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要充分重视基础课教学
作者：陈 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国化学化工基础课教学的改革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有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不断前进的课题。重视基础课教学是我国许多名校的优良传统，一批著名老一辈科学家和大量中青年教师都曾在这块土地上努力耕耘，为教材、实验室和基地的建设作了出色的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教材编写小组到后来的课程结构小组，再到后来的几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历时40多年，一批来自各高校的同志团结在一起，为提升教学水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席本次会议，如北大的张滂院士，童沈阳、华彤文和常文保教授，厦大的田昭武院士，吉大的孙家钟院士，北师大的刘若庄院士，复旦大学的邓景发院士，南开的汪小兰教授，原华东化工学院的朱明华教授，浙大的俞庆森教授等难以列全，都曾经在上述学术组织中作过重要贡献。当我们聚会讨论教学问题时自然会想到他们，特别还应该提到的是原教育部高教司的陈祖福同志，他深入教学第一线与教师广交朋友，努力为提高基础课教学创造条件，为大学化学教学研究中心、大学化学杂志以及理科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等的创办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想前人的奉献和榜样，看眼前的实际和问题，使人感到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当前讨论办好本科教育特别是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有这么多年轻同志专程为研讨基础课教学与会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深盼在这“漫漫”路上通过大家共同“求索”，能够克服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探出一条适合我们国情、提高教学质量的道路。
南京大学“十一五”本科生培养规划中有两句话：“牢固地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和“确保一流的教师讲授本科课程，确保学生得到一流的培养”。这两句话无疑是正确的，高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对一个人的一生会产生重大影响。读本科时，年轻人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人生观、方法论正在形成，这段教育对学生涉足社会后的工作和终生学习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基础课教学的成功与否是本科教育的一个关键，具有名副其实的打基础的意义。上述第一句话所强调的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本是人们的共识。第二句话讲要一流教师讲授本科课程，要学生得到一流培养，我国的许多名校在“文革”之前也都是这么做的，这也正是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把这些都写在规划中，用心良苦，也表明在现实中还没有能把教学工作放到中心地位，没有能把本科教育放到基础地位，还没有能做到一流的教师讲授本科课程，没有能确保学生得到一流的培养。
教师对一所学校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论述。小平同志讲：“一个学校……关键是教师”；竺可桢认为：“—个学校……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哈佛大学的一位校长也强调：“大学的荣誉在于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住脚，教师一定要出色”。我国素有“天地君亲师”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为什么把教师提到这么高的地位?因为教师对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的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有重要影响。现在有一些著名学者在建议重办西南联大，他们在怀念五六十年前的一所学校。众所周知，在那20世纪40年代抗战内迁时期，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差，但是教学第一线上却是名师荟萃，教学质量很高。杨振宁先生在1982年讲过：“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在西南联大听王竹溪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其实我国许多名校的情况也类似。以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大学为例，基础课上就是名师会聚，教我们普通化学的是倪则坝教授，教无机化学的是戴安邦教授，教分析化学的是高鸿教授，教有机化学的是高济宇、李景晟、陶桐教授，教物理化学的是李方训、傅献彩教授，这当中许多人都是化学界的领军人物。当时，重要的外系课也是如此，如为化学系学生教理论物理的是程开甲教授，他后来被评为“两弹一星”的元勋；教化工原理的是时钧教授，他后来被誉为“化工研究和高校化工教学的一代宗师”。这些名师中许多人是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认真负责，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们在教学中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不仅讲授专业内容，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潜移默化。
最近在报刊和一些场合不时可看到或听到人们对高校本科教学的议论，其中不乏一些权威人士的批评，例如：“现在很缺好教师给本科生上课”；“现在教授既不教又不授”，等等。看来这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南京大学也不例外。南京大学有30位院士、50位左右长江学者、近百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其中在基础课教学第一线上的寥寥无几。大家心中明白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也没有人公开说就应该这样，而且有的地方已经采取一些措施促使教授上讲台，但似未见明显成效。这是怎么了?难道说这么多的骨干教师对本科教育对基础课教学都不重视了?是否可以试分析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探讨一下可能的解决途径?
二、事出有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大学功能发生了变化。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高校在恢复教学秩序的同时日益重视科研工作。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三大功能是：教育、科技和为经济建设服务。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百年校庆时充分肯定了高校取得的进步，指出：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近20多年，我国高校的一个明显变化是逐步地从主要从事教学变成教学和科研并重，有的地方实际上更加重视科研。在“985工程”、“211工程”的推动下，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3年高校科技经费比1996年增加了5倍，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建设一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追求中，许多高校想方设法，包括政策上的倾斜和激励，争取科研任务，提升科研水平，增加对科研的投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高校的扩招。我看到一个资料：1993年，高校师生比为1：6.5；1998年，升到1：11；2001年，再升到1：18．6。据统计，有30所学校的师生比竟然已高达1：25到1：41(《高教研究与探索》，2005年第4期)。显然教学任务有了大幅度而迅速的增加。南京大学教务处的同志给我一组数据：1995年，南大有1711位教师，6796名本科生，1825名硕士生，584名博士生，师生比大体上是1：8。2005年，南京大学本科生为12202名，大约翻一番；硕士生6767名，增加约3倍多：博士生3197名，增加约5倍有余；教师为1962名，只增加约15％。学生数与教师数增加的差别如此悬殊，教师负担的明显加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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