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橙红：倾城之恋
（1944-1947）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爱玲的作品于人生是贴切的，贴切得如此不可思议，地点由香港换成上海，张爱玲自己就成了剧中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文集》
）。真的吗?有时候文字与现实还是隔着距离，张爱玲也总算年轻轻就能够透过纷乱的现世生活去看它底子的人了，可是，事到临头，又有谁有力量挽住这翻腾大时代的激流和奔腾人性的激流?在乱世中，想做一对平凡的夫妻也非那么容易，不光是乱世中的生死威胁，更大的威胁是这烽火硝烟也难以掩盖和压抑住的人性之奔腾。当日本侵略军踏上睡狮的脊背时，他首先扼住了上海的咽喉，上海沦陷了，成了一座与母亲断脐的孤岛。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这一个个异常寂静的大白天不是单独的，他们衬在一个郁郁苍苍、悲凉热闹的背景里。在一个阔大的时空交叠的背景里，在没有衬托的天地中，光秃秃走来两个人。张爱玲，登上了她在文字的流丽中虚拟了百转千回的爱之舞台。她遇上了一个人：胡兰成。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出身寒门，却是个才子，有满腹经世之才与入仕之志。寒门出身，人生起步伊始的基石是无法自择的。他没有张爱玲盛大气势的资本，可以倨傲地说：所有辉煌的祖宗只在她“死的时候在她的血液中再死一次”，他无权这样说，他的祖先不过是在荒村野外某一处不可知的地下找一安身地，或许连丘冢也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从零开始。低微的起点与远大的抱负在胡兰成身上，在所有类似胡兰成这样的男人身上成了一种参差和对立，两者差距所形成的力量，在时代风云中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贫寒的门扉终难完成大开大阖，必须另辟天地，他只能自择而又无法自择地走上背叛、出卖的不归路，踽踽孤行在民族同仇敌忾的群体之外。
自从上海沦陷以后，上海——偌大的城市，所有的正剧都谢了幕，门阖着，幕也合上了，整个如空城一般。大批正直有骨气的文人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纷纷逃离；未走成的人，也隐姓埋名，韬光养晦，民族责任感与荣誉感如一柄利剑悬于每个正义者的心头，使他们噤声，保全着文人的清节。人声、言论是一种背景，失去了背景，天地是如此苍寥而寂寞，以致如有人发出声去，仿佛清晨睡醒后的说话声，陌生得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声音还是别人发出的呓语。乱世中有太多离奇的故事，离奇地，在没有人声回应的空旷冷寂中，无声地上演一幕幕闹剧，一批批泼辣有力但转瞬即逝的小丑轮番登台，装点寂寞的门面。
胡兰成，有满腹的才华与学问，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着年轻人挥斥天地方遒的锐利与机警，自恃于雄才与大略，常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评论，1936年，他在《柳州日报》一篇政论惹下麻烦，被桂系第四某团军的司令部监禁了33天，却因此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兰成亲日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同志者甚少的汪精卫的目光，从而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举升迁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走上了士人成功征程惯常的第一步：御用。胡在汪精卫的喉舌报《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任总主笔，大肆展开卖国求荣的舆论功势和思想侵略，当时这份亲日派最重要的报纸上洋洋洒洒的社论皆出自这位才子之手。然而不久之后，不知事出何因，也许是伪政府内部人事倾轧，也许是因为胡兰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级之罪，惹怒了中国主子汪精卫而被关押起来了。胡兰成和苏青早就认识，在他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张爱玲因为从苏青那里久闻他的才名，对他的境遇动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苏青一起到汪精卫的另一同道者周佛海家，为胡说情。说情虽未奏大效，但在张爱玲年轻的女人心里，第一次为一个男子的生死牵挂了一回。而此时，胡兰成尚不知这世上有个张爱玲。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线，回眸胡与张的人生线，在这一时间的定点上，张在高，胡在低，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相遇的联系。
胡兰成有名士派的逍遥，他是个极不稳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却无法聚拢来固定地寄放于一物一事一人一处，他的情感是恣肆的，无法驻脚，没有驿站。大而言之，是对祖国民族大众，小而言之，是对婚姻家庭情人，甚至对他自己也是这样。在汪精卫处的吃瘪，反而使他投靠上了更大的主子，直接与日本军政要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大主子出面周旋，傀儡哪敢有二言?于是，胡兰成不久就被放出，暂时在南京的居室中赋闲养病。一天，在南京石婆婆巷20号家中的院子草地上，就着冬日昏昏的太阳，胡兰成悠闲地躺在一把藤椅上，看苏青从上海给他寄来的《天地》月刊，上面有张爱玲的一篇小说：《封锁》。冥冥中一切仿佛都有定数。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阳光枕着寂静的城市睡着了，重量压在人们的心上，使他们想活动，想呼喊，想找点事情做做填补这空白与空虚。于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抛弃了一切背景与衬托，重返太初的单纯。家庭状况、工作职业、教育程度，甚至貌美与否，都成了无关大碍的身外之物。在太初的简单里，男人使女人发现了她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女人气息，女人使男人发现了他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男人气息。封锁开放了。摇晃的解禁铃切乱了时间，也隔远了空间。男人消失在人群中，对于她，他已经死了，虽然他还在曾一同患过生死的避难港中，却看不见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就是《封锁》。胡兰成为《封锁》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旋即又和作者不可思议的世事洞明深深共鸣。他仔细地一读再读，“张爱玲”三个简单的中国字组成的最简单的中国女人的名字，因为不俗套的故事与不俗套的人生领悟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之后，他又在苏青寄给他的另一期《天地》上看到了张的一篇散文和附着的一张爱玲自己也很满意的照片，仿佛获得了实证似的，一位如此年轻美丽的小姐!这位名士派的御用文人在如此美丽的文字与如此绚烂的生命面前，不觉变得单纯起来了。这种单纯是千百年的历史继承不变的男人原始的简单!他不禁要怀疑起世间造物的神奇，意外到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气候里有如此奇迹，他想，这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样美好如此气魄的人与文会是真的?
1944年2月，胡兰成结束在南京的赋闲隐居生活，复出，回到上海。他一下火车，不回自己在上海妻室的家中，径直去找苏青，关于他刚获知的这个文艺上的意外，他想自己发现个究竟。苏青告诉他爱玲是不见人的，但难抑求见之心，他还是向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迟疑中，苏青还是把爱玲与姑姑同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胡兰成便去看这位令他几乎怀疑其真实性的年轻女作家。张爱玲是西洋作风的，隔着公寓的门扉，她知道门外站着胡兰成，不知是遵循她严肃的欧式交际观念，而将这位没有预约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还是要用门扉掩住她那颗惴惴而踊跃的心灵。总之，这位没有带名片的兰成先生只得可怜地入境随俗，从门洞里塞进一张写着自己地址及电话号码的纸条，怀着无法实证奇人奇事的失落与心中无数的等待，怏怏而返。这是他们第二次没有相逢的联系。
其实，或许爱玲也早有心见一见这位只在报章字墨的犀利挥斥中见识过其才情的才子，也或许仅出于礼节性的回访礼貌，也或许是青年女作家初识被人崇拜的喜悦……反正，事情没有让胡兰成太失望，等待也不是太长久，时隔一日，午饭后张爱玲便来了电话，说她到他家里来看他。那时他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家中有他的太太胡氏，离爱玲的家并不远。守时的她很快便到了，23岁的张爱玲走进了胡兰成的客厅，一坐就是五个小时。所有的结局都已包含在最初的那一刹那。四目相交的那一刻，张爱玲大约即已明白了将要来临的那些恩恩怨怨。可她又收不住她的冲击力，她以无言的力量冲击着这位38岁、富于社会阅历、情感阅历的中年男子，冲击着他囿于定型的思维与审美。
“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爱玲的想法是这样。现实竟和想法一样，又是定数?
仿佛唐璜，也仿佛名士柳永甚或府官白居易，才子总是多情。胡兰成外形修长潇洒，健谈，有过人的才学与智慧，随便什么话题都能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更有落拓不羁的名士风度，总是破坏着规矩与方圆。爱情与恋人，他是虔诚的追逐者，却从没有长久的停留与专注，在他，众多的恋人是不矛盾的。也许是他一贯的作风使然，爱玲与他相遇在他上海的家中，这里有他的妻室，而此时他在外面尚有艳遇几多。
胡兰成是见识过美人的，况且张爱玲也不是美人。但是，当胡兰成初见爱玲，虽然感觉眼前所见的与脑中所想的全然不对，可是张爱玲那连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的独特性，完完全全地破坏了胡兰成对于美的定型看法，只感觉一旦遇到了真事，把他常时以为很懂的“惊艳”全破坏了，只感觉惊亦不是那种惊法，艳亦不是那种艳法。
张爱玲实质是瘦且高的，可坐在那里，仿佛人很大，坐在胡家的客厅里，使客厅都显得不合适了；可是，又使人不知所以地觉得她一副幼稚可怜相，待要说她是个女学生而已，
又好像连女学生的成熟也没有。张爱玲的文章是一派富贵气象，可人们看了她的人之后，不觉地要感慨战时文化人原来很苦，她那么瘦，且缩缩的，转尔一想，她仿佛又不能使人当她是个作家，仿佛一个新到世上的人，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还没有适应过来，瑟缩得很。
张爱玲极讲究服饰，可漂亮的紧身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又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仿佛她是个新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有身份有价值的衣料，对于她，都还无法按上相应的品级；又如十七八岁成长中的小女孩，衣服与身体很不配合地彼此叛逆着。张爱玲的文章洞见世事人生，显出非常的练达人情，想来该是个处事圆熟的人了。现实中又全非如此，她的神情，仿佛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个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故意不理地显出一副正经样子。
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子，没有很强的生命力；也不是人们惯见的那种美人，本没有很大的魅惑力，然而，她却使胡兰成大大地“惊艳”了。总算确信这是个奇迹。傅雷在评论张的文章时忆及一位旅外华侨的闲谈，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仿佛是征兆。千金小姐沦落民间，与普通的小女子一样，爱情——沉醉中几分惘然，快乐中几分喟叹。她说：恋爱着的男子向来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有人说，其实张胡的相识完全是一篇俗套的言情小说的开头，老掉牙的、千篇一律的男女把戏。但活在世上的我们，谁又能够真正脱离俗套?我们只不过用了一些动听的言语来粉饰我们贫乏单调的生活，使一些平凡的事情仿佛沾染上了点点浪漫而已。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美丽与恶浊。也有人说，乱世中的一段姻缘，既没有浪漫，也没有传奇。一个少女与一个男人，因为某种牵引、某种需要，无意中走在一起，然后又在历史的烟云中渐渐淡去，以至于无……就像弄堂里偶然走过的一对男女那么简单。
但活在世上的我们，谁又能真正脱离原始的简单?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辉煌与简单。而况虽然看来一样简单，但在心灵中掀起的波澜却因人而天差地别。
何况，胡兰成有他“可爱”的一面，如他的才气，懂女人，他的善解人意，他的才情与道德分离的力量，自有一种男人风情。胡兰成是一个很懂女人的男人。张爱玲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他们无疑符合快乐组合。爱玲又说：爱是热，被爱是光。胡兰成，人事沧桑，才情横溢，情趣别致，赤子野心，所有如此的丰富性，散发出巨大的热力，照亮了这个只有在不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生命快乐的、敏感纤弱的女人。
在胡家的客厅里，胡兰成高谈阔论，细声柔语，张爱玲的放恣才华在胡兰成的口若悬河中归于沉默，张爱玲的锐察利见在胡兰成的纵横捭阖中归于宁静。无论胡兰成纵横时事，谈及古今，还是对她生活的切察体贴，爱玲都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甚至像她这样的作风与性情，竟也毫不介意一个几近陌生的男子问她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年轻小姐每月写稿能有多少收入。又有哪个女子能拒绝一个有好感的男子对她哪怕是过分的亲热呢?两个人一个侃侃地谈，一个静静地听，从午饭后一直到天降夜幕，五个小时的长谈而无倦意。
张爱玲曾为狱中的胡兰成求情无法得见，胡兰成曾登门造访张爱玲而未许见，经过两次单方努力的磨合之后，他们终于愉快地相遇了。几乎第一次见面就不自觉恋爱了，因为胡兰成的一句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如果不恋爱，如果不是恋人，有什么不可以?此时两人并肩走在张爱玲归途中的一条弄堂里，张爱玲看看身边这个久闻大名初次谋面的男人，对于如此亲腻的话，几近诧异，几乎反感，但两人走得是这样的近，她的心不由自主因温柔而拉近了。一句话便避免了躲躲闪闪冗长的过程，他们都不是俗人。
张爱玲给胡兰成带来的新鲜惊喜使他不再囿于定型的判断。不遇的才华源自这样一位年轻静默的女子，只有“好人好事”能形容这种感觉，“好”包容了一切喜怒哀乐，仿佛人临仙境，初识珍禽异卉，多不识其名，说得出的只有“好”字。而在张爱玲这边，因为一向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胡兰成或刻意或本能的才华尽现，使她仿佛进入了现实生活以外的另一重天地，在这想象的天地里，仅是单纯而纯粹的男子与女子，于天地间相遇，只需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第二天，胡兰成又去回访张爱玲，张爱玲穿着宝蓝色的绸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迎接他。她的大大的脸像月光一样柔和，阳台外，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月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她房中的摆设令这位见惯豪华场面的伪政府官员感觉到一种刘备到孙夫人房中的兵气，家具与陈设本极简单，亦不见得值钱，却带着一种属于现代的新鲜明亮的刺激性。正如张爱玲，张也是个静默无言的人，也有一种莫名的刺激性。胡兰成由此悟到：好的东西原本是使人感到稍稍不安，并不能使人安之泰然的。爱玲后来告诉他：这房间还是她母亲出国前布置的，如果她自己来布置的话，她更爱刺激的颜色，像赵匡胤形容初升旭日的“欲出不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那样火红刺激的颜色，就像小时候画画时候爱用橙色作背景，虽是不合道理的，却自有一种暖和亲近的感觉。
自然，依旧是一个谈的多，一个听的多，可谈话中微微地有着舞斗的成份，男欢女悦，一个似舞，一个似斗，薛平贵与代战公主阵前相遇，亦舞亦斗，苏小妹三难秦少游也是这样的意味，这是爱情海滩边的戏水，戏噱而已。
胡兰成对张爱玲说起她祖父张佩纶和李鸿章小姐李菊耦以诗为谋的佳话，为的是讨爱玲的欢心。爱玲很高兴，把两首诗抄给他看，可她又随意又肯定地说：祖母并不怎么会写诗，这两首诗都是祖父的改作。张爱玲随随意意地破坏着佳话，也随随意意地摧毁着自己家门贵族的背景。她曾亲眼目睹了浮华世家悲凉的迁徙，因而她更渴望更尊重平稳真实的人生。这种渴望与尊敬给了她哪吒般的盛气，刳肉还母，剔骨还父，像哪吒般用荷叶藕重做自己的莲花身。这样的破坏使胡兰成诧异，更使他泰然，因为这样的态度与气度也同样能破坏掉他贫寒的出身，贫寒的出身一直是他心灵的窘迫。好在这是乱世，是孤地，是封锁中的时空，只有人，忽略背景。
胡兰成当晚回家难抑激情，写了一首新诗和一封信给张爱玲，评她的人与文，两人惺惺相惜，故颇道中爱玲的心事。
爱玲的回信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一个女子的心，看她选的恋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隔着近一个世纪的距离，我们来看她的这个恋人：他不过是一个深藏着自卑情结的乡村才子，不过是一个已有过两次婚姻的已婚男子，不过是一个已年届38岁、喜欢追声逐色的中年男人，更不过是一个为侵略者服务的变节者，一个热心于政治勾当的投机分子。可正是这样一个人，成为张爱玲千万年之前、千万人之中等待着的那一个。他不是体面的正道中人，可他又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才子类型：道德与才情分离的才子类型，这种类型素有他们独到的风情。爱玲对于人生尘世是理智、机警、聪明、玲珑不过的，可所有这些都战胜不了一颗渴望与另一颗心深深际会的女儿心。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人心与人性。而况这是封锁中的相逢，太仓促的生命太浮游的情感太急迫的威胁，他走在怎样的路上，已不那么重要；两个人是不是走在同样的路上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颗心总是热的，两颗心总是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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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往往就变得不寻常起来，恋爱就是这样让人直见真性情。另一方面，再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起来，她的开心与烦恼也都往往与寻常女子毫无区别。自从胡兰成与张爱玲有了那一封信一首诗一句话的言语往来之后，心扉豁然开朗，关系日近，他每隔一天便去看她，俩人在房中坐谈共好的文艺。胡兰成如此去看了她三四回之后，有一天爱玲忽然很烦恼，很凄凉，表现出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并且在他走了之后，给他送去一张纸条，叫他以后不要再去看她。胡兰成是何等灵敏之人，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女子除非真正爱上了一个男子，否则她是断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的。自信绝不会因为去看望她而冲犯了她，他料中这仅仅是恋爱中必须越过的一级常见的台阶而已，于是，胡兰成在她送纸条的当天又去看她，情状果不出他所料，一个多有主见的女孩忽然这样前后矛盾，待兰成去了之后，她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地接待他。过了这一槛，两人以后便天天见面，对方的心都变成透明的，再也不必凭借任何托辞来遮遮掩掩了。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供职，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美丽园妻室的家，总先去看爱玲，一进门仿佛丈夫回家对妻子自然地说：“我回来了。”
只要在上海，胡兰成便晨出夜归地去看爱玲，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也都不想了，只是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审美观，乃至整个为人处事的方式，爱玲都与胡兰成截然不同，这样两个完全迥异的人碰在一起，倒格外新鲜诧异。张是冷淡、自私、不喜关注外界，恰与胡兰成的多情、热闹、雄心壮志两峰对峙。可在双峰对峙之间又有热流暗涌：两人的交谈欢悦，轮回轮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独特女人恋爱，新鲜诧异中流动的是欢愉的气息。张爱玲情窦全开，她是率直天真的，率直天真地坦露她人格中真实的矛盾性：她将小女孩成长中幼稚的玩物和思想中令大人害怕的老人样的成熟全搬到了胡兰成面前。在他看来，幼稚与老道，琐屑与庄重，物质与精神，一切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到了她身上都和谐地融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好处。
胡兰成提起他在《天地》上第一次看到的张爱玲的那张相片，第二天她便特意取出，给他背后题上了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她的爱之告白，她接纳了胡兰成的爱。从尘埃里开出的花是爱玲全盘托付的心。每每当胡兰成暂离上海去南京供职，爱玲便充满了离愁别绪，一个不易动感情的人一旦动起感情来简直如飞蛾扑火般热情。她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独特的女子自有她的不寻常处，爱玲不是一般女子没有收梢的缠绵悱恻，她自有她的辛辣新奇。爱玲有种种使胡兰成不习惯的思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他觉得她是自私的，可又觉得她的自私不是一般的小气，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也受不得，仿佛小时候宁可看着张干的柿子在抽屉里白白烂了也不肯去告诉她，出于奇异的自尊心，拳拳地要保护自己。可她又是顺从的，虽然她的才华不在他之下，爱玲一直信奉爱一个男人的前提是必须崇拜他，所以对爱玲而言，胡兰成无疑什么都是好的，即便不是好的，这不好终究也是属于她的，所以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比如兰成和爱玲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渴望表现一个名士不绝万缕的才思，可在语言感觉这么敏捷准确的爱玲面前，又觉得说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却始终调不到正音，丝竹之音往往变成金石之声。看着他改了又悔，悔了又改的懊恼烦乱样，爱玲俏皮地说他仿佛山西梆子似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了，说着这样贬损的话，心里是刺激的快乐。其实只要是他在对她说话，不管说的是什么，都是“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生活的态度上，爱玲往往以她大破坏的气魄，冲击着兰成几十年阅历积淀下的囿于定型，他震惊诧异，细思量，往往觉得正是他潜意识想破而不敢破的所在。
对于父母，对于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童年，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应该心存感激，尤其是像胡兰成这样用乡野柴扉中的乳汁哺育大的农村孩子，可在爱玲看来却没有这样的应当，她不认为童年与学生时代有父母赐予的幸福。童年时代浑沌悠长的日子，少女时代不安而不快的心境，永远地沉淀成生命的缺憾，不可弥补。所有这些回忆的背后、前面或当中，有父母多少理不清的纠葛?她不在意父母，一个人住在外面，惟一的弟弟偶而来看她，她也一概无情。中国人在人伦道德中已习惯的规则被她破坏掉，这种破坏的勇气也感染了兰成，冥冥中也为他自己游离于民众的行径找到支撑的理由与力量。爱玲出身名门，末世千金小姐铅华落定的回归给了她真正平等的眼光，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她分析评论判断世事，既不姑息君子，也不姑息小人，在一般人看来，好人与君子即使作成了悲剧，总有可以被原宥的理由。可爱玲认为，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她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厉。这种能平视王侯的真正平等，对于虽有鸿鹄之志却又想保持名士派头的胡兰成而言，无疑大开眼界，大为受益。
爱玲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另有一些可爱处，是单纯的女子令男子亲近心动的地方，仿佛世间任何一最平凡的女子在恋人面前爱娇的表现。她喝浓茶，吃油腻烂熟之物，她不常买东西，可总不亏待自己的嘴巴。在饭菜上头绝不悭吝，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有余钱她买衣料与胭脂花粉，打扮给爱悦自己的男人看。她对他谈起她母亲对她淑女化教育的理想，那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彻底失败，她说着，带着女孩子捣小乱后由衷的开心，因为捣乱对于女孩子是不经常不容易的事。她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千金小姐，这个西洋化的漂亮妇人从女儿小的时候就有心要训练她做个淑女，教她如何巧笑，如何在镜子里寻找自己最美丽的表情，告诉她没有幽默天才就不要乱说话，可她到底令她母亲灰了心。她道：“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肤便是於青，我就用红药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如此。”这样说着，又开心地笑了。胡兰成看着爱玲咧着嘴对他大笑，或者单把喜孜孜的表情挂在脸上、自己忘了笑下去的傻里傻气的样子，这个多情而又滥情的、有勃勃野心的、在政治圈子里经验老道的中年男人，他的心也不自觉地变得温软潮湿起来，他觉得她于他是这样可亲可近。可这情感能驻留多久，他倒不由得为自己的易变忧虑起来?
胡兰成终究是一个不讲究专情的男人，即便在与爱玲最两情相悦的日子里，他有的也只是名士艳遇后自我肯定与自我膨胀的快乐，而不是要把自己的情感盛注起来变成对对方郑重的承诺。他告诉爱玲，虽然他身处南京不在上海却并没有相思，每次小别，他亦并无离愁，就像刚过了热闹放纵的灯节，对于新来的平常日子倒发现另有新意。对于女人，爱情就该朝朝又暮暮，所以银河分离是泪水满河，可对于这个放情的男人而言，朝朝暮暮的爱情太麻烦，这样别离三两天的异地而居倒更有新鲜感。他还颇有感悟地叹曰：“只说银河是泪水，原来银河轻浅却是形容喜悦。”听着他这样颠倒逻辑的慨叹，爱玲默然，出于一已的自尊，也不敢有太多的表白，却又因为无以言说的相思之故经常写信给他。他捧信在手，感觉到一颗托付之心的份量，可这沉甸甸的感觉依旧不是责任感，虽有爱悦，也不是默存心底的无限牵挂，而总想把被爱盛得满满的心时时倾倒出来。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他晚上从爱玲那里出来，顺道到朋友熊剑东家，剑东夫妇和朋友在打牌，他坐立不安地在牌桌边呆了一会，想要啸歌，想要说话，想要把心底连电灯儿都要笑的狂喜喊出来，于是他又一路啸歌地回去了。这些洒脱、狂放与无以比拟的名士派头，深深地迷醉了不谙世事的爱玲。他虽不是全好的，可他的可爱是她的，他的洒脱是她的，他的或好或坏的地方都是她的，这让她感觉到从小到大情感天地从未有过的安稳与充实。生活又有小波折的别趣。爱玲有一次跟炎樱谈起，两个女性朋友之间会因为各自丈夫而存在难言的微妙关系。
貘(即炎樱)：妒忌这样东西真是……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如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如果是你呢?张：我也要妒忌的。
（《双声》，《张爱玲文集》第4卷。）
生活里真有这样微妙的心情出现。爱玲与兰成在一起经常要说起他们共同的朋友苏青。即便是在上海这样风气开化的地方，像苏青这样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和丈夫离了婚，独白带着孩子办事业，在男人堆里争地盘的女人，还是多受非议的。爱玲很喜欢这个女同行——她们是双重同行，同为女性，又同为作家，她真心实意地表达她对苏青的喜好：“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
）。胡兰成本是个少世俗戒律的人，觉得爱玲的评论很对，颇有同感，而且他认识苏青在爱玲之前，现在又有了爱玲好友这一层关系，于是更经常和苏青聚聚，到她家坐坐，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聊聊近况。有一次爱玲闲着无事去了一趟苏青家，恰巧胡兰成也在坐，三人对这不期而遇的相遇都显得十分尴尬，再作开化状的中国人也摆脱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因子。爱玲自然明白胡兰成在这里的原因，况且苏青又是这样磊落大方的人，她也喜欢看他在众人面前与跟她单独在一起不一样的样子。可是，在这一系列清醒的认识之外，她又感到心底有一丝莫名的嫉妒与委屈，虽然理智告诉她这一点她没有什么，但一个全心奉献的女子看到她牵挂的男子与另一个女子在一起，虽然明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交，但心里酸酸的委屈却不是理智可以控制的。究到底，她不过是个恋爱着的寻常女子!爱玲说：“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第4卷
）。
在胡张二人相得甚欢的日子里，兰成眼中的爱玲也未免不是被他夸张了的、与其他一切异性相区别的一个爱玲，她虽然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至少是这个世界上与别人不同的一个，同时由于对方的爱意，激起了她众多在众人面前无法展现的聪明机警与呆头呆脑，他愈发觉得她是这样的别致别趣。
在胡兰成的眼中，张爱玲是一个女孩子，她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副很专心，沉思的样子，连走路、拈一枚针或开一瓶罐头，她都一本正经，显得十分吃力，又不肯因不易而有一点迁就。可她这样稚气的女孩子居然接洽写稿的事两不吃亏，连用钱也预算得好好的。她处理事情有自己的条理，也有她的果断。张爱玲说一次路遇瘪三抢她的手提包，争夺了好一会儿没有被夺去，又一次瘪三抢她手里的小馒头，一半被抢落地，一半她仍然紧攥着。张爱玲把自己爱财的特点喜孜孜地当作大优点告诉爱人：她在钱财上总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别，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自己也知道爱财在中国即使不算恶德、反正与美德也沾不上边，可她还是笑着，开心地对胡兰成说：“我姑姑说我财迷。”又告及兰成，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炎樱与她有真正的同志之谊，在咖啡店喝咖啡，她有本领说得那犹太人店主亦软了心肠，少算她的钱，爱玲高兴地跟着她占便宜。爱玲觉得和炎樱在一起是真正同道中人：既有精神收益，又有物质收获。爱玲的爱钱如命，令胡兰成想起小时候正月初一用红头绳编起一串压岁钱，都是康熙道光的白亮铜钱，有一种家常生活喜气洋洋的感觉。
爱玲的种种新奇方法使胡兰成每每有大人发现小孩新学会一样本领的意外喜悦。俩人在共好的诗文上头是心会默契、深深沟通的，可俩人用的又绝不是同一样方法：爱玲看书，用的是小孩子直觉好恶的读书法，有时纯粹为了其中的好玩，她的点滴直觉往往恰能击中兰成用严整的逻辑军队攻克下来的一点推理，或者恰恰地完全吻合。比如爱玲对中国古典小说是极熟悉的，她喜欢《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这些与琐屑平凡的生活靠得很近的书，往往会因生活的痕迹在这里找到投影的快乐。她甚至连《金瓶梅》里宋蕙莲穿衣搭配都清楚地记得，胡兰成问她里面秽亵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说没有感觉，她更喜欢其中诸如吃穿，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举这些人情世故的日常细节。她还爱看小报，许多恶浊装腔的句子，和小报上常见的妙语——往往是不得意时的可怜语，爱玲一边笑骂，一边看，再开心地转述给胡兰成听。兰成觉得爱玲的性格中充满了令他诧异的转折：既然她与尘世中的恶浊这么自然地两分离，对待事物的眼光如小孩子般纯洁清净，可是她又不喜欢小孩，一般女孩爱亲近的小狗小猫她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爱玲如此大俗，兰成也就不害怕自己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会忤着她，于是胆敢说出《红楼梦》
、《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西》好，当下两人都骇然，骇然不经意间能如此相通地语出惊人。
子夜歌里称恋人为“欢”，实在妥贴不过，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无论说什么平常的话，做什么平常的事、空气里都是欢乐的气息，内心充盈的也是这样欢乐的空气。爱玲与兰成两人执手相望，不说话也有万千情愫在流动。她喜孜孜地看着他，掩抑不住由衷的爱悦与欣慕，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如此欢喜之下，又有幸福不胜把握的诧异与疑惑：“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这种爱的痴问还必得要他回答，又有一种尴尬的喜悦。一次兰成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惊喜之下连声赞好，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却奇怪地说：“这是常见的呀!”胡兰成却认为是她每每欢喜得飘飘欲坠，所以，糊涂到以为这样的形容是早有的现成语。
他们都没错，他们都糊涂了，幸福光环的投影使他们分不清了，历史?现世?现实?幻影?乱世中的相逢，太多浮游的情感，太仓促的生命，太急促的威胁，现在，“执子之手”，可是，能多久呢?苍茫的历史烟云中，多少有情人祈愿，又有几人能如愿?而况死生契阔，人世间由我们自己把握的事情又有多少?生死是太沉重的思考，不去想它，可眼前的这个人的承诺与相守又能比生死大关长久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个太廖远苍白的梦啊!既然是个太寥远苍白的梦，就只好暂且撂开不管了，于是她写信给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是想到婚姻上头，但胡兰成是这样一个有妻室，没有定性的人，她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只好退而求权宜之计了，依爱玲的性格，虽然说的是这样一句安静平稳无风浪的话语，在她内心的世界里，又怎可想见有怎样的惊涛骇浪风起云涌。张爱玲的文章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就像她对兰成说的这一句忧怨百结的话。而她本人一贯的性格却全不是这样的哀怨悱恻，她是宁可像晴天落白雨。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么就是大哭一场，在这次恋爱以前，她一共只哭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不知是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独自回上海了，她平时原不想家，那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得不可开交。生命里也就这样两次酣畅漓淋的落泪，现在人也大了，人又不是会缠绵悱恻的人，心里再多的愁怨遗恨，也硬是要用清峻淡漠的话把自己的情感给压回去，藏起来。她没有料到会遇见他，更没有料到遇到他时，已是使君有妇，但是既然遇上了，她是不会因为这些原因放手的，至于将来的政治风云变幻会不会牵连到她，她更是根本没有在意地思考过，就连是他已有妻室，她也没有想到要他离了她专归了她自己。在她，爱的境界就是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吗?”在他，一个美好的清俊的女孩子，就好像他倾慕欣赏的一句中国诗句、或一幅日本版画、或一尊朝鲜的瓷器，要是要的，可也就是在那里就是了，怎样的要舍了自己去融在一起，是名士派不可理喻的自我放逐，于是，他有妻室，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爱玲不吃醋，一派慷慨大方表现，在他更是两相宜，喜欢得了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儿女私情，高山大海，他两全了。
他没有想到要和爱玲结婚，爱玲也不会主动要求他和她结婚，可是人生的道路往往不依循个人意愿延伸的。因为他公然抛开家室在外别恋，他的夫人英娣大闹着与他离了婚，在他，这也是不情愿的，终究也只能这样了。离婚那天，胡兰成到张爱玲处告诉她，这个多情人不觉流下泪来，可爱玲并不同情他，她不是被人哄了陪人歌哭的人，她感情的清纯即是理性的决定：这个人是她的，他该和她在一起，至于其它形式的纠纷和她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样的生活之流中，胡兰成与张爱玲无法逆流而上，惟有顺流而下，于是，水到渠成，1944年8月间，他们结了婚，是年他38岁，她23岁，差距是15岁。胡兰成考虑到时局多变，他个人前景叵测，为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终身托付；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的，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盟言承诺，旁写炎樱为媒证。他们虽然结了婚，其实只是一纸承诺而已，他们都不是俗人，现实的诸种芥蒂对他们往往无大效力，他们各自依旧沿着旧日的轨道延伸，互相注意着不致因自己而使对方有不情愿的改变。爱流动在两人之间，尽管表面看来十分闲淡不在意。不管恋爱婚姻是怎样的模式类型，爱一个人到要和他(她)结婚的程度，终究是再严峻不过的考验。从此，两人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生死契阔难料，惟有这一刻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可以依恃的。
这一刻。静好。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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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以后，外面的时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双方力量和气势的对比正发生着质的变化，从1941年开始的上海时钟的停滞又渐渐慢慢出现拨云见日的征兆。可是，对于爱玲这样政治意识极其淡薄，关注一己天地甚于关注外界风云的人而言，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变化对她将是怎样的意味。“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宋淇，《张爱玲语录》，载《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
）。胡兰成算得上是张爱玲23年生命之旅中的第一个异性知己，以前虽也有炎樱、苏青这样相交颇欢的同性朋友，乃至像姑姑这样在观念作风背景诸方面都同辙的长辈，可那样的相知相守毕竟是不同的。一个你爱和爱你的异性发自肺腑的欣赏、理解与喜爱，有其它情感无法企及的强度，也有其它情感无法企及的深度，“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宋淇，《张爱玲语录》载《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
）。一个人在恋爱时所表现出的不一定是天性中崇高的品质，但必定是最真实的，来自思想和生命深处的念头举动，所以其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其它无法企及。和胡兰成在一起的爱玲，绝不是那个奇装异服包裹下不那么美丽、面无表情的冷漠下不那么可爱的才女，她挥洒个性中最自然的成分，和胡兰成在他们婚姻的天地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爱玲极艳，但她的艳是壮阔的，寻常的事物到了她的手上都有石破天惊的威胁。她的人完全是理性的，但她的感觉又极其敏锐无限。对于事物观感的描述，胡兰成觉得自己是从爱玲处才得到校正，否则可以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人说夫妇如调琴瑟，而胡兰成是由于张爱玲才得调弦正音。两人谈音乐，胡兰成告诉爱玲他在香港的时候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听了觉得不喜欢，因为贝多芬有乐圣的盛誉，就只好怀疑起自己来，于是就天天克己地刻苦放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兰成说这话一方面是告诉爱玲自己对于音乐的努力追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道爱玲是9岁起学钢琴到15岁，想必她对钢琴是有着很深的怀念与理性的，不料她却说她不喜欢钢琴，这一句话使胡兰成若有所失，可是又爽然畅快，仿佛解了心头的一个大疑惑。同时对于他从中学以来就不屑的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民间艺术样式，又因为爱玲的指点而明白了它们的好处。《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兰成觉得在爱玲处才有了真正的自己，这个自己不一定是成功伟大完美的，却是“诚其意不自欺”的真实本体。他们在对方的瞳孔里发现了自己。
他们谈的最多，最有共鸣的还是他们同好的文艺，在胡兰成爱的眼睛里，爱玲对于文学的领悟更加贴近那一刻的生活，玲珑剔透，鲜活伶俐，壮阔无私，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爱玲一个人打招呼，可是，兰成还是很高兴和她坐在一起谈经论诗，乐趣得很生活化。读《诗经·大雅》，爱玲这样的人未必很喜欢《大雅》，可她还是叹服其文字的优雅简洁，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一惊，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又《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了《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因为爱玲，胡兰成才明白以前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看懂这些流芳千古的笔墨文字终究好在何处，所以怀着更大的兴趣和她一起探究这些文字，中国文字是感性而直见性命的，所以与爱玲这样领悟生活的人无隔。两人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很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于是又联想到庚信的赋：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
读着这样的诗赋，想想两人不期而遇的“既见君子”，推而广之，看看窗外，整个上海在云影天际里也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即便和中国传统文明泾渭分明的现代西洋文明，只要像他们这样通过谙熟人情世路去揣摩之，这种熟悉与理性也是“试唤便来”的。和爱玲在一起谈的文学，这文学都是在生活里可以寻觅到的。汉乐府里描写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两人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爱玲诧异起来：“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对困苦撒娇生气，是一贯的汉民族滑稽而非幽默的秉赋，爱玲与之相通，故能读懂它的灵气。
爱玲于生活的细微处探寻着人生的真义，这种思路冲击着胡兰成，往往于微言处看大义的思路，令他叹为观止，认为自己以前的认识不如爱玲，其实这正如泾渭两河各有其流向，并无确定的对错之分。爱玲这样的思路也是由她自己的家族背景和人生际路决定的，她看惯了繁华，也经历了苍凉，所以她依偎物质世界的实在形态；她追逐人情世故的细枝末节，她关注心灵变迁的细微感受，男欢女爱，社会小相，家庭衣食中的心情与哲理，这些是千百年历史千百代人物不变的经历，她觉得这些是可靠的依据。她看到了钟鸣鼎食簪缨之族的无奈落没，使她更在意她去注意比繁华和绚烂更持久可依恃的细节。繁华和绚烂是会过去的，平静踏实的人生却历久不息，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基点上，她选择了她渴望的情感与人生，细节虽然琐碎而不稳定，可是除此以外，也别无所恃。爱玲对自己的贵族家世怀着一份难言的依恋与割舍不断的情愫，可能因为身历其境，她又并不觉得那有多好，人生伊始的经历反而给了她虚无化的指向。但是，寒门出身的胡兰成对她的贵族门弟却颇以为傲，再加上才子式的狂放和对爱玲本人的爱悦，他把爱玲细细看护，真仿佛是高门深闺的千金一样，轻易不让她与人见面。一般的朋友他是不让他们见爱玲的，比如他的宇垣君朋友想见爱玲，他答曰不可以招致，往见亦还先要问过她；和他很要好的朋友熊剑东几次宴请张爱玲，要他陪同去见她，都被拒绝了；惟有一个他的日本上司池田见过爱玲，可是对于他们的见面，他在旁边也是如承大事。池田后来告诉胡兰成他的感觉：炎樱可作他妹妹，而张爱玲可作他姐姐，比他更是大人。张爱玲是个对种种禁忌界限没有太多社会化感受的人，只是凭着生活的触觉感悟人性与人生。她说池田人是好的，而又直言说日本的流行歌很悲哀，仿佛有日本将亡的悲凉。这些话是对胡兰成说的，胡兰成与池田交情甚笃，所以极有可能被池田知道，但爱玲是不在意的。倒是胡兰成十分小心，没敢把这些话告诉池田。爱玲不会因为民族国家的见隙而阻碍自己去感受一个真实的人，可以说她极端感性，另一方面也极端理性。兰成觉得，日本人池田也并没有从她那里受到否定性影响，也没有得到肯定性鼓励。就是人与人最常见的交际而已。独特的人定是独立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在一起论古道今，谈天说地，作为女人，她因崇拜而快乐，对兰成服从依顺；可在思想上并不会轻易投降，并不会因崇拜的缘故而改变自己的主意。胡兰成时时信口开河地发一通议论，随又想想不对，便与她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她这个人是天道无亲，可是又正因为没有偏心的天道无亲又产生另一种亲切。她的亲切，就在类似以下这样细微的感受中——一日清晨，两人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爱玲心理喜悦，对胡兰成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这种对生活亲近的态度给了她创作的不竭流泉，看爱玲的文章，只觉得她甚么都晓得，其实她真世事经历得很少，好像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所以兰成称爱玲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两人都是独立不依的人，也正因为独立，不谋而合的共通倒更弥足珍贵。两人同看日本的版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在爱玲片言只语的指点中，胡兰成心领神会。爱玲的文章里描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有一统江山的安定；用全写衣裳不写时代环境的笔法写历史流程中的人们，使传统文明与当下生活照胆照心。胡兰成是能看懂爱玲的用意的，他说：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虽像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兰成对张爱玲的诸多小说都有一己的见解，可谓知音，也不枉爱玲初相识时的一句赠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一首悲哀的诗，在爱玲关于爱情经典式诠释的《倾城之恋》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人生注解——“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胡兰成给爱玲带来的最大的快乐，也就莫过于做平凡夫妻的快乐。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兰成夸她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他爱看她穿一双鞋头鞋帮绣有双凤的绣花鞋子，是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穿在她的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女为悦己者容，她知道他喜欢，所以他每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穿这双鞋。平凡的夫妻难免俗气的，这世上踏实有用的是俗人，要做平凡夫妻，俗气也是一种快乐。爱玲的书销路很好，稿费比别人高，不靠兰成养她，可又很高兴他给了她一点钱，当即去做了一件自行设计的皮袄，式样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如果对照她在《童言无忌·钱》里的话：能够爱一个人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童言无忌》，《张爱玲文集》第4卷）。也可见她对丈夫胡兰成爱的深度。这样一个独特的女人，虽然在思想上是独特的，可是做平凡女人的举动，她也都要。两人同去看著名朝鲜舞蹈家崔承禧的舞，回来时下雨，从戏院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回来，她像恋爱中的小女孩般坐在他的身上，在雨篷中的小天地中，他抱着她长大的身体，虽觉得诸般不适，难忘的是做夫妻的实在感觉。
在相爱的人眼中，爱人不仅是现实，她(他)更是梦幻寄予的地方，夸大她(他)的好处是爱情重要的一部分。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以后，在近距离处益发清晰地看到了爱玲的可爱。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她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爱玲做不来微笑，要么就是完全无保留的开心，眼睛里都是满满的笑意。他当然亦满心里欢喜，认为她是这样的美，抚着她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她开着情人间的玩笑：“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于是她对他说《水浒》里描写宋江见玄女，他央她念，她念道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八个字，翌日，他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因为上句他未记住，央她又念了一遍，多普通的情人间百玩不厌的夸张游戏。还有一次，他想要形容爱玲行坐走路，总口齿艰涩，她就代他说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他觉得“淹然”两字真是好，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他又问她两人在一起时如何，她媚然答道：“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她对他也是这样，她喜欢在房门外悄悄窥看他在房里，并写下：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连他的姓也是好的。她说：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比如姓牛就很难听，胡姓很好。兰成告诉她：胡姓来自陇西，称安定胡。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氏鲜卑等是五胡。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真是欲美之，何患无辞。现实中，爱玲因为时时疑心自己对兰成的爱是不是太强烈了，所以总力图在历史文学典藉中寻找痴情女子的佐证，就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一样放心而快乐。对《步非烟传》里与情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的姑娘，《会真记》里的崔莺莺，《长恨歌》中的杨玉环，《飞燕外传》里的赵飞燕，都一洒同情之泪。和兰成坐在一起，爱玲只是一刻不停地缠绵地看着他，用手指抚着胡兰成的脸，说：“你的眉毛。”抚到眼，说：“啊，你的眼睛。”抚到嘴，说：“你的嘴，你嘴这里的涡我喜欢。”轻声叫着：“兰成，兰成。”胡兰成从不当她面喊“爱玲”，都喊她全名。张爱玲偏要他当面亲切地叫她的名字，胡兰成无奈，只得唤一声：“爱玲”，她又惊又喜地答应：“啊?!”
不仅是做平凡夫妻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动荡时局惘惘的威胁也是同样实实在在。走在叛国离民的路上，胡兰成时时感到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大限越逼越近。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辉未尽，在云烟遥远的映衬下，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联想到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觉得谈平安是太奢侈的事情，“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可是这就近的平安已在破坏中，两人都有些伤感，说起汉乐府里的诗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爱玲听了兰成的忧虑大感震动：温情再脉脉也逃不开这残酷的现实。她说：“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了好，放在衣箱藏了好。”天真的爱玲，时至当时，她还是对胡兰成一腔柔情，如果爱人罹祸，她就只是疼惜，也不去管究竟为何要受苦受罚，理智的评判在情感的天地里是如此的软弱。兰成又安慰她：“我必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爱玲这时还是很放心地以为，既相爱，海角天涯有何干?随即她进房里给他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房门边，他迎上去接荼，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兰成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真是一语道破兰成心机，可她是无心的，她的心中只有爱悦。她等在他旁边等他吃完茶，又收杯进去，心里依旧喜之不尽。对于爱玲，这一句话仅是爱娇的情语，但不幸恰恰道中了事实的症结：天下男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者难有几何!易得感激，难得满足!让他们连平凡夫妻也做不成的原因不全是动荡时局的惘惘威胁，而更在于爱玲无意中道出的，这个男人，或许是天下大多男人，人性中的阴影。
太阳底下无新事。因为：变的是时事，而人性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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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于1944年结婚的时候，明智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婚书上的“现世安稳”已成了一纸空文，中日之战最后的结局，已如晴天东方的红色霞光，趋势分明。胡兰成是个聪明人，可是他的政治野心冲淡了他聪明的思维，虽然明知命运不保，他还是继续行进在离国叛民的羊肠小道上。1944年11月汪精卫的死亡使汪伪政府这靠不住的冰山彻底碎为冰屑，胡兰成在上海和南京也已没有立足之地了，在他的日本主子池田的斡旋活动下，胡兰成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主持《大楚报》事宜，实际上是让他在这块日本人残剩的控制地盘上掌握实权，他梦想着在日本军事武力翼护下创立“大楚国”。他爱江山，他也爱美人，暂时离开张爱玲的他，在武汉的汉阳医院，很快地又迷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周训德小姐。这个只有17岁的少女，论才华论地位，都不可能与张爱玲相比，可是年轻和貌美这两项对于胡兰成这样的性情中人而言，就足以构成所有理由。在武汉，他与周小姐厮混在一起，要讨女人的欢心对于他是易事，爱玲这样慧眼的人尚且如此，更别提一个年轻涉世未深的少女。在武汉的那一个温柔乡中，他偶尔也想过有些对不起张爱玲，“憬然思省”，可是人性深处的贪欲太大了，难得满足，就算把外界的诱惑除掉，实际上在意念上他也无法把自己拉回头，于是只好找一些借口，以搪塞爱人，更欺骗自己。
1945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住了一个多月，把他在武汉的这件事情告诉了张爱玲，爱玲内心是伤心而嫉妒的，但她保持住了表面的平静，她仍相信丈夫对她的感情，对她许下的诺言依旧是真的，在这样的自信下，她没有急迫地要求胡兰成离开周训德，而是要求丈夫能在自己与周小姐之间做出选择。有多少昨日的欢声与笑语，又有多少谈经论道的默契微笑，一切历历在目，她当然认为丈夫的选择肯定是她。可是在感情的领域里，可以说爱玲是极其幼稚的，她没有看清胡兰成的为人，不能说胡兰成不爱张爱玲，可是对于一个放浪的才子，这样的推理是不存在的：他爱张爱玲，他就不能再爱别人。回到武汉后，他依旧和周训德在一起，选择的事情他完全没有考虑。胡兰成为了说明自己的爱情观，曾举了一个少年时代的例子：“记得十一二岁时我住在娘舅家，傍晚父亲从三界镇弯过来看我，带有金橘，都分给娘舅家的小孩，惟我无份。我心里稍觉不然，但也晓得要大方。及后跟父亲上楼，他却取一只红艳艳的大福橘，原来是专为留给我的，这可拿来比方我待爱玲。”爱玲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是她能忍受漫长的等待，等待兰成对她爱的最后赐与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中国光复了。“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等傀儡政权统统解散。武汉的胡兰成无路可走，在日本主子的幕后指使下铤而走险，策划所谓的“武汉独立”，13天后即告失败，落荒而逃，他成为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他逃回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宿，便仓皇逃难，开始了他后半生持续至终的流亡生涯。胡兰成的身边总少不了女人，在逃亡于杭州一带时，他化名张嘉仪，与一个斯姓大户人家的姨太太范秀美以夫妻名义逃到温州同居，躲过别人的注意。张爱玲身在上海，心却一直牵挂着落难他方、生死未知的胡兰成，从胡兰成的一个密友那里了解到他的去向后，她单身一人，于1946年2月从上海到温州去找他。抗战中的时局，虽然是派系林立，政系纷争的局面，说起为日本人效命的汉奸，正气之人都是不齿的，如今抗战彻底胜利了，这些人就更明确地成为全民族的叛徒与敌人，爱玲从上海到温州，走着陌生的路，看着陌生的人，心中的担忧、担当的风险也就可想而知了。
胡兰成没有想到爱玲会来找他，更没有想到她能找到他。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只为一聚，真情实感的平凡夫妻理当如此，然而胡兰成觉得他与爱玲不宜如此世俗做法，他眼中的爱玲依旧是流着贵族血统的小姐，他与她只宜在没有背景的封锁中相聚。时过境迁，人已非昨日之人，情也已非昨日之情了。他还是怜惜爱玲的，不欲拖累她，他觉得不敢受她如此厚意，可男子的盛气又使他不肯示弱，于是佯装发怒，粗声粗气地骂她：“你来做甚么
？还不快回去!”他安排她住在公园旁一家旅馆里，因怕警察要来查夜，他不敢在旅馆里过宿，只在白天去陪她。两人结婚虽也两年，但聚少离多，平常恋人般的耳鬓厮磨是不多的，因为现在无法到外面多走，只能整日闺房相守。爱玲心中对兰成小周之事尚有不满，兰成心中担忧未来，也担忧如何将这范秀美的事情向爱玲交待，两人各怀心事，亲热里便有些生分，如同宾客相待，贫贱夫妻打骂也是爱，像他们是做不到的。担忧、间隙，不满与危机都被深深地隐蔽起来，只把笑容挂在脸上。两人并枕躺在床上说话，脸对脸四目相视，她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没有保留，忽闻窗外牛叫，两人听见了，像两个小孩面面相觑，诧异发笑。两人也说了一些别后的事情，两人相聚相守本没有太多功利目的，所以那些有关朝代变迁，身家性命，命运前途的事情反倒不那么重要了，爱玲想，只要她爱的兰成还是爱她的，这个世界就是妥贴的，可是她的错误就在于她爱的胡兰成并非是这样专一深情的。爱玲住着的那个旅馆后面是个小公园，有树有草，有牛叫，也有乌鸦叫，胡兰成笑对爱玲说：“我在逃难路上总遇见乌鸦当头叫，但新近看到书上说唐朝的人以乌啼为吉，主赦。”爱玲道：“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她说着又笑起来。因为爱玲不喜欢公园，所以他们一起去逛逛小街。小街里一家作坊用机器锯木，发出非常大的响声；另一家木匠店里两个木匠拉锯，一拉一送，门前日色悠悠，好像与邻坊的机器锯板各不相联，亦彼此无碍，于是想起这几天两人一直一起研读《圣经·旧约》里的《士师记》，兰成说：“这倒像《士师记》里的各人任意而行，也拜上帝，也拜偶像”，爱玲亦觉得滑稽好笑。红尘男女的愉悦就在这不经意的心会，爱玲对此无限依恋，她对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如此深情的表白中，这个不专情的男人只有默而不答，白蛇娘娘要报许仙的恩尚且报之不尽，男儿受红粉之恩，又何以为报?报答尚且搁之不论，选择的事却就迫在眼前。又有一次两人在曲折的小巷里游逛的时候，爱玲提出心中一直存有隐患的小周之事，要他作出选择，兰成推托不肯，他对她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后半句话语意含糊，就像他含糊不清的情感，大体是说他要兼爱，不能取舍。爱玲明白他的意思，如果是同性，他们可以做知己，可是他们不但是异性，还结了情缘，如果不排她，那么除非是没有感情了。她怀着委屈爱人的怜惜柔声道：“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对他的答案她已没有太大的信心了，她只好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诘问，这是违背她一贯为人处事的常理的：“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兰成搪塞说：世景荒荒，其实我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问也罢了。爱玲道：“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于日后会如何，这谁也难以预料，外因的变迁只是表象，内心的意愿是没有界限可以阻拦的，爱玲深深地明白这一点，胡兰成不肯作选择，不肯给答案已经说明了一切，她叹了一口气，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尽管如此，也不能全然否定胡兰成的为人，如果真是轻薄之徒，逢场作戏，他完全可以随口答应一声，小周又不在场，将来的事更难期料，但他有才子的狂放，也有君子的守礼：他对周小姐也是信誓旦旦要给她安稳，君子之交，死生不贰，焉能如此轻薄?况且他心中自认为对爱玲的爱是绝对的，不可比较的，就像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单给他红艳艳的大福橘。情至深，伤至痛，爱玲是不会在人前垂泪的，可是再强的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流泪吗?不单是周小姐的障碍，还有眼前的这个范秀美，开始的时候，张爱玲想都没敢想她是胡兰成新交的情人，可是渐渐也看出了端倪。
一日清晨在旅馆里，胡兰成倚在床上与爱玲说话良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后来范秀美来了，他就向范诉说身上的不适，分明秀美是他的亲人，而这个千里迢迢冒着风险来看他的妻子倒是被生分在外了。爱玲以胡兰成妹妹的身份到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地方去，在柴间一样的房里，三人说话儿，爱玲看看那房，看看秀美与胡兰成，心中的隐痛只有自己知道，谈至深夜，她还是一个人住到那旅馆里去。在她住的旅馆里，爱玲给范秀美画像，她很大方地对胡兰成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范秀美坐着让她画，胡兰成立在一边看，她勾了脸庞儿，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胡兰成为三人的安稳与平衡高兴得正要赞扬她的神来之笔，她却忽然停笔不画了。秀美去后，爱玲向兰成诉苦衷：“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画不下去?”言下不胜委屈。爱玲一向是一副独立的大人样，所以胡兰成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慰她，对于她愁怨的言容，他总是诧异多于爱怜，此乃是清醒聪慧独立女子的吃亏处。张爱玲在温州和胡兰成，还有他的情人范秀美一起呆了20天。胡兰成说他的感觉好像《红楼梦》里睛雯被撵至外头，见宝玉竟来看她，只恐亵渎闪失了，宁愿催她早日回上海。其实是他见事情穿帮自觉有违爱玲一片赤诚之心，所以十分尴尬难处而宁愿爱玲早早离开。爱玲却一股真心地留恋，她本来还想多住些日子可是等下去没有盼头，她的宝哥哥永远不可能对她说：“妹妹，你放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不肯，他要兼得兼爱。经过这么多缠绕纠葛，爱玲总算明白了这一点。临行时，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的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怀着一颗失落孤独的心，爱玲回到上海，而后，给胡兰成去信一封：“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知道他在温州生活的艰苦，她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随信寄去，并叫他不要忧念挂记她。
从1947年2月间开始，以张爱玲的姓化名在外的胡兰成境遇有所好转，他给爱玲的信中逐渐又显露出他从前张扬的个性来，可他已伤透了爱玲的心，从前吸引她迷醉她的地方如今正成了令她伤心嫌憎的地方，她回信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5月份的时候，胡兰成又去信告诉爱玲他的近况，他新近结识了刘景晨先生，在温州大约可以站稳脚跟，且又与梁漱溟先生通信得到他的赏识，将来定有机缘再出中原，虽然因怕邮信被检查叙事用的是隐语，看着这样的信，想着一年多前在温州时的所见所闻所语，不禁悲从中来，所幸他已脱险境，别亦无所求了。
于是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兰成这样率性的人当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言行给爱玲带来的伤害，更没有预料到爱他的爱玲会作出这样坚决迅捷的反应，他看到这绝交信的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雷，但他内心宁静清楚，他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什么。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里所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这些地方可见患难夫妻的真情。如今亮烈决绝的绝交信，又有谁知这背后浸润了爱玲怎样流泪的眼与破碎的心?信中她还附了30万元给他，是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酬，胡兰成流亡在外近两年，爱玲寄钱给他维持生活，从未间断接济，最后一次也是如此。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是次要的，爱玲不是一个责任感如此强烈的人。归根结底，是她爱他，怜惜他，可他不惊悔，不肯专一地托付于她。为了不使自己落到雾数不清的地步，她只好自卫了。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要主动抓捏一点人生中可依靠的什么，可她抓不牢，于是她只好聪明地先撒手了。
胡兰成对于爱玲与他绝交，当然是不情愿的，他知道她的好，对于好的东西，他都要兼有的。以前他们一起在温州小巷里游逛时看到旧式床柜上美丽的雕刻，胡兰成就想用钱即刻把它买下来，朝晚连睡觉吃饭是也摆在眼前，而爱玲却一点也不想要，只要想看的时候能看到就可以了。胡兰成不愿爱玲离开他，但他理解她思想的清贞坚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是无法左右她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可他心里是痛楚的，像他从丽水到温州时上滩下滩的船，只觉得船肚下轧，砾砾擦着人生的河床，这种苦楚是分明锐利得几乎要使人迟钝的，爱玲与他分手的痛楚使他更加发奋地写《山河岁月》，他依旧得感激她。
胡兰成知道爱玲一语既出的认真，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去找她，他永远都不可能对她要求的选择作出答案。他没有奔走去寻爱玲，夫妻分手，总有一方要作挽留，为了不自异于众，过了两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女友炎樱。信里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经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牵强附会的词赋，已掩盖不了事实残酷的本来面目，炎樱当然没有回信，兰成也知道她是不会回信的，这封没有回音的信，仅像电影结束时银幕上那个清晰眩目的“完”字，没有实质内容，仅是一个宣告而已，宣告一切悲与喜，乐与忧，繁华与素朴都已成了过去，被凝成了岁月长河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水滴。对于两个剧中人而言，这颗水滴曾经，曾经让他们看到了整个喧哗的世界。
胡兰成后来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子事后的狂言原也不太足信。
可爱玲确是这样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成语里概括得太深邃的悲剧性格。
天地中的万物生灵有多少被囚禁，被羁笼，他们可以属于你，可当他们身心分裂而为你拥有时，你实际上并没有拥有。放生吧，相信离去的那个人仍爱着自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幸福，是放生的幸福。
放生，也被放生。
被放生，而使自尊得以存活，一个表面冷淡内心热情的忘情了的女人最后一点可怜可叹的自尊。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切实地想抓住生命中可把握的一些东西，可还是得放弃。回头来看张爱玲的一生，她的一生只是在放弃，一生为求自尊而放弃会伤害的事物，放弃了父亲的家，放弃了最初的爱恋，最后，连生命的欢愉也统统放弃了。
放弃的过程是凄惨而黯淡的，可在放弃之前也曾是热烈而眩目的得到与拥有。与胡兰成的这一段爱恋，是爱玲暗色生命中难得的一点反衬，是刺激而眩目的，就像小时候自己给姐弟俩的卧室墙壁所画的橙红色背景。虽然妈妈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避忌红色，因为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于绘画是不那么适宜的，可爱玲还是愿意选择这不甚适宜的橙红背景，连画小人也喜欢给它画上红的墙，是为了温暖而亲近的感觉。
这次恋爱与婚姻，就像儿时房间那不适宜的墙，橙红色的，刺激眩目热烈，虽不那么恰当，可它是仓促苍白的生命中少有的温暖与亲近，抗拒不了的温暖与亲近，太难抓牢的温暖与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