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蒋介石御林军起义内幕
作者：官 祥 谢 鲁 宁 华
“太好了！”白力行说。
吉普车在大沪饭店门口停住，周其昌跳下车来，拉开了后座门说：“白先生，到了，请下车吧！”
三个人一起上了四楼，向走廊深处走去。
周其昌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上敲了敲。开门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进到室内，周其昌对开门的汉子说：“武先生，白先生来了！”开门的汉子立马握住白力行的手，说：“我叫武成吉。早就在此恭候大驾光临了！”
低沉浑厚的嗓音，粗糙有力的大手，坦率明澈的目光，白力行已经从对方身上觉出了海洋的气味。心想：这或许就是那位轮机人员？
“武先生是‘重庆号’上的轮机手。”李正文的话证实了他的猜测。
“啊，武先生，久仰，久仰。我叫白力行。”
交谈了几句之后，二人虽初次见面，却已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第八章 三计连环挫败蒋介石密令
上海地下党策反工委接到了来自地下党伞兵支部的报告——伞兵司令张绪滋及参谋长戴杰夫拟修改伞兵南撤之原行动方案，将原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合并行动，以贯彻蒋介石“抓紧时间，赶快行动”之指令。如张绪滋，戴杰夫的设想成立，三团与军械处将失去单独行动之机会，原计划海上起义，将无成功之可能。
伞兵南撤之原行动方案，第三梯队以三团为主，加上军械处及司令部最后的剩余人员，大约有两千多人，而地下党伞兵支部一共只有六名委员。举行起义，六名共产党员要控制住这两千多人，谈何容易！另一方面，李贵田、孟虎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联络了不少进步官兵。这部分人，数量虽不算多，能量却不算小，如果三团和军械处能单独行动，这部分进步官兵是可以作为起义的基干力量使用的。而且起义的领导者就是这个梯队的最高长官。最高长官是共产党的事实，必然会给整个梯队的成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而这个压力再通过那部分“基干力量”的“折射”，其威慑作用就不是简单的数学比例公式可以表现的了！倘若第三梯队并入第二梯队一起行动，那么，前面所讲的一切有利因素就不复存在了。如此说来，若想起义成功，首先必须保证三团和军械处能够单独行动。要使三团和军械处能单独行动，只有先让二梯队走，而二梯队要先行一步，就只有保住原伞兵南撤的方案。
经过慎密的研究，策反工委根据实情定下了三条妙计。
第一计：釜底抽薪
张绪滋、戴杰夫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个新设想，关键在于他们弄到了一条万吨级的大轮船“海列”号。万吨巨轮仅一个二梯队无论如何也填不满。于是，张绪滋、戴杰夫有了一个新设想，干脆让第三梯队一起走算了！
如果能将“海列”号换成一艘小吨位的轮船，而且就只有一艘！这样，张绪滋和戴杰夫的新设想就失去了物质依托，不推自倒。
果然，没有多久，伞兵司令部接到了一个报告——“海列”号因服役时间过长，主机屡出故障，不能正常工作。现该轮已送入江南造船厂大修。言之有据，理由正当。谁也无法驳回。张绪滋和戴杰夫只有与“上海港口司令”——段仲宇交涉：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安排一条两千吨级的轮船。
第二计：以毒攻毒
汤恩伯当然知道 伞兵是预定南撤的部队。可不知是谁，突然告诉汤恩伯：驻防虹桥机场和火车北站的伞兵要提前撤走。特别是有人告诉汤恩伯，驻防虹桥机场和火车北站的伞兵团长去台之后，将要高升。汤恩伯心头不由升腾起一股无名怒火，而且愈烧愈大，一阵强烈的报复欲望，翻搅着他的五脏六腑。
汤恩伯给上海运输司令部打去了电话：
“喂，段司令吗？我是汤恩伯！最近车站上的情况如何？”汤恩伯绕了一个小圈子。
“汤总司令有何吩咐？”段仲宇反问了一句。
“驻防的伞兵情况如何？”汤恩伯再问。
“恪尽职守，一如既往。只是……”段仲宇有些迟疑。
“只是什么？”汤恩伯问，他想知道的是伞兵出了毛病，那他就有了口实。
“只是他们要提前撤走了。怎么，汤总司令还不知道这件事？他们没有向您报告吗？”段仲宇这“无意”的问话，无疑是往汤恩伯心头怒火上浇了一瓢油。
“唔……”汤恩伯鼻孔里应了一声，他的心里在骂：连一个运输司令部司令都知道了，怎么连我这堂堂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都没听到谁给我打个招呼？伞兵也太小看我汤某了。好，我就拿点颜色出来。
“好，你一定要把他们扣住！”
“什么？扣住他们？”段仲宇好像是吓了一跳。
“我是说留住！留住他们。把他们放走了车站怎么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汤恩伯有点不耐烦了。
“汤总司令，他们……”段仲宇似乎有难言之隐。
“给伞兵司令部打招呼，伞兵不能撤出勤务，就说是我的意思。懂吗？”
“段司令，你听清楚，没有我的命令，你要让伞兵跑了，军法处治！”不容对方有辩解的机会，汤恩伯挂断了电话。
接着，汤恩伯给虹桥机场打了一个内容相同的电话。
汤恩伯打完电话之后，坐在他那办公桌后宽大的带扶手的沙发转椅上，心里叨念着：“刘农畯你去台湾升官的美梦慢点儿做吧！要卡死你，让你与上海共存亡！”
段仲宇在刚刚答复了伞兵司令部自已实在无法派出两条船之后，接着又向张绪滋报告了汤恩伯总司令“挽留”三团的意思。理由当然是：“车站勤务，非伞兵而不可执行；车站秩序，非伞兵不足以维持。望伞兵司令部体谅上海防务及运输上的困难，留下三团继续执勤”等等。
段仲宇报告刚完，虹桥机场也打来了报告，同样转达了汤总司令“挽留”之意。
张绪滋对于上次车站工潮的情况是清楚的。汤恩伯公然直接给伞兵下命令的做法，张绪滋是不能容忍的。当时，张绪滋一怒之下完全可以把三团立即撤回。欺人太甚嘛！后来，考虑到其他的原因而使这位张司令没有能够最后下这个决心。这一次，汤恩伯辗转托人讲好话要挽留三团，也算是挽回了点面子。冤家宜解不宜结，日后去台湾还要见面的，再说又弄不到船，何苦不做这个顺水人情呢……
第三计：避实击虚
刘农畯得知由于汤恩伯的“挽留”致使三团不能撤出勤务后，忿然去找张绪滋司令。
“司令，汤恩伯一贯盛气凌人，刚愎自用。这次不让三团撤回来，分明是挟嫌报复！既然汤恩伯如此欺人，我们就该与他针锋相对。硬把人撤出来，看他岂奈我何！”刘农畯的激昂态度，使张绪滋不禁感动起来。这位司令知道刘团长是以冷静克制著称的，今天这番话，自是心中怀着极大的委屈。
“刘团长，不必生气。这一次把三团留在虹桥机场和车站继续执行勤务，并不是为了他汤恩伯。上海是蒋总裁最为关心的内外转运中心，自我伞兵进驻车站、机场，劳苦功高，人尽皆知。特别是处理车站工潮，更是有口皆碑。身为军人，值此时局危艰之际，当为党国分忧。”张绪滋首先讲了一通大道理。
“方才我已经说了，三团在车站继续执勤，并非为了汤恩伯。对我伞兵，亦多有方便！”张绪滋接着说了几句听来似乎不着边际的话。
话不在多，点到则止。刘农畯心里清楚，为了在大陆最后捞一把，伞兵司令部最近做成了一大宗木材生意。
“我明白司令的苦衷。那个‘新设想’其实……唉，不说它了。我只想在这里冒昧地提醒司令一句话：‘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刘农畯说完，转身走了。
张绪滋心里很清楚刘农畯话中要防的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少将参谋长戴杰夫！张绪滋早就看出，戴杰夫觊觎伞兵司令这把金交椅为时久矣。这次借蒋介石的“抓紧时间，立即行动”的口谕大做文章，提出“新设想”，醉翁之意不在酒。对戴杰夫的作为，伞兵中许多人都是心照不宣，张绪滋并不笨，岂能无所察觉？所谓“新设想”说是由张司令和戴参谋长共同研究提出，其实只是戴杰夫个人的意思，只因他打着蒋介石的招牌，张绪滋不好公开唱反调。此次，“海列”号大修，汤恩伯“挽留”，张绪滋的真正想法是“正合孤意”，戴杰夫的“新设想”未能成为现实，将来去台湾邀功请赏，自然也就减少了许多分量。
刘农畯走后不久，陈家懋来找张绪滋。由于陈、张二人关系不比一般，谈话就更直截了当。陈家懋说：“司令，这个军械处主任我干不了，你高抬贵手让我走吧！”
“何出此言？”张绪滋问。
“有人说，军械处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是张司令为了安插亲信才把陈家懋弄来，现在新主任上任已有多时，叫得凶——什么清仓，什么建帐。其实，根本就拿不出什么凭证。日后到了台湾呀……”陈家懋说到这里突然打住。张绪滋问：“到了台湾又怎么样？”
“有人要倒霉的！”陈家懋说。
“谁要倒霉？”张绪滋问。
“当然是我喽！”陈家懋说。
“那你就抓紧一点，把仓清好，把帐建好不就行了？”张绪滋嘴里是在说陈家懋，其实是他自已有点担心。原军械处主任是戴杰夫的人，撤换此人是张绪滋的主意，理由是此人有监守自盗、倒卖军火的嫌疑。陈家懋去军械处后，初步盘点，证实了“嫌疑”二字不错。故而，戴杰夫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刚才陈家懋说有人在下面就军械处的事大做文章，如果陈家懋在去台湾之前不把清仓建帐的事办好，那就必然是授人以柄了。
“清仓、建帐，怎么清？怎么建？大家本来干得好好的，突然说什么南撤方案改变，军械处要并入二梯队一起走。行期在即，人心浮动，还谈什么清仓建帐哟！”陈家懋十分委屈地说。
“哪个说军械处要并入二梯队呀？这只是戴参谋长的一个设想……”张绪滋发觉自已有点失言，急忙掐住话头。但陈家懋已经张了嘴：“怪不得那个家伙如此嚣张！”
“哪个家伙？不要乱说！”张绪滋以为陈家懋是在说戴杰夫，急忙阻止他。
“原来军械处的那个家伙！难怪，有戴参谋长在后头提线嘛！”陈家懋忿忿然地说。
“现在戴参谋长的这个新设想已经作废了！”张绪滋突然提高了声音。很显然，他已经意识到戴杰夫的新设想是一石双鸟——既给自已弄一点邀功的本钱，又给对手设一个陷坑！目的很清楚，取张司令而代之。想到这儿，张绪滋心里来了火。
“新设想已经作废了，南撤仍按国防部原订方案行动！”张绪滋像是给千军万马下命令，其实面前只有陈家懋一个人。
三条妙计，异曲同工。最后的结果是：挫败 了蒋介石“抓紧时间，尽快行动”的密令，三团和军械处留下，作为三梯队单独行动。
第九章 蒋介石与侍从室高参段伯宇
贾亦斌的预干总队，刘农畯的伞兵飞虎团，一支陆地，一支海上，起义在即。段伯宇所处的位置，既可手眼通天，对蒋介石的重大举措了如指掌；又可行动自如，与中共地下党频繁谋划，传送情报。
周恩来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段伯宇考虑要更好地为党工作，就必须进入国民党最高层次或领导机构。于是，以地下党员隐蔽身份进入陆大第七期特别班。
当时陆大有兴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段伯宇利用这些活动结交了一些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对官僚腐朽、贪污腐败现象不满的人，如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宋光烈等陆大同学。贾亦斌29岁即是少将军衔。虽不是黄埔嫡系，但在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团长率部积极作战。刘农畯是杜聿明的部下，曾任远征军中校通讯营长，在缅甸作战，因其善于研究缅甸地形、气候，而使部队减员很少，保证了远征军司令部作战的需要。刘农畯又是国民党装甲汽车部队出身，他熟悉战车、汽车、通讯等现代作战技术手段，对国民党特别是四大家族瓜分和垄断国家经济也很不满，民主观念很浓，抗日比较坚决。宋健人少将和宋光烈对民族复兴、国家前途和命运也颇为关心。段伯宇与他们谈学习、谈政治，培养了感情，打下以后策反工作的基础。
段伯宇和特别班的学员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于1946年春天正式毕业。陆大特七期毕业典礼特别隆重，校长蒋介石亲临校典。
全校师生各队班按顺序整队为伍，排列在礼堂中间。陆大特别班第七期130多位学员排列在整个大方阵队伍中间前首。其中还有20多位中将军长以上的特准学员。
毕业典礼开始前，校长蒋介石率领国防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及在重庆的高级将领几乎全部参加，各种车辆排列有一华里长。
蒋介石讲话后开始点名。首先点到的是短期将官班几十个人，之后传呼段伯宇同学上台，候命待旨。这突如其来的单传命令，使段伯宇心中也无底了。春天季节，也使他满头大汗，心里七上八下。他不求升官，只怕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但他还是很镇静从容地走上讲台。
这时，蒋介石的一位侍从武官向段伯宇施了一个军礼说：“段长官，校长有请。”段伯宇一听校长两字，心情比刚才平静多了。到了幕后休息室，戴有上将军衔的俞济时接见了他。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外甥，也是蒋介石的侍卫长，曾任84军军长，是一个权威人物。
俞济时领着段伯宇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坐在一把藤椅上，段伯宇看到蒋介石，便立正敬礼。蒋介石也从藤椅上站起来了，还礼后走到段伯宇面前热烈握手，然后坐下。段伯宇肃立静候训示。此刻室内异常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