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雪泥鸿爪念旧事 教学相长寄后人
作者：孙继成 沈 弘
把少修的课程和未写的论文补上，即可申请。相比之下，我们的学位制度比较死板，时间也长，硕士学位要2年半至3年。
从开设的课程来看，中国大学当时还停留在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但悉尼大学给英语系开设的课程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文体学、文学批评等：语言学系的课程有普通语言学、功能语法、翻译理论、英语变体、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课程。
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在堂上讲课，每门课至少一个学期。悉尼大学则强调采用“讲习班”的形式，以学生为主体，每个学生要负责准备一两个题目向同学介绍或汇报，然后全班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处理疑难问题。每门课都要交两篇课程论文。作为每门课的参与者，你会发现每门课都是阅读课(如每门文学课都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部小说；语言学课要看参考书籍)，每门课都是听力课(你要听懂老师讲课和同学发言)，每门课都是口语课(你要参加讨论、发表意见)，每门课都是写作课(你要学会记笔记和写论文)。
结合在此期间派往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进修教师的经验，我认为：教育部自1980年起派中青年教师出国对外语界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它表现在：(1)充分体现了党的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臭老九”有机会出国。(2)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为日后接班工作奠定基础。(3)整个选拔工作是在全国公开进行报名和考试下进行的，保障了出国人员的质量。(4)自八十年代后，我国英语教学才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
五、教学与行政
多数教师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业务好的人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教学和研究方面，对于行政工作不内行，也不专业，对行政工作大都采取回避态度。这一问题在北大英语系尤其突出。对于辅导员和系主任等行政职务，教员能推就推。但是，行政工作毕竟还需要有人来做。因此，有些教员只好牺牲自己的专业发展来承担一些行政职务。为了公平起见，北大英语系在职称评定方面做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教学建设(教学任务)，二是学科建设(学术带头人)，三是行政建设。对教师晋升职称要做综合评定。这样对于担任行政职务的老师来说，相对比较公允些。在专业建设方面，系主任要强调专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根据个人兴趣有所偏颇。北大英语专业的文学传统和特长不能丢，但语言学专业也要进一步加强。
我担任系主任期间，对于文学、语言学以及大学教学等三大片都做了一定的工作。期间，陶洁老师编写了美国文学教材：在大学英语教学方面，我们成立了大学外语教研室和研究生教研室，并积极从英语系的硕士毕业生中来补充教员，提高大外的教学质量。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大学外语教学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
六、研究生培养
1981—1982年，北大西语系的第一批博导在招收学生方面都太保守。他们一开始对报考的学生都不满意，都没有招到自己的学生。后来，国务院规定，如果博导三年内不招生，就要取消其博导资格，这样他们才开始招生。当然，高要求是件好事，但也要顾及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相对来讲，现在的博导资格又过于冒进。有的博导自己都没有写过文章，他们如何能够指导博士生做研究。
按规定，北大的博导都是一年招收一个或两个博士生，或者按照自己的水平来安排招生。现在博士生做研究的外部环境也比较好，参考资料多，国际会议也比较多。我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好现在的便利资源。
研究生培养方面，我觉得，现在的研究生在工作方面考虑的比较多。我希望博士生要进一步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大学体制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研究为先，要做好真正做学问的各种准备。记得我的导师韩礼德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回应过：你们不要给我提问题，自己要学会解决问题。学生在讨论和争议中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对于研究方向和选修课程的关系，我将在近期的北大外院的“语言学沙龙”上作专题报告。
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上，各个国家也不一样。英国比较强调depth(深度)：研究生自己看书，参加Seminar(研讨会)，摸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使自己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美国对研究生的培养在于“广”，知识面要广些。
七、“英语并不仅仅是工具”
我对中国的英语教育有自己的看法，我比较反对1986—1987年提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方案，其基本观点就是“英语仅仅是工具”。复台型人才就是要求学生学习第二专业，经济或旅游等热门专业。对此我当时只能服从，但不苟同。我认为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定的内涵，英语专业照样可以培养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
1986—1987年，英语界的有些老师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主要原因是社会上对英语专业的需求所致，仅是从就业的角度上来考虑英语教学，结果就会打乱英语教学的内部规律，导致学生的语言基础不好，培养出“四不像”的人来。在培养学生兴趣和拓展知识面方面，学校可以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专业课程，修满8～10个学分就可以了。而不能硬性要求学生去修其他专业的课程，不能给学生“指腹为婚”。由于外语界顶不住当时的外界压力，为了学生的就业，调整学生的专业显得过于随意。
从英语专业内部来说，我一直反对这一做法，不能只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来看外语学科的发展，应该提倡多元培养，李赋宁先生也意识到文学和语言学要互补发展。另外，在学科发展方面，更不能把政治纠缠进去。
现在英语界的一些老师也开始提倡“通识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北大出版社也陆续推出英语专业的教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听说读写译。这一认识的转变经历了20年才得以完成，可谓来之不易。
21世纪的英语教学，应该是文学和语言学并举的时期，两者不可或缺，不可偏颇。
八、北大英语系语言学的发展史
北大英语系的传统是以文学为先。最先开语言学课程的是姜望琪老师。姜老师是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北大本科毕业后去了英国爱丁堡罗大学读了个英语硕士，1980年底回国任教，比我早半年开设了语言学课程。1981年，我开设了应用语言学课程。
当时老先生给硕士生开课很少，我回国后陆续给硕士生开了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等课程。1984年祝畹瑾老师回国开设了社会语言学课程。在硕士生培养方案中，我要开英语语言学流派、应用语言学，最多轮流开了四门课。从专业角度来看，我是不大专，但当时的形势要求我要广博，要博而不专。
后来，王逢鑫老师也从大外教研室进入了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高一虹和钱军也博士毕业。这样，语言学的课程开得就比较多，有祝畹瑾老师的社会语言学，申丹老师的文体学，高一虹的教学法，我自己只保留了3门课。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北大英语系语言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也比较多。我从1984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1985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在北大培养了9名博士生，在北师大培养了10名博士生，共培养了19名博士。
对博士生的培养，我态度比较开放，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来指导，在学问和做人方面进行全面指导。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