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孔雀莉：横空出世
（1943-1949）
好友炎樱进了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除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她后来进了圣约翰大学，读到毕业。而爱玲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考试，结果却是国文不及格，要求进入一个国文辅习班。这倒是一件顶希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注定成为天才作家的人，国文竟会不合格。当然，爱玲不上大学的更重要原因，是为经济所迫，仅靠姑姑一人，显然是入不敷出且相差过远，无奈之中，爱玲只好辍学，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事实上，这也是爱玲后半生一直赖以为生的职业。这位迟早要以文学来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少女，在不久的将来即要放射出令人夺目的灿烂光华!
爱玲最初投的是英文稿，她把搞件投向了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有时事报道、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其阅读对象主要是那些在亚洲的西方人，主编克劳斯·梅涅特是一位德国人，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做过驻苏记者，对中国也很了解。爱玲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长8页，近万字，且附张爱玲所绘的12幅发型及服饰插图。爱玲虽未出过洋，但文字流畅雅丽，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文风，因此，主编梅涅特在编者按中称赞她为“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紧接着，爱玲一鼓作气，一年间就在该刊发表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有6篇影评，爱玲的这些影评，对于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很具有参考价值。为什么爱玲的英文文章刊出后会受如此欢迎呢?梅涅特的话颇有道理：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后来，不少英文作品被爱玲翻译成中文，收入了散文集《流言》之中。英文写作初获成功，这使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待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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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线装书盈架，紫檀桌椅，飘香茶具，案头的宣德炉中正烧着的一支紫罗兰香正袅起一缕青烟。“父亲，下面有位张女士来访。”一位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上楼来，递给书房中的中年男人一个挺大的信封。那男人衣袍飘冉，气度颇佳，只是看上去神色有些萧索。他是赫赫有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先生。他拆开信封，原来是与周先生有共同园艺之好的黄岳渊老人介绍来的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周先生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只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的长身玉立的小姐。爱玲大方地向他鞠躬。一老一少便坐着聊了起来，颇为投机。爱玲告诉他，自己现从事于卖文生活，可卖的是“西”文。中文除一篇散文《天才梦》之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段香港的故事，请周先生看行不行。说着，爱玲把一个纸包打开来，递给周瘦鹃两个稿簿。周瘦鹃接过来浏览了一下，看到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周瘦鹃当时就觉得挺别致，挺有意味，就请爱玲把稿本留下，容他细细拜读。周瘦鹃把《紫罗兰》杂志将要复活的消息告诉了爱玲。爱玲说：“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十多前年《半月》、《紫罗兰》、《紫罗花片》的读者。当时，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您的哀情小说，落了不少眼泪，还写过信劝您不要再写了。”周瘦鹃饶有兴味地听着，可惜他已经记不得这一回事了。可能是当年周瘦鹃红透上海，给他写信的读者太多，他也无从记起了。是夜，还是在飘溢着清香的紫罗兰庵里。周瘦鹃捧读着爱玲的《沉香屑》，初时并不是很经意，后来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老到凝炼的文笔，如此洞察人情的深刻。一边读着，一边忍不住击节称好。此时，正是周瘦鹃想复刊《紫罗兰》之际，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天降奇才”，怎能不让他振奋呢?!一星期后，爱玲又来到了周家。周瘦鹃指着稿本，连声称好，并问她是否喜爱毛姆的作品，并且熟读《红楼梦》?爱玲微笑着，点头称是，不禁在心里赞叹周先生的过人眼力。“你愿意把这两篇大作拿给《紫罗兰》发表吗?”周瘦鹃征求她的意见，爱玲一口答应了。“好!待创刊号出来，我一定亲自登门。”周瘦鹃向爱玲许诺。到了晚上，爱玲又匆匆赶来，请周先生夫妇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因周夫人有事，周先生就独自一人带了样本到爱玲姑姑的公寓去。爱玲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介绍了姑姑。在那间精巧别致的小客室里，三人分别落座。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就连那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有家居风情。爱玲又热情地拿出两张照片，告诉周瘦鹃，这位风韵独具的太太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12月8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了印度。说到了母亲，爱玲的脸上不禁浮显出深切的思念之情。
临走前，爱玲把自己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那篇《中国的生活和时装》送给周瘦鹃。
周瘦鹃下得楼来，禁不住回望了一眼那幢普通的公寓楼。他知道，在这幢平常的小楼里，将要诞生一位不平凡的女人。果然，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上发表后，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读者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的名字。他们纷纷猜测着，“张爱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久后的一天，上海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编辑室里，柯灵先生正握着《紫罗兰》杂志出神，他被其中所载的《沉香屑》两炉香的魅力所吸引了。他的目光轻轻扫过作者“张爱玲”的名字，要是能请这位女士为《万象》写点作品该多好。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先后编过《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等。上海沦陷后，柯灵先生意欲在文化废墟中为新文学保留一块园地。在他接管之前，《万象》是和《紫罗兰》类似的，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字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纷纷为其撰稿，如师陀、唐、郑文定、王元化、傅雷等。
正当柯灵先生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犯愁之际，爱玲竟不期而至了。伴着轻轻的敲门声，爱玲婷婷玉立地站在门外。她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是当时上海小姐的普通装束。她的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是有一篇文章要请他指正，那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的描写父女恋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喜出望外”，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柯先生诚恳地希望爱玲经常为《万象》写稿，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爱玲果然为《万象》写了一些小说，其中包括《琉璃瓦》和《连环套》。
《万象》上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署名“迅雨”，这是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先生的笔名。他对爱玲的艺术技巧进行了高度评价，肯定了《金锁记》一文，认为它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称它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傅雷对《连环套》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承认“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作者对爱玲的创作，从《倾城之恋》直到《连环套》从选材到主题到文风，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在文末，作者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女士身上!’”作为前辈文化人，傅雷先生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然而，此文在《万象》上发表后，竟还引起了一桩“公案”。原来，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从张爱玲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柯灵先生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这一段。傅雷为人处事一向一丝不苟，发现后，非要柯灵在报刊上公开向他道歉，后经一些朋友说情，最后才作罢。柯灵先生在多年后所写的《怀傅雷》一文中曾提及此事。当然，真正使爱玲出名的刊物是《杂志》，《杂志》的背景相当复杂，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它与一般的消闲杂志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表面看是“日伪”派的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在沦陷区的上海，它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所以它的实力是其它刊物所无法比的。爱玲素来是远离政治的，加之成名心切，所以她并不在意《杂志》的背景如何。爱玲小说的成名作绝大部分都首次发表于《杂志》上，其中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名篇，还有一系列精彩的散文。短短两年间，爱玲如天女散花般把自己生花妙笔写就的文章，抛向各种有影响的杂志，抛向读者们中间。一颗明星正冉冉升起。人们惊讶着，赞叹着，欣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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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上海，爱玲的传奇家世已被披露了，人们诧异于她身上还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脉。是的，整个上海都在议论着张爱玲，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后，四天便一销而空，一时洛阳纸贵，轰动文坛。
《传奇》，共收张爱玲1943年4月到1944年2月之间写作的小说十篇，其中包括《沉香屑》两炉香、《心经》、《茉莉香片》、《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当然还包括洞测世间男女纠缠离合关系的《倾城之恋》，和被夏志清誉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传奇》是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她的集大成集。她是她那类起点即是顶点的作家，此集子虽只是收集了她两三年间的作品，然而她一生中最经典最绝色的作品也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传奇》第一版的封面是湖绿色的——爱玲母亲最青春最本色的盛年也最爱湖绿色。
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她的湖绿色时期”——那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爱玲和她的母亲不同，她的蓝绿色时期没有任何牵绊，她不会让时代对她有任何牵绊，也试图不让自己对自己有任何牵绊，她把积了22年的青春力量，和蕴藏了近百年的家族体验，毫无顾忌地释放在她的辉煌青春里。她圆了她母亲不能圆的梦，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传奇》是一个宣言，至此，张爱玲——这30年代上海文坛或许还是30年代中国文坛、最旖旎最绮丽的一枝奇葩，已傲然开放。这朵奇葩，它是蓝绿色的——是她母亲最钟爱的颜色，爱玲选择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有意这样做，事后才突然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
《传奇》里满是她、她的家庭、和她的家族，在岁月年轮里，心灵绞结的心痕和生命辗转的旅痕。
爱玲是主张“趁热打铁”的。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少年时魂牵梦萦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艳羡的事实。在《传奇》的序言中，爱玲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由于出色的文学才能，爱玲成了上海社交界的名人。而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更是引人注目。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她穿着奇装异服到好友苏青家里去，整条巷子为之轰动，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某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宾朋惊奇不已，可也有人侧目。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她还说：“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承柯灵先生帮忙，爱玲与大中剧团主持人周剑云在一家餐馆里见面。当时爱玲已经成为上海滩的新闻人物，她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夹袍短外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作为战前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周剑云在交际场上也算见多识广，那天的态度却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惊世骇俗的装饰，大概给他留下了震惊的效果。《倾城之恋》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柯灵先生因此得到了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先生拿它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导演桑弧见了，用上海话称赞说：“赤刮剌新的来。”由此可见，爱玲对服装的偏好。爱玲走红之际，频频参加《杂志》社举行的社交活动，不像其他识时务的作家那样知道避政治嫌疑。11月份，朝鲜著名女舞蹈家崔承喜来上海访问，爱玲作为知名人士受邀与崔承喜座谈。日本投降前夕，还以张爱玲和“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为主宾，举办了纳凉晚会，我们今尚能看到两人清晰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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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看中它们的是当时通俗小说和通俗出版业的泰斗周瘦鹃，它们发表在周瘦鹃主持的刊物《紫罗兰》上，《紫罗兰》是鸳鸯蝴蝶派的出版重镇，而鸳鸯蝴蝶派又是30年代通俗文艺的重要流派。鸳鸯蝴蝶派的办刊宗旨是“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礼拜六》是鸳派的另一重要刊物。可见，张爱玲最初是作为通俗小说家而出场的。这也决非事出偶然，爱玲的喜欢都是市井庶民的喜欢，随意摊在地摊上的小报，时装杂志，和只有悖时的老太太才喜欢的蹦蹦戏，她最喜欢的作家是张恨水，
连最不喜欢的父亲的家也因为在烟雾腾腾中乱摊着的小报而使她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背景是香港。在点“第一炉香”的时候，爱玲常常梦回香港，那里有她真正初识的愁滋味。“第一炉香”是爱玲因为战事从香港回到上海的第一篇小说，还保留着很多对香港战前战后声色犬马的记忆。她常常回想起在香港的那一段时光，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各种事，战事带给她的恐慌当然不容置疑，回到上海，每每自来水管訇訇的响声也使她魂飞魄散，仿佛是港战的飞机飞至上海。寒心的主要倒不是战争中慌乱的背景，更难忘却的是独在异乡时所体验到的人情冷暖，面对的是不同种族毫无关系的人，这种孤独是毫无屏障的孤独。在上海的时候，虽然也没有非常贴切亲昵的感情慰藉，但总有一份亲属的感情是呆在那里的，知道它在那里，即便不用它，潜意识里也有一份可以向它靠过去的宽心。香港之行让爱玲真正体验到了异乡孤人的滋味。清晰地记得一个梦，梦见的是她深夜坐船抵港，天下着大雨，她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又不敢惊动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只得在漆黑的门洞里过夜，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地扫进来，她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送女儿来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爱玲趁乱往里一钻，看见了舍监，就像见了晚娘继母一样，陪笑上前叫了一声“sister”。舍监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她也没再多寒暄，径自上楼，去寻找自己的房间……梦到这她醒来了。细想，她其实也没有受到过这样可怜的苛待。可感觉中，好像香港求学的经历是她吃过的大苦一般。她把自己的冷梦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含眼泪，后来在电话上又告诉了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样的梦，写着信忍不住还要落泪。长大后她是很少落泪的。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骨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簪缨之族的自足已经过去，她就像一个有着一长串贵族的头衔却不名一文的爱尔兰姑娘一样，独自站在繁华都市的街角，只有脖子上挂着的一枚图案古怪的勋章告诉她自己的出处。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
所以，关于香港的回忆是冷雨。
《沉香屑·第一炉香》就是这样冷的，在表面的热闹下掩藏着人情的荒凉，姑侄也罢，情人也罢。主人公葛薇龙是个来自上海的女中学生，故事从她站在香港山高级住宅走廊上的场面开始。她是八·一三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因无法承受飞涨的物价，父亲决定回上海。在这转折关头，薇龙为了能留在香港而采取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她背着父亲，来寻求从未见过面的姑母的经济援助。姑母是父亲的亲姐姐，年轻时自愿嫁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香港商人为妾，父亲认为她辱没了家门，大怒，并与她断绝了关系。现在，姑母是一个继承了巨额财产的寡妇。姑母的官邸可以说是香港的缩影，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它的外观像一座摩登的电影院，白色的墙，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与具有美国南部早期建筑风格的柱子揉合为一体。客厅布置是西式风格的，却装饰着中国摆设——华人本就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当然房子也多少要体现一些这种色彩。爱玲调侃说：“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这里的中国是面目全非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凉、精巧而滑稽。”
姑母答应了薇龙的请求。初次见到姑母，薇龙有这样的印象：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确实如此，薇龙成为姑母的一个诱饵，成为她勾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她逐渐囿为姑母小天地里的俘虏，在清醒的自我批判中，变成了俘虏。开始，是为姑母的物质款待所俘虏，到后来，便在“假作真时假亦真，真作假时真亦假”的游戏氛围中，为一个在殖民环境里八面玲珑的华侨花花公子乔其所俘虏了。然而，乔其对她说：“我不能答应和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寻找爱的薇龙听到这样的话，几乎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些晕眩。对于一个接受了开化教育，增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这是怎样一种残酷到令人晕眩的诱惑啊。这是爱吗？
薇龙抓住了他外衣的翻领，抬着头，哀恳似地注视着他的脸。她竭力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她呆瞪瞪的看了半晌，突然垂下了头。乔其伸出手去揽住她的肩膀，她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他觉得她颤抖得厉害，连牙齿也震震作声，便柔声问到：“薇龙，你怕什么，你怕我么？”薇龙断断续续地答道：“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说到这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乔其轻轻地摇着她，但是她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使他抱不牢她。对于年轻的，美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薇龙而言，供她选择的路当然不止一条：其一，留在修道院里当小学教师，每月领着仅有的五六十元薪水，在香港东方之血与西方之血不平等的种族关系里，只能尽受外国尼姑的气，是没意思又没面子的道路；其二，当然可以到社会上去找事做，但那也不见得是她这样美丽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适当的出路，在男人当道的圈子里，花朵一旦蔫了昔日的色彩，这花瓶就该放到储存室去了，那余下的道路怎么走？在职业女性的预测里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的薇龙，剩下的道路，当然只有做“女结婚家”，做所有女性都可成同行的事业，但她的心底始终认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爱。面对玩世不恭的乔其，她只能退后一步，自欺欺人地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可以改变浪子的幻想上，为了这，她宁可让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进生活的栅栏。抱着这个幻想，在梁太太别有用心的引导下，薇龙与乔其结了婚。
但是，被改变的不是乔其，而是薇龙自己。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其，整天忙着，不是替乔其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她变成了家庭里的高级交际花，甚至自嘲是娼妓，区别只在于：彼是被迫，此为自愿。
辜鸿铭说，太太与丈夫如果无爱，便与娼妓无异，只不过娼妓是零售，而职业太太则将肉体一次性而且长期性地卖给了同一个男人。张爱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且，她更悲观，她将这种悲观的原因更多地在女人人性深处寻找，而不是随便将罪名推在社会原因那里了事。薇龙大概与陈白露属同类，时代背景类似，教育背景类似，对生活曾有的梦想也类似，薇龙的行为打破了我们多少人关于拯救“陈白露”的社会设想？陈白露这样的女子是可以拯救的吗？熟悉薇龙的读者不禁疑问，难道五四知识分子所要拯救所要创造的玉洁冰清的女人，心里想的却是那么琐屑无聊的问题：衣服上的花边、毕业后的工资、嫁什么样的人、如何找女佣……白露、薇龙的堕落是缘于社会制度的罪恶，是由于主人公一时的道德错误，还是基于某种更普遍的人性弱点？由此说来，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白露与薇龙的故事仍会延续？！或者暗暗地在意识里延续？！只待春来，便如罂粟般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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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炉香之后，爱玲便一夜成名于大街小巷，大批慧眼的文艺界人士从各个角落都看好这位上海滩上时髦而有奇才的女郎。张爱玲的小说发表的刊物可谓是缤纷复杂、性质迥异，这种状况和30年代上海的社会性质是相一致的，她在共产党地下的开明领导人物柯灵主办的《万象》上发表小说，在与日本人十分亲近的苏青主办的《天地》上发表了大量小说，也曾在汉奸派人物胡兰成主办的《苦竹》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她是一个天生没有政治观念的人，这是性格使然。同时，客观上说，也只有这样乱的社会能成就张爱玲，就像柯灵的回忆说：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换句话说，也只有这样的时代能容下她，在无人管辖得到的边缘地带能容下她，也算是妙手乱中出错吧。以下再撷其作品之一二零碎，在文字清晰的波光中，模糊见爱玲荡漾的心影。
以上，19岁的上海姑娘——《第一炉香》的女主角葛薇龙的身上无疑叠印着作者自己的影子、和一个年轻女子对女性人生命运思考的影子；以下，17岁的上海男孩——《茉莉香片》男主角聂传庆基本上是爱玲弟弟的剪影，聂传庆几乎就是从爱玲式的不和谐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
聂传庆的生母在他四岁时就死了。
他的父亲娶了后母，父亲与后母都抽大烟，对他粗暴，他的耳朵就是父亲给打聋的。
他怕见他们，他性格孤僻、懦弱，生着一张女性美的脸，沉默而畏畏缩缩。与葛薇龙一样，聂传庆也是在上海事变后，与家人来到香港避难的，在学校里他没有一个朋友，从学校到家里，家是一栋阴沉沉的大宅，父亲和继母的房中飘着雾腾腾的鸦片烟香，传庆常常一个人坐在有着淡淡的太阳与灰尘的客厅里，把脸搁在桌子上沉默不语，红木方桌的大理石桌面冰凉的，就像这个终日飘着鸦片烟味而如冰窟的家。
在冰凉凉的家里，惟一关心传庆的，只有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女佣刘妈。但是传庆却讨厌她。按他自己的想法：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间歇的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得彻骨酸心。他宁愿瑟缩地在一角，不为人知地自生自灭。
在这样完全不正常的环境里，传庆形成了不正常的性别意识。他的性别意识逆向发展。
他不爱看女孩子，尤其是健康美丽的女孩子，因为她们对他不满意，而对于他来说，她们的健康和美丽会将自己发育不良的单薄的身体反衬得更为令人不快。他讨厌自己，更为难以摆脱的厌恶还在于，他讨厌制造他生命的人——他的父亲，有一个梦魇始终缠着他：他如此酷似他的父亲。他有好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是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步行的姿态与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绝那存在于自身血液内的聂介臣——他的父亲。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自己身边的。他如何摆脱得了自己？
聂传庆对父亲的憎恨，源于父亲对他的憎恨。
父亲对儿子的憎恨，源于对妻子的挚爱。
然而，母亲不爱父亲，父亲对母亲的爱求而不得，传庆的母亲生前从没有爱过她的父亲。追根寻源，恨，来自爱，来自求而不得的爱。就为了这个，他父亲恨她。她死了，就迁怒到她丢下的孩子身上。要不然，虽说有后母挑拨着，他父亲对他不会这么刻薄。传庆一直在下意识里为自己寻找着父亲。
传庆从母亲冯碧落的遗物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过去，母亲有个恋人，这恋人现在是传庆所在大学的国语老师言子夜。当初，言家向冯家求婚，冯家以言家是商人，与官宦之家的冯家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拒绝了。言子夜向冯碧落提出一起出走到国外去，可她没有勇气这样做，结果，依照父母之言，嫁到了聂家，从此，她成了聂家笼子里的金丝鸟，不，不是笼子里的鸟，如果是鸟，开了笼，她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聂传庆就是她遗留在屏风上的一只小白鸟，他没有选择的自由。
发现了母亲当年的爱，把所有零星的传闻与揣测聚集在一起，拼凑起一段关于母亲的故事，给绝望的传庆带来了空想：二十多年前，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母亲有嫁给言子夜的可能性，差一点，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哥；也许他就是言丹朱，有了他，当然就不会有她。为这，他在心底无言地谴责他母亲，如果她不是那么瞻前顾后，她替她未来的子女设想过么？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心、积极、进取而勇敢的孩子吧。一言概他之愤怒：她害了她的孩子，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产物。他真希望他母亲当初略微任性、自私一点，和言子夜诀别的最后一分钟，在情感的支配下，她或者会改变初衷，做了出格的事情，那么，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了，他就能彻底摆脱掉他所厌恶的父亲的影子了，彻底的。希望只是希望，他知道她的母亲断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她只会把一把绝望的刀子放在心里，再把这把刀子传给他，二十年了，刀子生了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的心里绞动。
日渐长大，传庆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对于他母亲的谴责是不公正的。她那时候到底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有那么坚定的道德观念，己经是很难得了。任何人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也只能够“行其心之所安”罢了。他能怪他的母亲么？
他不能怪他的母亲，他只能把所有的不合理都归之于自己，他只能在厌恶自己的日子中继续生活，在别人看不见的臆想中把言子夜当成他的父亲。正因为如此，当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害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一次中国文学史课上，因为传庆走神回答不出言子夜的问题，言子夜骂他：“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你，中国早该亡了！”这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难过得死也不能忘记。在无法说出的难受中，传庆迁怒于夺去了自己父亲的言丹朱——言子夜的女儿，丹朱一直不理解传庆扭曲的心理，出于殖民地中对同胞的关心，一直跟在他后面关心他劝慰他。在无人的山道上，面对丹朱的关心，他忽然想他不要报复，只要一点爱——尤其是言家的人的爱，既然言家和他没有血统关系，那么，就是婚姻也行，无论如何，他要和言家有一点联系。在这样想着的一瞬间，希望闪现了，无助的传庆向丹朱求爱：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但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
丹珠被吓坏了。
他当然被丹朱拒绝了。传庆拼命发出的爱的呼声，没有得到回应，呼声在山谷中消散了。终于，20年来沉积在心中的怨恨、耻辱和愤怒总爆发了，传庆向着夺去了自己“真正父亲”的敌人——丹朱，咬牙切齿地喊叫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在无人的山道中，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按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
丹朱当然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他跑不开他父亲，跑不开言子夜，跑不开言丹朱，更跑不开他自己。
《茉莉香片》讲述的是关于父子冲突的问题，连接着父子关系的是没有出场的母亲。父子冲突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热衷的主题，在《茉莉香片》中，却有着别开生面的剖析。爱玲并不是把父与子的纠葛关系表现为单纯的力量关系，也不是单纯表现为新旧观念的冲突，而是突出了形成父子关系的纽带——母亲的作用。传庆对两个父亲的感情，是母亲对两个男人感情的延续。对爱绝望，伤心而死的母亲的悲剧，又宿命般地在儿子身上继续了，然而儿子的悲剧比母亲更深刻——母亲在两种道路中理智地选择了其中一条，虽然违心，也算她自己的选择；儿子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母亲不爱的人的血，在儿子身上流淌，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即使厌恶仍然无法逃脱，即使憎恨仍然寸步不离！传庆变得有暴力倾向起来，他不是本来就这样的，他的暴力，是因为得不到爱而进行的报复，和他生父的暴力，本质上是一样的。
父亲爱母亲，母亲不爱父亲，吞云吐雾的父亲与继母，一个有着女性美的男孩在母亲的余温里生活，父亲对儿子不好，因为妻子不爱他……这些场景，这些纠葛，这些似是而非的缠绵，差不多就是爱玲家庭生活的纪实。回忆了近一点的香港生活，产物是沉香屑里的两炉香；向上追溯得远一些，到自己的家庭，父母的婚姻纠葛，姐弟两个的生长背景，便是《茉莉香片》。
从文学成就上说，由于张爱玲父母生长于五四新鲜的自由空气中，他们当时也都是富家子弟中的新潮人物，因此，爱玲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小说《茉莉香片》暗合了新文学作家对父子关系的反叛主题。但是，她的主题要比他们悲哀得多，就像传庆，他反抗的不是某种可以反抗的旧观念旧思想，他如果要反抗，只能反抗自己，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的就是一个他母亲所不爱、而她的家族要求她嫁给他的男人的血。这怎能挣脱？
※※※
离开《茉莉香片》，张爱玲暂时离开家庭阴影的回忆，将目光投向都市中成年男女的微妙关系。首先是《封锁》。背景是封锁中的上海。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整个城市静了下来，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水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静过。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一个山东乞丐浑圆嘹亮地叫“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拉了警报的街上，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因为封锁而被滞留的电车里，文明被斩断，电车里的舞台上，充满了一种原始的荒凉感，在那里，一切文明社会的面具都被摘下了，乘客在陷入可怕的空虚的同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可喜的解脱。
电车里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吴翠远。她是一个单纯的女人，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她又顺理成地成为她现在这个学校里的英语助教，不出色，但也没有人指责她不称职。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让别人操过心，可惜的是，她也从来没有让别人瞩目过、注意过，包括男人。她给人的印象，就像她那雪白的肤色，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就像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白而没有款式。
电车里除了女人还有男人，除了吴翠远还有一个35岁的都市体面男人吕宗桢。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守规矩的市民，反正，他很少单纯是一个男人。可是，在这里，在这时空割断的电车里，他单纯是一个男子，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哪些身份。
翠远原属吕宗桢素不怎么喜欢的那种女人，她是那种美得有点模棱两可的女人，不鲜艳，不招摇，脸上的表情永远淡得惟恐唤起公众注意，很难引起男人由衷的向往。电车里，他为了躲避他老婆的一个他所讨厌的亲戚，偶尔和翠远交谈了几句，便突然觉得和她交谈很愉快，他看着她，她红了脸，让他看见了，他显然很愉快于她的脸红，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在这大家都不知道底细的空间和时间里，男人让女人觉得她是女人，女人让男人觉得他是男人，大家都重新发现了在文明社会里久违的快乐。她那原本不为他所喜欢的特点恰恰又成为了他喜欢她的理由，看着她低眉浅笑的样子，宗桢断定翠远是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
他们在车里恋爱了，恋爱着的男子向来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里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好在初识在车里，她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们愉快地恋爱着，为了她，宗桢打算重新结婚，翠远也想背叛家里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要这个不很诚实、不很聪明——但却是一个真的人。毕竟真人难遇，这世上好人要比真人多。
他就是个真人吗？或许在车上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确乎是个真人吧。但是，不行啊，他还得回到那个要求好人的社会里去。他不能让她继续快乐下去了，他又恢复成好人的面貌，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他不能让她为了他牺牲了她的前程。令人惊愕的突转，是因为封锁快结束了。
封锁结束了，叮玲玲玲的摇铃声中，电车又当当当地往前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群里，他并没有下车，遥遥地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可对于翠远来说，他等于死了。对于吕宗桢来说，到他在餐桌上阅读女儿成绩报告单的时候，翠远仅仅成了一个模糊的面影。也不怪他——那本来就是一张天生使人忘记的脸。然而，那张脸也曾使他觉得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只奈何瞬息间万变。
掩饰着的痛苦当然有，当他看到灯光中趴在地毯中间装死的乌壳虫的时候，他的手心汗潮，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为何？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然当他回想起自己遥远的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他还是为自己自豪。文明社会中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是个好人，在他人目的注视下。
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在压抑的生活里放纵自己做最荒唐的事情，可是，不管怎样，一次又一次，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像蚊子嗡嗡飞绕着叮他吮吸他。多少次，振保在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决心改过自新，又成了好人。
爱玲说过，很多坏人，仔细分析起来，不过是个可怜人。可怜人，佟振保是，吕宗桢是，即便如《倾城之恋》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英国华侨范柳原也是。《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又把笔触返回一点到清朝遗臣的阴暗的走马楼里，有一缕新鲜的阳光透过阴暗的窗棂照进来。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了。这是一个清王朝遗臣的家，在他们的主人崩溃了30年之后，还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切。白家家族三代20多口人，靠遗产生活在一起，为了一点点的财产，一大家子兄弟姐妹瞪大了乌鸡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回到这杂乱纷繁的娘家，他哥哥花完了她的钱，口口声声“天理人情”，想的却是如何把妹妹从家里赶出去。流苏虽感到这个家不能住了，但她既不能如职业妇女那样靠知识挣钱，又不能如劳动妇女那样靠体力挣钱，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养活自己，又不想失去大家闺秀的身份，流苏离开家的惟一道路就是与有钱的男人结婚。
偶然的机会，白流苏认识了从英国回来的青年实业家范柳原。范柳原的父亲是中国人，很有钱，当年和在伦敦认识的华侨交际花秘密地结了婚，生下范柳原，范柳原在英国长大，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父亲在中国有妻子，因此范柳原的母亲一辈子也没能回到中国。范柳原没有法定的中国身份，他母亲死后，他孤身一人流落伦敦，很吃了些苦，直到他父亲死了，他是他父亲惟一的儿子，才终于得到继承权。身在异国，找不到他人认可的范柳原，人生最大的情结便是对父母故土的情结——中国情结。一向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的范柳原，被有着离婚史的、28岁的白流苏善于低头的中国风韵所吸引，自是那一低颈的温柔，有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便以为从她身上找到了真正的中国女性美。他对流苏说：“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他就为她的这一点而吸引。于是，范柳原策划将白流苏引到香港，他们两人在香港的浅水湾饭店、浅水湾海滩等背景下展开了意味深长的恋爱游戏。
他们是一对自私的男女，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说到底，在流苏的思维里，只剩下再婚，整个过程中她用尽心思与范柳原捉迷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范柳原娶她，得到一纸婚书的承诺。她的本钱是即将消逝的青春，她的仍然诱人的身体。30岁的她还不怎么老，她的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
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白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的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她不是不知道这个世故精刮的男人是靠不住的，但她在镜子里自己残存的容颜中找到了最后一丝勇气，她出走了，跟着范柳原，用她30岁最后一抹娇弱的风采做赌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
流苏是十分功利的自私，范柳原是十分浪漫的自私。他之钟意流苏，可能是因为流苏身上有旧式大家闺秀的神秘，又有少妇的成熟，再加一点破落户的沧桑，引起了他无限的想象，与他在风月场上见到的直白的、一览无余的女子全然不同。所以他想得到她，做他的情妇，他喜欢流苏，想把她从上海带到香港去，甚至想把她从香港带到马来亚的原始森林中去，就是不想被捕捉到流苏的婚笼里去。他是一个潇洒、机智、伶俐而狡猾的男人，他当然知道流苏的心思，他不想戳穿她，是因为在她的身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他在恋爱中给女人以美妙刺激的本领。一个人有一项绝技，放着不用自己也觉得可惜。他设了圈套，要流苏就范，他和其他女人亲热，来激她，使她吃醋，有意当着众人面给她造成范太太的声名，他要让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她猜透他的恶毒，所以她始终与他敷衍不肯轻易委身于他。
这一对男女即便自私也未尝不想得到对方的真心，但是，大家都防着。流苏认为像范柳原这样油滑的男人是不可能对一个女人有真心的，所以她宁可先得到经济上的保障，正因为如此，范柳原对她说：“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在世俗的文明游戏中，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墙”。
柳原看着流苏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信誓旦旦的，仿佛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太难了啊。范柳原把白流苏留在香港，让她带着他给她蓄意造成的范太太的空名，住进他给她准备的新房子里，他自己准备回伦敦去了。谁都做不了主，自己的主也做不了，眼看着流苏就要落到她最不愿意的生活里去了。
正当白流苏在为如何消磨岁月发愁时，战炮打响了，战争开始了，范柳原的船没能开出海港，他又回到了流苏的身边。一切原有的秩序都打乱了，就像柳原后来说：“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战争隔断了范柳原去英国的路，这个倾城大祸，让两个人在一起逃难，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比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战争让人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人之将死，其鸣也哀，善良和悲哀一起来了。两人互相担心安危，流苏一个人的时候希望柳原能跟她一起度劫难，现在反而懊悔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颗子弹打不中她，或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的干净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只有她，只有两人可以体恤。两人一起经历了这场浩劫，在随时随地的死亡威胁中，某种温馨的依恋的感情升腾在两人之间。过去的游戏、猜忌和勾心斗角都消失了。
在外面隆隆的炮声中，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哀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战争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两人很快地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流苏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上海。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张爱玲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广阔的历史感，在她的作品中向来唱主角的男女私情仅仅缩成了战争中人的一段故事。表面上看来，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使她成为了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但是爱玲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真有这么圆满的下场。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谁保得定，现在“床前明月光”的流苏不会变成柳原衣服上一颗拈不掉的饭米粒呢？谁保得定？流苏还是有点惆怅。生活的悲哀也就在此吧，汲汲得来的东西到手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万盏灯的夜晚，生命的胡琴咿呀咿呀地拉着，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在尖辣的讽刺中，爱玲掩不住她软弱的同情。同道之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
张爱玲的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就像国人讲故事，一个相同的故事，《西厢》啦，《梁祝》啦，由京戏，到昆曲，到绍兴戏，话剧，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地咀嚼，一遍又一遍，定要维持着一派表面和眼前的热闹。如她姑姑说到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那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爱玲说，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却又总像有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之短暂，因此中国的文学里弥漫着巨大的悲哀，一切人生的感受都统统指向虚无。但是，中国人的悲哀就到这里为止，不再往前想了。我们是个乐观、喜剧的民族，悲剧只是为了增加过程的曲折。
可爱玲不。
爱玲不是一个肯敷衍的人。她不肯把笔停留在眼前的热闹上，她总是把笔触伸到人的灵魂深处，把隐含在内心的欲望赤裸裸地挖出来，她的笔锋如钱钟书那样犀利，如鲁迅那样冷峻，她很佩服鲁迅，觉得他最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女作家当中如冰心、白薇，爱玲是不愿意和她们被读者放在一起的，宁和泼辣勇敢的苏青引为同道。爱玲从女人的眼光和心理出发，善意地嘲讽，更多了一些细腻的生活感，真正的悲哀和喜悦，高尚和渺小，残酷和善良，悲剧和喜剧，都是日常性的。读爱玲的作品，令人觉得张爱玲说的好像就是她自己，娓娓道来中又触目惊心：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她永远在讲她自己看到的生活细节。很多令读者难忘的短篇尤其如此。
《心经》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恋父故事，是一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小说，恋父好像与爱玲相去甚远，但对于年长者的爱是爱玲始终的情结。无论是小寒对父亲的爱恋、还是绫卿在没有父爱环境中的畸形感情都凝聚着爱玲自己的体验。小寒对她父亲说：“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爱玲如小寒，她在和苏青对谈时也曾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在散文《造人》一文劈头就说：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后来她嫁给了比自已年长15岁的胡兰成，事情在这里已经有一些苗头了吧。
另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比小寒更寒冷，那就是《花凋》中的川嫦，川嫦的原型是张爱玲小时候很好的玩伴，爱玲舅舅的三女儿黄家漪。
写完《花凋》，爱玲就算为她簪缨家族的虚礼假情写完了墓志铭，写完墓志铭，张爱玲就算清算了从出生到青春期与“家”中一切的纠葛。爱玲从来不怕别人说她是冷漠的人，她看多了表面不冷漠的人，知道一切底细，她不惮做一个冷漠的人。
旧式大家庭的亲情如此，爱情也如此，其实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白孔的，就比如《留情》里敦凤与米晶尧这对再婚夫妇也不出此例。敦凤和米先生原本不是原配夫妻，敦凤出身有底细的人家，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16岁出嫁，23岁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才嫁了米晶尧——一个留过洋事业有成儿女成双的中年男人，米晶尧和感情多年不和睦的太太分开了才和她走到一起，虽说比她大了20多岁，敦凤觉得多年的等待没有白费。现在很快乐，可也不过分张狂，因为总是经过那一番了，不像年轻时候的张狂和仓皇。也说不清他们两人是有感情还是没感情，米先生为找到这样的第二任太太而庆幸，温柔的，上等的，早两年也是个美人，他庆幸这一次他没有冒冒失失地冲到婚姻里去，却是预先打听好，计划好，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敦凤也觉得庆幸，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和风霜，又回到了可靠人的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对为她缔造了幸福的亲戚们，她不能流露出她的幸福感，只能淡笑着说：我的事，大家还有不知道的？
我是完全为了生活。
对米先生好一点，便急急地要给大家一点暗示，以洗清自己的感情：我还不是为了钱？
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亲戚们对她表面羡慕暗里嘲弄，这世界上好人永远比真人多。
※※※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二十几年后，她又将它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由此可见爱玲本人对它的偏爱。傅雷虽然严厉地批评过张爱玲的小说，但对《金锁记》却是高度的无保留地赞美，在40年代说它是我们文坛最丰美的收获。美国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的评价就更高得吓人：“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所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张爱玲的篇幅最多，而在对张爱玲的论述中，给《金锁记》的篇幅又最多。《金锁记》是一篇写女人的小说，写女人的小说何其多啊，但几乎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将一种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人战栗的程度。这就是《金锁记》。
小说用的是回忆性的调子，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千年的月亮静默如初。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小说从曹七巧结婚五年后开始讲起。
曹七巧原是乡下开麻油店的小户人家的女儿，他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把她嫁到上海富室姜家，做了姜家的二奶奶。时间：辛亥革命已经好几年了，满清覆灭，汉人光复统治，满清遗老四散；地点：上海租界姜公馆里。姜老太爷曾为清朝高官，现已去世，公馆里住着姜老太太和三个儿子全家及佣人们，一大家子全靠遗产生活。二儿子是个患骨痨的残废人，终生卧床，曹七巧嫁给残疾人，这桩婚事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虽然起初她还生了一儿一女，但是她丈夫完全瘫在床上病入膏肓，她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守着活寡，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她忍受下来，戴上了黄金的枷锁。正常的情欲得不到发泄，她变态了。
自己不幸，就迁怒于人，七巧恨透了丈夫，恨透了姜家，更恨透了自己势利的哥哥嫂嫂，恨透了一切生活正常幸福的人。她撺掇婆婆赶快嫁出小姑子，等丈夫死后好分一笔财产。她正年轻，需要肉体的爱，她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小叔子姜季泽是惟一有望满足她情欲的人，她千方百计靠近刚刚娶妻的小叔子——一个不务正业寻花问柳的阔少，勾引季泽，七巧颤声对季泽道：“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得那样儿，还成人吗，还能拿他当个人看？”她在季泽身边坐下，伸手贴着季泽的腿：“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季泽虽也和她开着轻佻的玩笑，也常走马章台征声逐色，但不敢招惹自家的兄嫂，犯不着这样，尤其像曹七巧这样口没遮拦、脾气怪躁的女人，他立刻起身走开了。七巧苦恼，七巧的苦恼谁也解答不了：
“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幅画像是古中国禁锢在深宅大院里所有女人的定格像。
终于熬出头了，小姑子嫁了，婆婆和丈夫都死了，姜家分了家。财产，这是她嫁给姜家，戴着金锁，用一辈子幸福换来的惟一的东西，惟一的希望，然而她们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虽然她也分到了一笔不小的财产。
她搬了家，自立门户，担当起男主人的角色，就在她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季泽突然来到嫂嫂家，向曹七巧述说起对她的感情，七巧陷入了沉思：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己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意想不到的幸福，使七巧一时迷惑，如陷梦境，看着季泽的眼睛，七巧的头脑中紧张地斗争起来：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她。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呵！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是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十年前拒绝了自己的季泽，十年后来向自己求爱，什么原因引起这奇迹般的逆转呢？多年的明争暗斗教会了七巧自我保护。七巧很清楚，十年前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不同就在于如今她终于拿到了钱。无疑，七巧爱着这个男人，问题是，这男人爱自己么？
他果真是来求爱的么？还是以爱为武器来骗钱的呢？他究竟是爱人呢？还是敌人？确实七巧感情难以自持，但对于她来说，金钱代表了她生命的斤两，她不能毁在这上面：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先得证明他是真心不是。黄金欲使她拿出审慎的机智试探着，果然看出季泽是想哄走她的那几个钱的，这使她大怒，她破口大骂，把手中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掷去，打翻了桌上一杯酸梅汤。
季泽走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她刹那间悔悟过来，急忙提着裙子到楼上，从窗户里再看季泽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她的一生被黄金给葬送了，这惟一一次实现情欲的机会也为黄金所破坏，再也不会有了。
她成为一个彻底的牺牲品，开始还是别人的错，到现在她自愿地将错误进行到底了。从此，她也看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幸福，她要破坏儿女的幸福，她要儿女为她殉葬。
儿子长白新娶了妻子，她偏当面羞辱儿媳，阻碍儿子与媳妇同床，探听儿子和儿媳的隐私，把儿媳说成是荡妇。她让儿子彻夜地在烟钵前为她烧烟装烟，让儿子把毯子铺在烟榻旁过夜，她眯缝着眼望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
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我打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几时起变得这么不孝了？”
……“你若还是我从前的白哥儿，你今天替我烧一夜的烟。”
在疯狂变态的家庭环境里，儿媳死了，后娶的姨太太吞鸦片自杀了，他的儿子从正常人的生活回到他母亲为他安置的黑暗角落里，在别人看不见的墙角一隅苍白至死。
女儿长安的一生，比哥哥长白更有起伏变化，七巧和女儿长安的纠葛是小说后篇的重点。
长安的一生，是为了难言的自尊而不断放弃的一生。
因为七巧的疑惧，她放弃了少年的欢乐。小时候，记得有一天，表兄妹们在一块儿玩时，长安
登上高处不慎摔下，被暂住在家里的表兄——七巧的侄子接住，正巧被七巧看见，七巧将他痛骂一顿，赶出家门，然后教育长安，“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帐。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容易守住。教你以后提防些……”长安打小便成了个拘谨的姑娘。
因为七巧的心血来潮，她在13岁时被裹脚，一年后放松，再也不能恢复原状。
长安的人生有过两次短暂的快乐时光。
第一次是住进寄宿学校的半年。因为姜家大房三房里的儿女都进了洋学堂读书，七巧为了跟他们较劲，便也把长安送进了沪港女中。学校的集体生活激活了她的少女本性，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然而，因为丢了几件衣物，七巧闹着要到学校去找校长说话。想到母亲会在同学面前丢脸，她感到无边的恐惧，为了保住自尊，她决定不再上学。她划了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便结束了她短暂的学校生活。
然后，是沉沦。
虽然时时与母亲怄气，但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她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七巧为了不要女儿见坏男人，教女儿抽大烟，未出阁的小姐，没有其它的消遣，一心一意的抽烟，抽得倒比长白还要多。眼看就要成死灰。
然后，在死灰中有了一次复燃的快乐。
近30岁的时候，堂妹给长安介绍了大她几岁、在德国留学八年刚刚归国的童世舫，童世肪对长安那传统闺阁小姐楚楚可怜的韵致很满意，不久，两人就订了婚。她重新认识到了人生可以自主的快乐，像换了个人似的。她拼命戒烟，想把快乐留下来。这是长安人生中第二段愉快的时光。
晒着秋天的太阳，两人并肩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她以为新式的男女间的交际也就“尽于此矣”。童世舫呢，因为过去曾有的被新潮女性抛弃的痛苦经验，对于思想的交换已抱着怀疑的态度，有个人在身边，他也就满足了。
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栏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然而，有她母亲在，快乐长不了。
看着女儿的快乐，七巧冷言冷语道：“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的门，趁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别这么摆在脸上呀——叫人寒心！”她变态的心中容不得女儿幸福，当面羞辱女儿，骂女儿不要脸。她约童世舫到家里来吃饭，寥寥几句话就毁了女儿一生一世的前途，当着童世舫的面，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用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解释道：“这孩子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呢。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由着性儿惯了，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童世舫从花梨炕上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难堪的落寞：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
童世舫看着这个瘦小的中国老太太走上楼梯，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只留下一个背光的背影。长安静静地送童世舫到庭院里，脸上带着稀有的柔和，她的藏青旗袍上有浅黄的雏菊，她就是这无力的雏菊，她早知道她的母亲是这样的，会这样做，她没有能力干涉，关于她和他，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七巧，她不幸福，她也要毁了儿女的幸福，要儿女为她殉葬。曹七巧用这种变态的手段来报复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但是，在这阴惨的胜利之后，她又得到了什么？
30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娘家的人恨她。夜深人静睡下的时候，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浑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能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没有如果。七巧一个人躺着，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懒得去揩拭，由它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