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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目语教育
作者：王升远 唐师瑶
关键词：蔡元培；东文观；日语教育；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
从1892年高中大清进士，到甲午战后，同情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以至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清末的蔡元培在思想上完成了由封建而求民主、由故识而求新知的激烈转变。在爱国学社章程中，蔡元培提出：“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并希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即是他们宣扬变法维新的讲学之所。这样，蔡氏宣扬的所谓“精神”、“志气”之意便不难领会了。
“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西国之为”，西学新知成为清末维新派、洋务派之了解世界情势之急需。对蔡氏的革命维新转向起着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惟“侯官严氏译述西儒赫胥黎、斯宾塞尔诸家之言”，还包括大量有关日本的著述或日文原版书籍，如《日本新政考》、《日本史略》、《日本师船考》、《日清战史》等。而“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清末外籍汉译的严重滞后使蔡元培意识到“治专门学者，必须通外国语，以为研究参考之地”。“然而全国士流，能读和文书者，尚百不得一，能读西文者，且干不得一，我国译学尤稚焉。”——译才的匮乏直接制约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而有限的译本也因译者水平的良莠不齐，而引起蔡元培的不满(如认为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就“不甚有条理”。对此，严复给出了两个选项：“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国外新学思想，蔡元培日渐认识到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甚至将英文程度列为择偶的基准之一：“予谙习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问，故愿娶一长于英文之室女。”谙习德语缘于1907年起的四年德国留学生涯，而略通法语则似乎并不确实。(陈西滢：《关于蔡先生的回忆》，载《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而早在留德前的日文学习、日译西籍的阅读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蔡元培的思想转途，而其后倡导的日语教育、日籍汉译也成为蔡氏向门生宣扬西学新知的重要媒介。而这些问题至今似乎都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付之阙如。
一、日语速成与“和文汉读”：日语学徒期的蔡元培
蔡元培与日语的渊源可追溯到1897年。是年10月17日，蔡氏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书衡来，拟辟东文学馆，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属致书杏南，问其详。”由此可知，蔡氏对日语的兴趣是基于日语“可以半年为期”的“简易”。这种观念与其说蔡元培的个人观念，不如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观念。满清政府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日渐倾颓：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则由明治维新而迅速强盛起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其崛起之速、国力之盛令大清帝国的仁人志士为之侧目。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而清末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尽管戴季陶和周作人等“日本通”对此说深表不屑(均认为“学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岳麓书社1987)，但“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的观念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日语观的主流，也是“日本以同文同种之说强聒于我国”的基本背景。汉译日籍乃至原版日籍，就相应地成为国人由“轻日”思维转向“师日”之径、并通过日本走廊开眼看世界的必然媒介。梁启超更以“农夫”之喻将“走廊”观念予以形象的表现：“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生，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日记的记述可知，蔡元培习东文的直接目的在于阅读日籍，而终极旨归则在于通过日本走廊博览西书，了解西学新知。
而筹建东文学馆一事真正付诸实施却似乎并不顺畅，日记翻到1898年6月17日，方见“聘会稽陶杏南司马(大均)教日本文字”的记述。令笔者感到惊诧的是，在初识日语仅四天后，蔡元培即“译日本小文典序一纸”；一周后始“译《万国宪法》序”(6月28、29日、7月1日)、“译‘日人败明师于平壤’一纸”，待译《俄土战史》时，已感“有文从字顺之乐”了。进步之神速。不禁让人联想到梁启超所创的日语速成之法——“和文汉读法”，任公先生声称，凡循此法者，“慧者一句，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而蔡元培可数日自通，这里除了其自身的天资外，也与当时日本书籍的文体关联甚大。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均采用与通俗作家市井小说“和文体”不同的“汉文体”著书立说。“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参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岳麓书社1987)，但这种文体的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文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虽然汉文体著述中大量使用汉字，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人即便不识“虚字”者也可猜出十之八九，但由于助词本身的复杂性，要较为准确地领会原文的意旨并非易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早已向国人言明了日语虚词在篇章表意上的重要性，曰：“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辞繁，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佶曲聱牙为病者。”为准确理解日文，蔡元培在“虚字”的学习上花费了不少工夫。不但在日人野口的指导下通过试译《论语》，从中探寻汉日文“虚字”文法的转换规律(6月28日)；还对此作了专门的钻研，“刺取日本字书中虚字”(7月7日)，并把《连盟论》中有之“虚字”“依字母先后，以本字类聚之”(7月10日)，企图通过归纳总结加深对“虚字”使用规律的理解和认知。在梁启超明确提出应“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之前，蔡元培已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摸索出日语助词学习的自觉，并与梁氏的主张殊途同归。
当然，以阅读日籍为目标的学习，决定了蔡元培的日语学习只能停留在读写的阶段，还无法达到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