而知之”，各本“是”都作“知”。《今注譯》引嚴靈峰《莊子章句新編》說：“‘是’字原作‘知’。按：作‘知’與義不合。本節上下文並以‘彼’、‘是’對文，此不當獨作‘知’。疑涉下‘知’而誤。上句‘自彼則不見’，則下句作‘自是則知之’；‘彼’與‘是’對，‘見’與‘知’對，文法井然。因依上下文義臆改。”陳鼓應按：“觀上下文，當以嚴說爲是，可據改，惟作‘自知’解亦通。”我完全同意嚴靈峰先生的意見。另外，我之所以也改“知”爲“是”，是因爲作“自知”解不通。若作“自知”解，“自”就是“自己”的意思，而上句“自”是“從”、“由”的意思，莊子不應在相對的兩句中，“自”取兩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