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0期
玫瑰编织离婚花环
作者：孟昭庚
一、年逾五十丢饭碗
若论倒霉，我也算是天底下最倒霉的那一类男人。
天命之年刚过，便运交华盖。我所供职的那所农村监狱，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劳改农场，进行机构改革，科室并减。我这个宣传科长免职后，便被分配到一个押犯大队的工具房带班——带罪犯劳动。时间不长，则因工作不慎，造成了重大的责任事故，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公职丢了就得自谋职业。前几年，我所熟悉的几个干部辞职下海，如鱼得水，赚起钞票就像变戏法似的，一捞就是一大把。论起自身条件，我也不比哪个差，找个单位解决温饱有何难哉！
待我到外面转了一圈，被碰得头破血流才大梦初觉。一个年逾五十且又身无专长的男人，想在城里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那比登天还难！
祸不单行，就在我外出找工作期间，妻子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车主逃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落得个瘫痪在床。在城里工作的儿子赵杰、儿媳苏怡又因所在的工厂倒闭，双双失业。直到这时，我才猛然感到生活压力有多重！
我心情虽然很坏，但还没有绝望，还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在职时，我曾发表过十多篇“豆腐块”之类的小说、故事，只因要埋头工作，没有时间创作“太平洋”。现在好了，终于可以定下心来关门写作了。如果每月能写万把字，按时下的稿酬标准，至少也能得个千儿八百。于是，便绞尽脑汁，冥思苦想，通宵达旦伏案疾书。可花了半年时间，写了十多篇自以为可以一鸣惊人、产生轰动效应的“佳作”，却都石沉大海。究其原因，很简单——过去是“文章不为稻粱谋”，是业余爱好，灵感一来，笔底生花，一挥而就；而现在呢，幻想靠“一枝秃笔度春秋”——文学创作由高雅的追求转变为糊口的手段，压力就来了。结果弄得文思枯竭，写出来的文字呆滞、苍白，一点也不清新自然。这样的稿子别说编辑不会采用，就连我本人读起来也直摇头。唉，我这辈子恐怕再也写不出能发表的作品了！
生存危机迫在眉睫，我必须在身体还能听使唤的时候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投亲靠友再觅职业
投亲靠友历来是困境中人寻求生计的一条捷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想到了远在台湾的表叔沈其昌老先生。
我跟表叔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88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看望父母，适逢年逾古稀的表叔由海峡那边回来省亲。
表叔见到我很开心， 说他能有今日，我的祖父功不可没。民国24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他父亲一时难以筹措他去上海读书的一应费用，是我祖父卖了一头耕牛，才为他父子解了燃眉之急。
表叔很健谈，午休后跟我聊了一个下午，晚上还意犹未尽。表叔虽没有夸富，但从他的言谈中我还是了解到沈家在台湾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表叔回来主要是为其父母扫墓，顺便在大陆走走看看，拟在大陆投资办实业，说回台后就领儿子沈羽、儿媳冷月到广东考察，落实投资项目。
表叔自那年离开老家就再也没回来过。
“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多年了，老人家是否还健在？即使健在也是垂垂老者，记忆力还行吗？好在他老临别时嘱咐过我：家中有难事，定要告知他。说他回去后还要向其子沈羽交待，以防在他身后两家断了往来。
我于是给表叔寄了一封航空挂号，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老人家我丢了公职的事。信中问及老人家是否已在广东开办了企业，如开办了请允许我去该公司谋一差事……
信发出一个月后，我喜出望外地收到了表叔的亲笔信，他在信中竟一口承诺我去沈氏在潮州的陶瓷公司任职。信写得很客气，也很感人：“愚与府上不仅是亲戚，且鄙人还受过令祖父之大恩，一直铭刻在心，你的事岂能袖手不管？儿媳冷月不日将专函聘侄至其公司担任要职，而侄台丰富的学识及工作经验正是她所欲借重也。”
表叔信中不提他儿子沈羽，而说他儿媳“冷月的公司”，我不由心生疑窦——表叔的儿子怎么啦？难道不在大陆？
终于盼来了潮州来函，但不是烫金的红色聘书，而是电脑打印的署名冷月的一封极为普通的信函。不看则已，一看真令我火冒三丈，处于亢奋中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信上云：“赵大煜先生：我义父沈其昌老先生多次来电并发传真，要我接纳你来我公司打工。特别强调你丰富的学识及工作能力，我基本上欢迎你来。但因为我对你不是很了解，不知你在工厂管理方面有何专长及适合做哪些具体工作，也由于你对我公司（工厂）不熟悉，所以不能在职位方面给你作任何承诺，只能安排一般性的工作。待熟悉工厂的运作流程后，再依你的专长做适当安排。”
这是什么狗屁“专函”、“聘书”？这跟表叔信上所说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愤慨地将信朝地上一摔，“打工”还“基本欢迎”，真他妈的狗眼看人低！但转念一想，我原本也只是想投奔她，混碗饭吃而已，她与我素昧平生，凭什么要尊重我并委以重任？这么一思量，我也就不再计较她对我的态度了。
只是还有一点，让我一时颇为不解。表叔的信中明明白白说冷月是他的儿媳，而冷月却称表叔为义父而不称公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冷月与沈羽已无婚烟关系，还是台湾的地方习俗，儿媳对外可称公爹为义父？如果是那样，只能怪我孤陋寡闻了。
儿子赵杰、儿媳苏怡对我外出打工的决定很支持，主动提出将他们的母亲接到城里跟他们一道住。儿子替一老板开货车，每月可净拿600元，加上老太婆每月500元的退休金，苏怡持家过日子还能精打细算，这样我也就不必太牵挂家里了。
三、我与冷月的第一次接触
我是在春雨绵绵的烟花三月下潮州的。在距潮州还有50里路的浅水镇，我找到了沈氏开办的陶瓷公司，其厂地规模确实不小。
我到公司大门口，刚说了两句夹带苏北盐城口音的普通话，坐在那儿喝茶的门卫就一蹦老高，高兴地迎上来：“嗨，见到正宗老乡了！你是从盐城来的吧？请问贵姓？”他边说边给我倒茶，还让我坐。
“谢谢！”我自报家门，“免贵姓赵，祖籍盐城阜宁人。不过本人一直在外，离家二十多年了！小老弟，你也是盐城人？”
“是的，赵叔。巧得很，我是阜宁西乡王大瓦房人，姓王名春。千里之外遇老乡，你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有什么事尽管说！”王春对我热情有加，三言两语，我们便一见如故，成了煮过的核桃——熟仁（人）了。
他听说我是来找冷总的，便给冷总办公室挂电话。电话通了，告知冷总正在大会议室开会，让我在传达室稍候。
王春问我：“你千里迢迢来找冷总，是怎么认识她的？”我说：“不认识，是台湾沈其昌老爹爹让我来找她的。”
“哎哟，是老董事长啊！”
我颇为惊讶，便问：“听你的口气像跟沈爹爹很熟啊？”
“说到熟倒也谈不上，只是认得。”王春慢条斯理地说，“当年老董事长在这里投资办厂，我正在潮州打工，听人讲，这台湾大老板原是盐城人，我便应招进厂。工厂由老董事长的儿子沈羽跟儿媳冷月负责管理。开头那几年老董事长每年都要来看一两次，近几年不来了，听说中风后半身不遂。在我认识的台湾大老板中，老董事长是最好的人。当年，我因违反操作规程，砸断了腿，老董事长不但没有让公司辞退我，还让公司照顾我在门岗上班。以前，他每次来总要请盐城籍员工小聚，听我们谈谈家乡的情况。”
我问：“沈羽先生现在也在公司吧？”
“噢，他去美国发财了。”
我又问：“那冷总为什么不随他去美国啊？”
王春答：“十年前，沈先生就跟冷总解除了夫妻关系。”
“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吃惊地问。
“这事说起来也真怪老天不公。”于是，王春便简要地告诉我其中的原委——
“老董事长家资亿万，可儿媳冷月婚后却一直不育。冷总是个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人，她为自己未能给沈家生下一男半女而深感愧疚。且年过四十后，更觉无甚希望。而丈夫是沈家独子，岂能让沈家在台湾断了香火？于是，冷总主动提出跟沈先生解除婚姻关系。沈先生先是不肯，她便以死相逼。沈先生无奈，最终只得答应。离婚后，沈先生便一人去美国了。
“头几年，老董事长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沈先生跟大陆留美的周女士结婚生了一对龙凤胎，老董事长才得知此事，叫苦不迭，但木已成舟，抱怨也无济于事了。
“过去从台湾聘来的一位经营副厂长曾透露，冷总既是沈家的儿媳，也是沈家收养的女儿。说起冷总，那可是个冷面桃花，论管理工厂的才干也是没话说的，这厂从施工到投产都是她一手操持的。”
听王春这么一讲，我这才明白冷月在给我的信上为什么称表叔为义父而不称公爹了，而表叔仍称冷月为儿媳，那是老人从传统角度叫的。按民间风俗，在儿媳未改嫁之前，这么叫也无大错。
正好这时有人来带我去见冷总，我便和王春中断了谈话。那人将我领到会议室门口朝里面指了指便走了。我一进门，见一位身着蓝色衣裙的女士，背着手，侧身仰望着天花板，像在考虑什么问题似的。不用说，这位装束既得体又朴素的女士肯定就是冷月了。她见我进来，便转过身来，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带着一丝隐隐的笑意，微微颔首向我致意，并示意我和她隔桌对坐。
她的第一句话很出乎我的意料，说：“你穿得这么多不嫌热吗？”
我瞧了瞧自己的衣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有些尴尬地答道：“现在还是农历二月初，在老家春寒料峭，还穿棉衣呢！”
冷总询问了我的履历和一些家庭情况后，笑了笑，说：“你这个当了多年共产党干部的人，到我这个资本家工厂打工，能习惯吗？”
听了她这句颇含嘲弄意味的话，我便郑重地对她说：“共产党给我的铁饭碗，被我自己砸了，那就得自食其力！好在我是农民的后代，自小就在农田里摔打，苦一点、累一点还是能够适应的。”
“这就好。”她恰到好处地把话题转到了她的工厂上，“这个企业既是公司也是工厂，常年用工5000人上下，行管人员和勤杂人员很少，99%的员工都在生产第一线。一个萝卜一个坑是肯定的，有时甚至还一职多用。凡招工，均由人事部操作。因为你的情况特殊，我得先跟你见见面。工厂没有员工宿舍，员工都在村子里租房住。这里的村民家家都盖了百十间简易住房，专门租给打工的人，你先去村里租间房子住下来。你既来打工，那就得按招工程序办理进厂手续。你明天上午9点整，带身份证到人事部报名，具体干什么工作由人事部安排，自己不得挑挑拣拣。”
说完了这些，冷总便起身送我出会议室。
出了大门，我脑际中浮现着冷总的形象，身材高挑，皮肤光洁，举手投足间尽显高雅。乍一看，似曾相识，我还愣怔了一下，竟把她当做大陆那位颇负盛名的影视明星呢！
四、明里冷遇，背地暗访
三天后，人事部通知我上班，工作是厂区保洁，也就是做清洁工，不仅负责厂区几条干道的清扫、四个公共厕所的冲洗，还要给干道两侧几十个花坛浇水。每天工作10小时，工作指标订得很严，完成了才能领到月工资600元，达不到指标就得扣钱。而且行管保安随时检查，违反厂规也得罚款。
我咬着牙关干了一天，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到了宿舍站都站不住，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倒头便睡。
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我才基本适应，不残酷地强制自己适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新的人生的开始。
还是来厂那天，冷总接见过我一次。之后几个月，她从未找过我。只是在我作业时，偶尔碰到她几回，她也只是向我点点头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着我，甚至还打发人去我供职过的劳改农场，对我作了详细调查。这是王春告诉我的。
有一天晚上，王春因事误餐，加之换班，便去饭店吃饭，见人事部陈办事员也在，便问：“多天未见，去哪儿观光旅游了？”
陈办事员没好气地说：“还观光旅游呢，去你老家盐城外调了！一等人漂洋过海，二等人深圳珠海，三等人杭州上海，四等人嘛，就是我这样的人了，只能到你们苏北海边劳改啰！坐长途大客车，整整48个小时，一路受罪！”
“去苏北海边劳改农场？干什么？”
“调查那个清洁工赵大煜呗！”陈办事员仍是一副没好气的腔调。
王春一听便警觉起来，人事部是掌管员工命运的要害部门，陈办事员吐出了这么一个信号，他岂能放过？于是，让服务员拿了一瓶白酒，又要了两个冷盘，跟陈办事员客套一番后，便与他对饮起来。酒杯一端，口无遮拦，话就多了。王春就是有意要调出陈办事员嘴里的实话，便给他戴高帽：“主管啊，刚才你说调查那个打扫卫生的赵大煜，他哪值得你辛辛苦苦跑几千里啊？”
“哦，这你就不晓得了。”陈办事员一本正经地说，“你别看他现在是个保洁员，可人家过去也是当官的，还是个级别不低的警察呢。人家在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大学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分在省委机关给省委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当秘书。他听人说，干部调到劳改农场工作，家属可以随迁，劳改农场还负责安排工作。想到妻儿在农村老家吃苦受罪，他便求那个管政法的省委领导，让他去劳改农场工作。经他左缠右磨，还真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