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人教版七下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
作者：陈晓涛
古代汉语中的“作”，意义很是丰富，有“写作、创作”、“从事某种活动”等多层意蕴，非常符合文章的主旨——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和作为民主战士的闻一多。
编者们不了解“作”的多层意蕴，把它改成了意蕴相对单调的“做”，也许比较符合小学生的简单思维，传统文化的匮乏可见一斑！
本文删改的唯一功绩在于避免误导青少年吸烟：
原文：“红锡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课文：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音乐巨人贝多芬》的出处注释不伦不类，我在这里给编者们列一个范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散文选 1918-1949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连人家的标题都改了，可课文注释只字不提“删改”二字，原题为：“贝多芬：一个巨人”。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们可能有自知之明——自觉删改的水平不够高，索性不加注明，以免贻笑大方。
开篇就是无关痛痒的删改：
原文：客人敲开了贝多芬家里的门。
课文：客人敲开了贝多芬的家门。
结尾亦是无关痛痒的删改：
原文：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内希望写出的音乐！
课文：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中间还有无关痛痒的修改：
原文：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径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于是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管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课文：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直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枝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全都是一些自作聪明，无关痛痒地删改！
不知哪位编者从哪里搞到了一本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于是有了《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一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此文讲的是一群男人星期天下午在福楼拜家的聚会，我一读就觉得恶心：
课文：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
课文：屠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晳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
课文：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叙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
充满暖昧的语言，赤裸裸的情色描写，让我怀疑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同性恋者，倒不如换个题目——《福楼拜的男人世界》！查阅资料之后，我这可怕的念头得到了证实：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内，福楼拜先后与阿尔弗莱·勒普瓦特万（Alfred Le Poitevin，1816- 1848）和马克西姆·杜冈（Maxirne Du Camp，1822-1894）保持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关系，二人构成了一个二位一体的男人世界，在它的外围是路易·布耶，路易·德·科莫兰和晚辈居伊·德·莫泊桑。福楼拜终生未娶，虽然他的生活中不乏女人，如著名的路易兹·高莱，但女人似乎只是闯入男人世界的过客，男人才是福楼拜的精神寄托和知己。从福楼拜的通信集中(其中与勒普瓦特万——和杜冈的相当一部分信件已被当事人毁掉），我们可以读出二人暖昧、排他的关系。（杨国政，福楼拜的男人世界，国外文学。2001.02）
福楼拜的研究学者发现，福楼拜的生活中充满了妓女。此外，他与一些男人有超友谊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福楼拜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喜爱开罗澡堂里的男仆。也就是说，福楼拜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恋。
我历尽辛苦，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仔细比照原文和课文，对编者们的删改依然是痛心疾首：
原文：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最后再单独和每个人讲一小会儿，紧紧握握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课文：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单独讲一会儿话，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原文流畅，平和；课文把“握握”改成“握住”，使动作不再连贯，“握握”之后，才能“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基本的生活情理都不顾及，拙劣的删改可见一斑。
本册教材第四单元课文的主题是“文化与艺术”，所选的文章虽然与主题搭些边，但实际效果却是索然无味，坏了学生胃口。
当下，在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令人痛心而又精辟的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恐怕得归功于众多所谓“专家”、“学者”、“名师”们的努力。
第一篇课文就是鲁迅先生的《社戏》（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 坟 热风 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编者大人们删除了开头作者叙述了“我”成年后在北京两次看戏的经历，联想到近来，善于做秀与折腾的教育专家们把京剧（具体来说是“样板戏”）纳入中小学教育，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生怕作者对京剧的不满与厌恶感染了师生。然而，很多的自作聪明都是愿与事违。
在讲鲁迅的名作《社戏》的时候，我的学生昏昏欲睡，站在讲台上的我开始大发雷霆：“你们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不愿意学，学不好，你们算是中国人吗！”
“我们都没看过社戏，再说鲁迅写的这些都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十万八千里，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的一个学生开始顶嘴。
“就是啊，老师你知道鲁迅看的是什么戏吗，演的是哪一出啊？”
……
我曾自信能回答学生所有的语文问题，然而这次面对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却哑口无言了。80后的我除了对话剧还有一丝印象之外，对于传统戏剧除了知道几个诸如“京剧”、“昆曲”、“黄梅戏”之类的名词外，其它的的确确是一无所知，何况是90后的他们？
不要说我的学生没看过社戏，就是作为老师的我，也根本没见过社戏——更不会对社戏感兴趣——我们现在喜欢的是欧美的影视大片，韩国的超级电视连续剧，估计鲁迅的家乡现在演社戏也不会有什么人看了，电视机、影碟机的普及早已把传统的戏剧挤到了一个死角。
结合《社戏》中被删节的内容，再读社戏，我还是很有感触的。被删的章节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混乱、污浊，与“我”少年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率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用惯用的夸张笔法写出了生存空间的狭小、污浊，对个体生命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挤压，如一到戏台下，“耳朵已经嗡嗡的响着了”，“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一个胖绅士被“挤小”了，“我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看到长凳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等等，以至于两次写下类似的文字：“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忽而使我省悟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由于这两回看戏的体验，作者很自然便想起那令人难忘的“社戏”了。“社戏”的演出是在“野外”，这里的“野外”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空间，更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存空间，这空间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自由，这也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因为在这里，“我”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在这里，“打了太公，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在这里“我”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挖蚯蚓、钓虾、放牛；在这里，看戏归来饿了，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偷”豆。心灵的轻松和沉静，使“我”闻到了江南泥土的芬芳、豆麦的清香；使“我”听到了横笛声的宛转、悠扬；使“我”看到灯光中的戏台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对于“咿咿呀呀的唱”尽管扫兴，却也能“忍耐的等着”，等不及了就吁气、打哈欠，甚至连溜走也随随便便……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拘无束，一切都是那样充满生趣。此外如外祖母的慈蔼，母亲的关怀，也都让人倍觉亲切。在这临海的小村里，自然与人情融为一体，人情之质朴、淳厚如那里的山水一样令人沉醉、感动。但是这一切后来都成了美好的回忆。童年的世界成了鲁迅精神的家园，成年的他，在孤寒的现实世界里，只能靠回忆往事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