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
作者：何九盈
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在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取得如此突出而又巨大的成绩，可证当时的语文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汉语发展的历史方向。语文工作者也都怀着满腔热忱，开拓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语文新天地。
但语言规范初见成效之日，也就是语言牢笼渐渐建成之时。此二者本无内在的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由于连年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教运动等，都离不开“口诛笔伐”，离不开“斗争哲学”。十多年的运动，已经做了长长的铺垫，终于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又是十年。历次运动的恶果是：汉语语言文字丧失了生机，丧失了多彩多姿多元化的风格。语言贫乏、空洞，面目狰狞。话语垄断，话语暴力，触目惊心。“文革”语言更是杀气腾腾，野蛮之极。1968年4月30日笔者在武汉市街头买了一本《战地黄花》，里面有一首诗：
砍掉脑袋碗大个疤
长矛穿胸开红花
老子舍得一身剐
敢把麻谭拉下马
1968年9月在北京出版的一本《送瘟神——全国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其中的语言文字出自文人之手，同样不堪入目。现摘几条在这里“示众”，看当年的语言文字是何等恐怖堕落。例句中所谓的“黑线人物”，现在均用×××代替：
“××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如此卖尽力气为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已经堕落为民族的败类，时代的渣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终于被揪出来了。我们必须把他斗倒、斗臭、斗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语言暴力的产生有政治暴力、政治恐怖作为背景，也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鲁迅的语言文字和毛泽东的语言文字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比较软性的美文，不是“小资情调”，就是“大毒草”。鲁迅匕首式的文字、投枪式的文字、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文字，还有打落水狗的文字，在“文革”中被极左思潮利用，编成语录，作为打击“敌人”的理论依据。我手头保存一本1967年11月出版的《鲁迅语录》，只要看一下目录就知道“录”的是些什么“语”了。“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阶级和阶级斗争；三、革命；四、革命者；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六、痛打落水狗；七、‘韧’的战斗精神；八、注重现实斗争；九、痛斥反革命两面派；十、破旧立新；十一、人民群众；十二、为人民服务；十三、思想改造；十四、思想方法；十五、青年；十六、文化艺术；十七、其它。”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1957年反右的许多文字，在“文革”中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革”中的某些斗争方式就直接来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曾经有人说：“我们这一辈，在中学时代把鲁迅读烂了，所以一落笔，就‘变风变雅作矣’。一经胡公（按：指胡适）点破，也颇自觉有失温柔敦厚之道；士君子读书作文，为什么一定要走鲁迅那条尖酸刻薄的道路呢？”〔14〕还有人说：“由于鲁迅的文体能自成一格，机敏与愤怒在白话文里生了根，后起的白话文作家很难摆脱它们。在白话文的发展中，这种依赖机智，依赖仇恨和侮辱的字汇的趋向，和这种真地把中国语文的坦途缩小的责任都应由鲁迅来负。但这种文体对模仿者有很大的限制，鲁迅本人在其中却是游刃有余。”〔15〕
对这些说法应取分析态度。鲁迅的尖酸刻薄、愤怒与仇恨是用来对付真正的论敌的。鲁迅遭受了那么多的围攻、诬蔑、谩骂，他有理由仇恨。即使这样，鲁迅也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6〕至于在“文革”中，极左分子和极左思潮还利用鲁迅语录来搞所谓“大批判”，那是从根本上就混淆了敌我矛盾，责任当然不在早已去世的鲁迅。
毛泽东的文章的确也是白话文的典范。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称“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并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将毛泽东与鲁迅相提并论，并无不当。问题是毛泽东晚年就把敌我矛盾搞错了，正如邓小平所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17〕
毋庸讳言，汉语语言文字一度成为暴力工具，成为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跟毛泽东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当然，历史原因也不能不考虑，既然机敏与愤怒在白话文里生了根，群众就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被利用，他们把愤怒和暴力施加给所谓的“牛鬼蛇神”、所谓的“阶级敌人”，造成种种悲剧、惨剧，不能不说白话文的传统有问题。汉语语境中的“愤怒”遗风、“文革”遗风，至今并未彻底消除。
5.第五阶段（1979～）
第五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后期简直不是发展与继承的关系，而是拦腰斩断，重打锣鼓另开张。若论历史来源，第五阶段乃遥接“五四”，重新启蒙，是第三阶段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优秀的语文传统的大发展。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语文领先。对于汉语语文来说，改革就是革掉语言暴力，唾弃祸国殃民的语言暴力。开放就是打开语言牢笼，把备受扭曲的语言魂从牢笼里解放出来。扩大阅读面，恢复汉语的生机，恢复汉语的传统，给汉语注进新生血液。汉语要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语言竞争。
百余年的语文转向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是互动关系。十年“文革”，现代化的进程已完全停顿，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政治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迅速粗野化、沙漠化，学业普遍荒废，文盲大量增加，阅读范围只限于“红宝书”，跨文化对话等于零。语文当然不可能朝着进步的方向转变。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是要使中国重新跨上现代化的骏马，驰骋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广阔天地之间，语文的责任就是要为现代化鸣锣开道，一切阻碍或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语言问题、文字问题都在变革之列，这种变革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适应改革的机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又要礼拜孔子，携手港澳台，乃眷西顾了。尘封了几十年的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钱钟书一一跟读者见面了，甚至连张爱玲、苏青也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青睐。
现如今，我们的词汇面貌、语言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昔日那些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有的靠边站了，有的退休了，有的被扫进了历史的语言垃圾堆。与此同时，这20多年间出现了大批新词语。这些词语，有的已经进入全民通用语，成为常用词；有的只在一定范围内流行；有的词语比较少见，甚至是临时性的个人造词，或只是一种修辞技巧。
第五阶段的语文转向，除了汉语本体实现了词语“大换血”，在语言应用方面的空前突破是实现了汉字信息处理，也就是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汉字。