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雪泥鸿爪念旧事 教学相长寄后人
作者：孙继成 沈 弘
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为一对印度共产党夫妇当翻译。他们都是印共中央委员，女方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学习中国的妇女工作经验。走进全国妇联的报告厅后，我很高兴见到了蔡畅、邓颖超、帅大姐等领导同志，但是会议开始后，当我翻译到街道委员会、里弄组织、结婚离婚复婚重婚，以至例假、女用卫生巾等妇女专题时，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当天晚上我就向领导提出换一位女同志来翻译，我终于在12月份回到北京大学报到，回到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生生活。
返校后，学校通知我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甲班学习，我非常高兴，因为甲班的程度略高于乙班。不久，期末考试，成绩还居中游。我在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分别为俞大綑先生和赵诏熊先生，翻译老师为潘家洵先生和张谷若先生，报刊选读由钱学熙先生教，口语老师为美籍华侨伍鸿声先生教，课外阅读为徐华樑先生教。我的选修课程主要有王瑶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王铁崖先生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以及马列主义等课程。
我在北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学生的职责。我1952年7月入党，先后担任台校后的中西俄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中西俄团总支委员、西语系团总支书记，思想上我一直认为革命工作最重要，因此对学习不重视。来自原燕京大学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外号“fooling”，取fooling around之意，即到处晃荡，不务正业。
在北大西语系教授中，俞大絪先生的精读课在国内享有盛名，不时有兄弟院校的老师前来观摩听课。教材是从苏联引进的The Advanced English。俞先生对activewords的处理摆脱了传统的词汇教学法，而是让我们当堂用口语就一定量的活用词编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或连贯的描述，可以说她早就具有语篇语言学的思想了。
李赋宁先生来北大后已不在我班任教，可对我的学业仍非常关心。在四上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我，要我把我的全部作文拿到他家，返回时给我如下的评语：“文章优点是思想内容充实丰富，表现手法含蓄有力，以‘小东西’一篇为最精彩。缺点是文章尚不够流畅自然轻松，主要原因是对英语掌握尚不够好，应努力多读、多学有用的phrases和idioms，尤其是注意这些正确用法，要学会用得恰当自然，多注意文字的语气，多朗诵好文章，学习好文章的流畅。李赋宁。”
1954年，我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了部队工作，而19年后，即1972年底，我又重新回到了北大西语系工作。在1973年的春季学期中，我正式参加了邓懿先生领导的教学小组，对象以陆军学员为主。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离校后，我调入吴柱存、邓懿两位教授牵头的教学小组，学生为越南外贸部派来的进修干部。我负责听力教学。教学内容为VOA和BBC的新闻广播。我把录下的材料转成文字，我在中学时练就的听写功夫还用得上。有听不清楚的，请美籍老专家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审核把关。此外，我为学生找到了有关日常生活、商务、科技等系列听力材料，颇受越南学生欢迎。我从事听力课教学的主要体会就是多听，听不同内容的材料，不光听英美人讲的英语，也要听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讲的英语：最好不带耳机，顶着噪音听。
1975年把越南留学生送走，我开始挑重担了，担任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小组长，直到他们三年毕业。教学任务不重，因为学生是从ABC学起的。但如何应付“四人帮”追随者无时无刻的监督和上纲上线，这却需要智慧和耐心。这里不一一赘述。
从教学看，我认为三年一贯制的教学小组有可取之处，如师生关系融洽，老师了解学生，教学中常能对症下药；对老师比较公平，每个老师都有机会从基础阶段教到高年级。但这种组合也存在很大弊病，学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老师，不能从不同老师的长处获益。其次，由于起点是一样的，人们往往要求同样的进度和效果，在那个时代特别要求“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以最好的最有经验的老师教最差的学生，从教学的投入和产出来看，这是否合算，可以讨论。
1978年，我考取教育部第一次选派中青年老师出国的进修名额，次年2月，我告别了相处将近3年的1975级工农兵学员，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学习，从此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新的航程。
四、出国进修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已发现“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教师队伍的断层。有的老教师在运动中含怨而死，有的已临退休年龄，有的政治问题尚未搞清，因此自1973年起每年派遣工农兵学员或年轻教师出国，短则数月，长则两年。由于他们底子较差，回来开不了专业课，因此在1978年初教育部改派中青年教员出国，但要经过全国考试选拔。有的老讲师怕考不上有碍脸面，没有报名。我则自认水平不行，需要学习，考了再说。这样，我被编入去澳大利亚学习的一组。去澳大利亚的原本有十人，但临行时有一位因肝炎未能成行。这9人分别是杜瑞清、侯维瑞、胡文仲、胡壮麟、黄源深、龙日金、钱佼如、王国福和杨潮光，我们于1979年2月21日离京。
临出国前，我们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统一了出国学习的认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胡文仲是领队，我是党小组长。在集训时小组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进修，学习外语主要深入社会生活，与澳大利亚人打成一片，才能提高口语能力；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完全按当地大学的要求，听各种课，把学位拿到手。这样，我们回国后能接老先生的班；其次，我们都是40岁左右的人，以前没有机会念学位，不抓住这次机会，以后不再有机会了。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会议不做决定，是否念学位由各人自己考虑决定。事后证明，每个人都拿到了学位，回国后开设各种课程，成为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外国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很不了解。我和西南师范大学的龙日金和北京经贸大学的杨潮光情况好一些，因为我们主修在语言学系，而语言学系的系主任韩礼德(M.A.K.Haliday)曾是罗常培和王力的学生，对中国比较了解，同意我们攻读硕士学位。但在英语系的几位碰到了一些困难，最初英语系不让他们念学位，只能选本科生四年级的课。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中国学生的语言水平、文学修养、理论水平并不比澳大利亚本国学生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留学生水平差，因此在第二个学期他们就补办了攻读学位的手续。
澳大利亚的大学教育制度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他们的本科分三年制和四年制。前者成绩合格，不写论文可获得B.A.(Pass)的学位，后者需多修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获得B.A.(Honours)的学位。硕士生培养也是如此，获B.A.(Pass)者可以攻读M.A.(Pass)学位，获B.A.(Honours)者可以攻读M.A.(Honours)学位。如果有B.A.(Pass)学位者，日后想攻读M.A.(Honours)的，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