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目语教育
作者：王升远 唐师瑶
学说日新月异，读欧书价贵，非‘般人之力所克胜。日本侈译两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书则无异于能遍读世界新书”。三、日文易学，并可通过日本的窗口窥测世界。“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本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而教学方法，仍与此前一脉相承——“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即“和文汉读法”)，让学生们“从学习日本翻译中，阅读容易了解的日本书”，并令其“随习随试译”；每月一次，蔡元培亲自评改。作为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本人也率先垂范，大量购读日本原版书籍，诸如《日本现行法令大全》(1901年9月29日)《教育学书解说》和《实用教育学》等(1901年11月21日)，并翻译了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
与绍兴中西学堂时期相对系统的语法、翻译教学不同，由于学生素质及培养方向、目标诸方面的差异，南洋公学特班极为注重翻译能力(尤其是日译汉能力)的培养，强调“速成”，而将语言本身的学习置于第二位。蔡元培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法短期内收到了奇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阅读日籍的积极性，“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笔者在翻阅《新民从报》时，发现了当时的特班学生的邵闻泰(即邵力子)致流亡在日的主编梁启超的信件，日：“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等所著书，除《天演论》名学外，其余诸书，日本均有译本否?乞示复。”该信刊于《新民丛报》第九号(1902年5月1日)，以此推断，编辑部收到此信最晚应为4月。而由蔡元培日记可知，在课外教授“和文汉读法”始于同年2月；同时赫胥黎、斯宾塞尔等的著作又都是蔡元培的喜读之作。由此不难看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特班学生就已在蔡师的引领下，希图通过日文译本了解西学新知。非但如此，学生“试译”也卓有成绩。其中，李叔同的成绩便是翻译了日人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和太田政弘等著的《国际私法》，译者自称翻译的目的在于给国人灌输“国际思想”，以改变“外人之跋扈飞扬”，“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补救不久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则中国前途之幸也”。
当然，单单强调蔡元培的一己之力也是不准确的。南洋公学特班的“和文汉读法”实际上似乎可以理解为蔡氏与梁启超二人里应外合、综合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蔡元培在开“和文汉读法”课程之前就在日记中提及了梁氏的《和文汉读法》：“介石来，同至日文学堂，看燕生、州髓。州髓以《寄学速成法》印本不全者见示，视《和文汉读法》为详。”(1901年11月20日)另一方面，梁启超自《新民丛报》第九号起便发表了著名的长文《东籍月旦》，并在“问答栏”里为自己草撰的《和文汉读法》做足了广告宦传，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在南洋公学虽屡遭校方保守势力的封禁，但是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和文汉读法”以此杂志为媒介对广大学生产生影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邵力子向该志的投书便是佐证)。——在特班的日语教学中，“和文汉读法”的功效在蔡、梁的双重倡导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和文汉读法”在南洋公学特班的实施也并非偶然，其背后隐藏的是国家政治战略和近代大学功能定位所支撑的双重必然。南洋公学作为第一批官办近代大学，其定位必然与国家的政治战略相呼应。在《南洋公学章程》中，盛宣怀提出了“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的办学目标，这就使日本语乃至日本学的教学、研究成为一种必然。此外，由于“时事方殷、需才至亟”，“欲速副朝廷侧席之求，必先取资于成名之人，盛才之彦”，这也是特班开办的初衷之一。虽然“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与艺兼”，时代嗅觉敏感的盛宣怀敏锐地觉察到“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学堂系士绅所设，然外部为其教习，国家于是取才。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意，以行达成之实。”盛氏对特班的定位显然是以法兰西的国政学堂为范本的，并要求特班的知识精英“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那么，所谓的“政学”学习方向何在?在详细对比了诸“帝国”的政治统治制度后，盛宣怀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惟德意志自毕士马以来，尊崇帝国，裁损民权，画然有整齐严肃之风，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后之政绩；俄虽号君主专制之国……不若日德之巩固也。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咨询，仍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翻德书，而后斟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今兹公学，力未有能，姑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得尺得寸，为早年一溉之计。……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
盛氏要求南洋公学在“政学”教学与研究上取法德日，但在译德书遭遇了“今兹公学，力未有能”的现实无奈之后，“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就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并曾专门为此成立了译书院和东文学堂。在讲求“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实学氛围浓厚的南洋公学，蔡元培引导学生，以“和文汉读法”而求速成、将日籍汉译定位为日语教学的首要目标则不难理解。
三、结论
在蔡元培由封建而“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演进历程中，影响因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由以上的考论不难发现，日语的学习、日译西籍的阅读对蔡元培革命思想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追求速成和实用的浮躁、以及因此而生的重读写、轻听说的倾向，直接促使他开始了对“和文汉读法”这一有中国特色日语学习方法的先期探索，对此学界应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在日语“工具论”和“中介论”的思维下，蔡元培对西学的至高地位以及日译西籍在西学东渐路线上的中转作用强调有余，对日本语言和文化本体的独立价值则认识不足。和文汉读法和东文“中介论”对蔡氏后来的日语教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绍兴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特班执教期间，他通过课堂或业余日语教学向学生灌输日译西学，激发了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并以此大大强化了西学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和影响。单从日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变身教育管理者后，蔡元培坚持使日语教学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战略及近代大学的功能定位的客观要求，做到因材施教、因时而教、强调日语教学“实学性”的教学策略都值得今天的日语教学、研究者深思。
责任编辑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