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目语教育
作者：王升远 唐师瑶
人正常沟通的程度。在习日文一年后，与中川君、藤乡君等日本教习之间的交流还须依仗笔谈(1899年6月29日、1900年正月14日)。蔡氏本人对此也并不避讳，甚至不以为意：“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在读写与听说之间，蔡元培优先了前者。至于日语的听说该如何训练，蔡元培在个人的著述中未有明确交代。但据其南洋公学时期的高足黄炎培回忆，他曾教导学生“至日语，将来如赴日留学，就习未晚”。周作人曾指出要真正把握日本语言，就“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与理解”。但是由于通过日本走廊了解西学新知的急切，中国知识界普遍对日本语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强调有余，而对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自身独立价值则认识不足。从方法论和功用论的视角来看，蔡元培的日语观与梁启超似乎并无二致——“不求能文而求能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任公先生的《和文汉读法》(1899年春)一书尚未成书时，蔡氏就已在探索中日语言互译规律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了，领风气之先。故此，在“和文汉读法”的研究中过度评价梁氏的先驱作用，而忽略了其前人探索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二、实学观念下的日语教学：变身管理者后的蔡元培
1898年8月，蔡元培弃官归里，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即为校长)，提倡新学。此“中西学堂”本为山阴乡绅、维新人士徐树立仿效天津中西学堂所倡建，有着较浓郁的西学风气。蔡元培主事的三年间，按自己的新学思路对既有课程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增设了物理、化学等西学科目；外语课程则在原有的英语、法语的基础上增设了日语课程。从其日记中可知，日语教员的聘任取的是中日合璧的原则。上文提及的中川氏和藤乡氏便为其中的日本教习。翌年8月1日，又延聘当年与自己“同学和文”的同窗何阆仙“居日新斋，检束学生”。“中日合璧”的聘任方案或是基于师生交流沟通方面的顾虑，在几个月前他曾有过这样的体验：“至保安桥东亚学堂，晤教习某君，华语颇艰涩，不能畅谈。”(1899年4月14日)有一定东文基础的蔡氏自己尚且如此，毫无东文基础的学生与日本教习沟通之艰难可想而知。对日本教习的顾虑在后来终被验证。在半年多后，即“得东文学生函，言藤乡教育之无法，各学生徒费学时，了无进益，遂决意解约”(1900年4月13日)。尽管学的是多少有些“三脚猫”的日文，但与日本教习相比，蔡元培与同窗何阆仙似乎更能体悟国人的日语认知特点，至少在蔡的日记中未见对何氏的投诉——显然，前一阶段东文学习的切身体验为蔡、何的日语教学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在与何阆仙共同制定的课程计划中，蔡元培要求：“和文课程，更定以先一小时授读本一课，限第二日默写，以后。小时译汉文为东文，以讨文法。”(1899年8月1日)四个月后的12月8日“始讲和文天尔波(即助词、助动词——笔者注)”。由此可推断，学堂当时的日语教育已较为科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有了日语的专任教员和启蒙读本，并通过“汉译日”以及虚词的专项训练强化对日本文法的理解与应用，此外还制定了明确的奖惩制度。对于学业优异者，学堂的奖励也颇耐人寻味——“命题课塾中诸生，奖以《经国美谈》”(1900年12月1日)。《经国美谈》作者矢野龙溪不仅以日本立宪改进党领袖、驻清公使的身份活跃于政坛，还是一位从事政治小说创作的业余政论家。日本政治小说的创作是在日译西方政治小说的孕育下诞生出来的，而与日本传统文学超政治性、非政治性不同，“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经国美谈》作为“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经由梁启超等人的积极译介和鼓吹对中国有志于维新、革命的新学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以该作作为奖赏，其用意不言自明。而由此可见，蔡氏非但以日本语言作为了解西学的工具，还有选择性地将日本政治文学作品作为向新式学生灌输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媒介。除了开设专门的日语课程，蔡元培还一直筹划以日本的教科书改造中国的学校教材。在日记中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构想：“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种教科书，有可通用者(如动、植、理化之类)，有须特撰者(如读本、地理、历史之类)。兹译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学人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1901年3月26日)
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东文水平的显著提升，蔡元培的阅读面已不仅限于简单的东文基础读本。《经国美谈》与《西国立志编》([英]Samuel Smiles：SelfHelp，[日]中村正直译)等讲述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科技发明的著作让他兴奋不已。而不同于前一时期，在此期蔡氏的购读的书目中也不乏《日本风俗》、《东京游学案内》等描绘日本本土风土文化的日文原版书籍(1900年11月13日、1901年5月12日)——蔡元培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理解由感性的想象阶段向理性认知阶段切近。总的看来，中西学堂时期的蔡元培，作为东文学习者已经超越语言层面的学习，开始广泛涉猎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并将自己涉猎的新学知识有选择地、策略性地灌输给学生。作为教育家和管理者，通过较规范的课程设置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开始了近代日语教育的最初尝试，和以日本教育体系改造中国既有教育模式的最初构想。
这种构想的贯彻落实是在半年多之后。1901年8月，上海的南洋公学特班开学，蔡元培被聘为特班总教习。由于天津中西学堂与上海南洋公学同为太常寺少卿盛宣怀所创，其中活跃的西学氛围蔡元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所谓“特班”，盛宣怀在上呈的奏折中解释为“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该班的成立实际上是解决上院缓办、人才急需的一种折中形式。特班的入学选拔极为严格，该班章程中称“于上院中院之外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于西学者”。可见，入读者多已是当时学界俊彦：“四十人中有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谢澄(今名无量)、李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入丰南洋公学特班后，蔡元培对已有课程做了系统的整合与改造。然而，最让特班学生感觉受益的似乎并不在正课的教学。其高足黄炎培就认为“吾辈之悦服吾师，尤在正课以外，令吾辈依志愿习日本文，吾师自教之”。这种“正课之外”、业余性质的“和文汉读法”课程在1901年10月即被列入“高级课程”计划，而真正付诸实施则是1902年2月17日：“学生有愿习和文汉读者，是日始课之。嗣后，月、水、今日为常课。”并为此托友人“买日本字书数种”，以备教学之用(2月18日)。至于为何要在正课之外开设日文课，蔡氏与学生的说法综合起来不外有三：一、“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换言之，即应学生的需求而开设。二、日本书的价格较之欧美低廉。蔡元培认为“今后学人需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